她確實是一代名妓，不但是因為她在性工作專業(yè)化方面的表現(xiàn)和發(fā)展，更因為她在推動妓權運動上的重大貢獻。 　　 　　8月1日，是官秀琴的忌日。 　　“秀琴”，一個普遍且道地的臺灣女子名。1954年，出生于臺灣北部宜蘭縣礦工家庭的她，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名公娼斗士，甚至臺灣第一名妓。
　　疾病與貧困捆綁著她的前半生。14歲時，父親病逝；23歲時，母親罹患重病。為替媽媽支付醫(yī)藥費，官秀琴選擇了出嫁，這樣她可以“賺取”18000元臺幣的聘金。婚后3年，卻因枕邊人有外遇而離婚。為了養(yǎng)活子女，她29歲下海，在臺北市萬華區(qū)賣淫，成了一名合法的“公娼”，靠皮肉錢來換取一家溫飽。
　　1997年9月，官秀琴投入性工作的第14個年頭，前臺北市長陳水扁斷然宣布廢除公娼，政治法令箝制了人類天性的“合理性”活動，讓官秀琴走下了“紅燈戶”的“小姐床”，毫不掩飾地走上了街頭，展開了歷時9年、500多場大小活動的臺灣妓運抗爭史。
　　 “一二”、“一二”。
　　1997年9月11日，數(shù)十名戴著帽子、口罩、墨鏡的臺北市公娼姊妹們，彼此手牽著手，拉成一排，齊聲喊著口號向前邁進。她們“蛋洗”著臺北市政府大門，要求政府撤回“廢除公娼”的決定，并爭取兩年的廢娼緩沖期。此時，43歲的官秀琴一個人走到了電視鏡頭前，“唰”地一聲，拉下了貼身黑長褲露出鑲著蕾絲邊的白色內褲，以及遭到警方毆打后的瘀青豐臀與大腿。
　　“我不怕‘見笑’(臺語：丟臉)，我站出來讓大家圍過來看，我今天有這個勇氣走出去，就是覺得我的工作并不是見不得人�！鄙砑鎲斡H媽媽、公娼、妓運斗士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官秀琴說，以前她也想過，自己做這一行，不知道別人會怎么看她，但是自從政府宣布廢娼之后，她就沒有顧忌了，決定站出來組成公娼自救會，為性工作者“除罪”。
　　她站在一堆受過高等教育、身兼律師的婦運領袖旁，高聲疾呼著：“阮（臺語：我）不是愛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
　　她總是頂著一頭烏黑的大波浪卷發(fā)，化著紅唇艷妝，參加娼妓國際會議，拍攝紀錄片寫真集，她爭取將臺北市歸綏街139號的公娼館――“文萌樓”列為文化古跡。在此同時，她還因不滿臺北市議員杯葛市府的緩廢娼案，與公娼姊妹們吞藥自殺，幸而獲救。
　　官秀琴不止一次說過：“一旦(娼妓)變成非法，什么人都可以騎在阮頭上，阮（臺語：我）只有低頭，求人手勢拿高，放阮一馬�！�
　　2001年，臺北市政府正式執(zhí)行廢娼政策，自始于1956年的公娼走入歷史。原本合法的性工作轉入地下化，官秀琴只好在臺北萬華區(qū)，與四個小姐合作經營私娼館。實時年過半百，她依舊要下海當“小姐”。等到“老客人”捧場享受片刻溫存，下了床之后，她又重新走上街頭，為性工作“除罪化”疾聲呼吁。
　　2000多個爭取妓權運動的日子里，官秀琴一肩承擔各種交際應酬，地方勢力、黑白兩道、警察取締、鄰里關系，都需要靠錢打點，支出愈來愈龐大，沒想到店里一位姐妹卻積欠地下錢莊龐大債務而“落跑”，而官秀琴剛好是她的保人。如同蜘蛛網的借貸連動系統(tǒng)，官秀琴只好不停地挖東墻、補西墻，被迫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每天要支付9000元臺幣。終日忙著接客、標會還債、應付警方的查緝，讓她疲于應付。
　　2006年7月30日，一位朋友提醒官秀琴，說：“政府拼治安要抓色情，臺北市又有暑期加強取締色情項目，你們到9月底前都最好不要開店。”聞言之后，官秀琴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旦無法開門做生意，又該如何填補眼前龐大的債務黑洞呢？
　　隔天，官秀琴打電話向朋友吐苦水：“我和政府苦戰(zhàn)這么多年了，卻等不到(娼妓)合法化。就算國民黨上臺，照現(xiàn)在這樣取締，合法化遙遙無期�！�
　　2006年8月1日凌晨，官秀琴找來了與她最要好的客人，苦笑著告訴他：“今晚的消夜是最后一餐�！彼�隨即失蹤了兩天，直到8月3日，浮現(xiàn)在臺灣北部基隆水?洞的海浪中。在岸邊礁石上，警方發(fā)現(xiàn)她的皮包，里面有一張紙條。墜海前，她寫下了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公娼斗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舍”。 2006年8月17日，被稱為“官姐”的她，只在臺灣媒體版面上“復活”了一天。報道這樣寫道：1997年，臺灣第一位公開現(xiàn)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權”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后生活艱困債務纏身，在基隆跳海自殺身亡。
　　自殺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際，一位公娼阿玲因房貸繳不出來，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間因就業(yè)困難的前公娼，有兩名割腕，兩名吞服安眠藥。
　　時至今日，臺灣性工作者爭取除罪化之路，仍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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