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一大批志士仁人為其前仆后繼。我們理所當然地、更多地將重點放在了革命黨人身上。而其實在此次大變革中，除了革命黨人之外，還有許多不同利益集團、不同立場的人加入到了這場革命當中，并在其中起到了甚為關鍵的作用。他們絕不是辛亥革命的配角。
　　
　　梁啟超：啟民之智于新舊交替之時
　　
　　從保皇到革命，從宣揚民主到重歸立憲，后人總結梁啟超總離不了“矛盾”二字。而他身處新舊思想交錯的時期，存在矛盾其實并不奇怪。
　　192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過去十年之后，梁啟超在他題為《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jié)之樂觀》的演講中說到辛亥革命的意義，“簡單說：一面是現(xiàn)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白發(fā)的憑借�！倍鴮τ谄渲械摹白杂X”，他進一步闡述道：“自覺，覺些甚么呢?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這兩種精神，原是中國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間，受了國外環(huán)境和學說的影響，于是多年的‘潛在本能’忽然爆發(fā)，便把這回絕大的自覺產(chǎn)生出來�！�
　　其實對于這種“自覺”可以追溯到1898年。是年，在維新運動推動下，光緒下詔明定國是，頒發(fā)了“準許自由開設報館”的詔令，中國統(tǒng)治者第一次“恩準”了新聞出版自由。但人民還未來得及享用此種自由，接踵而至的戊戌政變便讓各地興起的報刊紛紛�？�。政變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但卻未偃旗息鼓，繼續(xù)通過報章宣傳自己的維新思想。逃離中國3個月后，梁啟超就又創(chuàng)辦了《清議報》，繼續(xù)著“主持清議、開發(fā)民智為主義”的辦報思路。
　　甚至還可以再往前追溯。中國真正遭遇民族問題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愈來愈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國人關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開始進入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建構這一層面，具有了現(xiàn)代性的意義。
　　在西方現(xiàn)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傳人和影響，以及國內民族關系現(xiàn)狀和資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的背景下，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肇始于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和維新派，形成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先后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宣傳西方民族主義理論；針對當時國內民族關系的現(xiàn)狀，梁啟超還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名稱和“小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的概念。對此，他的解釋十分清楚：“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
　　維新派的這些探討，不僅是理論層面上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話語之張本，且在當時輿論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為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五族共和”準備了理論基礎。
　　迫于內憂外患，1906年，梁啟超代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國憲政報告》，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一些學者稱：對于民國創(chuàng)立，“從某種意義上說，1906年的諭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決定意義”。
　　到了1910年，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在穿越新疆時，拍下了一幅“新疆咨議局”的照片，雖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個普通的北方農(nóng)家院落，光禿禿的枝椏，一片冬天的荒涼，但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咨議局”畢竟是全新的事物。在當時廣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會上，高懸著“立憲萬歲”的匾額，會場上不同的服裝就是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風景：一邊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員，一邊是穿著新式校服的小學和師范學堂學生。
　　此時，民間立憲團體的紛紛誕生更是標志著時代風氣的轉換。浙江有“預備立憲公會”，湖北有“憲政籌備會”，湖南有“憲政公會”，廣東有“自治會”等等。避居海外的梁啟超也成為立憲派中的活躍人物。他一改幾年來和革命黨論辯中宣揚的開明專制和預備憲政思想，主張迅速立憲，實施君主立憲制度。
　　于辛亥革命本身，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也起了關鍵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奮筆疾書，聲援四川保路運動、聲討清廷“違法借債之罪”；一面參與謀劃宮廷政變及“國會請愿”，逼清廷兌現(xiàn)承諾。這些輿論上的宣揚，使國人對滿清覆滅有了思想準備。武昌首義事前并無周密策劃，隨后卻以省內議員多為立憲派的各省咨議局群起宣告獨立，給清廷以致命一擊。也正因于此，1912年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返國，京城轟動，歡迎盛況空前。
　　
　　袁世凱：“非袁莫屬”
　　
　　當我們談論辛亥革命結束了封建帝制，開創(chuàng)了民主共和的政體之時，對于促成這一成果的實現(xiàn)，除了革命派的力量外，袁世凱是一個怎么也繞不過去的重要人物。
　　直接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說起吧，此時，袁世凱被清廷重新起用。在清末民初這個大的社會轉折時期，清朝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勢的力量寄托在袁氏身上，所謂“非袁莫屬”。其實，最初清廷啟用袁世凱的時候，只是授他為“湖廣總督”。如此輕權，他當然拒絕，之后，袁世凱提出六個條件，不應允則絕不出山。此六個條件為：“開國會，組責任內閣，解黨禁，寬容起事黨人，總攬全國兵權，寬與軍費�！鼻八膫�條件是屬于“政治性”的內容，后兩個條件則是“軍事性”的，畢竟軍隊是袁世凱政治力量的構成與來源。之后，袁世凱即被授予內閣總理，此際乃袁世凱真正崛起之時。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29日，被17省代表在南京推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計有候選資格者3人：孫中山、黎元洪、黃興。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孫中山得16票，黃興得1票。選舉結果揭曉時，“眾呼中華共和萬歲三聲，是時音樂大作，在場軍學各界互相祝賀，喜悅之情，達于極點”。然而，事隔兩日，選舉之日的喜慶與熱烈就消失了大半。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時，再三聲明，任臨時大總統(tǒng)之職只是暫時承之，以待賢者。
　　滿腔熱情的領導者們并未看到列強對新政權的肯定，相反，袁世凱卻得到了列強的支持，因此，革命軍希望袁能加入革命，帶來根本而快速的勝利。另一方面，已經(jīng)奄奄一息的清廷已將權力傾囊授予袁世凱，以圖其能拯救清室。同時，各省都督府代表聯(lián)合會議決定：袁世凱如“反正”，當公舉其為臨時大總統(tǒng)。
　　不久，袁與革命黨開始在上海舉行談判，底線就是“君主立憲”，保留清廷的名義，雖然當時革命浪潮已席卷全國，但他對共和制度依然不信任，雖然他也認為民主共和派為“進步黨”，但仍堅持其立憲主張，主張在“君主立憲”的框架內解決問題。但是，當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后，民主共和呼聲漸成主流，孫中山內閣也匯集了當時的社會精英，“君主立憲”逐漸失勢，袁世凱似乎只能順應歷史的潮流，開始松動了。
　　在孫中山的一再懇請下，在清皇室已名存實亡的情況下，袁世凱似乎不是很積極地 附和了共和。當然，他附和共和，也與列強的態(tài)度，及他的外籍幕僚的建議不無關系。袁世凱一貫很重視列強的態(tài)度，也與外籍幕僚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讓清室退位，袁世凱接受共和，出任總統(tǒng)之職，統(tǒng)一南北，已成當時的主流意愿。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凱順利地接過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成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接著成了首任正式大總統(tǒng)。
　　總以觀之，袁世凱先領清廷之權柄，再獲革命黨“臨時大總統(tǒng)”之位的許諾，迫使宣統(tǒng)皇帝遜位。清朝統(tǒng)治，就此告終。但從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以觀，立憲派、革命黨以及袁世凱三方的合力，終使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就此結束，當是歷史的進步。
　　
　　宋教仁：革命僅是手段
　　
　　宋教仁一生短暫，但留給后人頗多。如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實行民主共和；制定資產(chǎn)階級民主共和的法律；民主憲政思想以及地方自治思想等等，其中最寶貴的則是他的民主憲政思想，而此民主憲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則是他的責任內閣思想。
　　要理解民國初年的民主政治運作，內閣制是重點，宋教仁很關鍵。
　　武昌起義后，宋教仁卻因病未能及時趕到武漢領導革命，致使領導權落到舊官僚黎元洪和湯化龍手中。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與黃興趕到被袁世凱重重包圍的武漢，準備與新政權共存亡。
　　在此期間，他主持了鄂軍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頒布，同時完成了《鄂州約法》――“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性文件”的撰寫，后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即以此為藍本。其中雖明確規(guī)定“都督有總攬政務、統(tǒng)率水陸軍隊、任命文武官職等大權”，但在執(zhí)行這些權力時，“需經(jīng)過政務委員的副署”――這就是典型的“內閣制”限權。
　　從宋教仁為中部同盟會制定并執(zhí)行的制度看，他們采取的是同樣的“內閣制”方式。所以，宋教仁堅持內閣制，是其對民主政治實際運作的基礎理念。
　　彼時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領導革命，共和制度當是必然，與袁世凱談判清帝遜位，這是無可讓渡的底線。共和制度之下的政府組織安排，分歧則是，孫中山主張總統(tǒng)制，宋教仁則堅持內閣制。
　　宋教仁是革命黨人中堅持內閣制的急先鋒。早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宋教仁便與孫中山有過是實行總統(tǒng)制還是內閣制的爭論。
　　宋教仁力主內閣制。所謂內閣制，宋教仁自己的解釋是：“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tǒng)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tǒng)制，而取內閣制也�！倍鴮O中山則稱，“吾人不能對于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
　　關于怎樣才能建立名副其實的責任內閣，宋教仁認為就是要建立政黨內閣，“蓋必使國會占多數(shù)之政黨，組織完全政黨內閣，方舉責任內閣之實�！痹谄鸩荨吨腥A民國臨時約法》時，宋教仁就堅持政府組織形式采用責任內閣制，后來又一再強調，“將來憲法上仍采用責任內閣制”。
　　當時輿論認為，“中國以數(shù)千年來專制之政治，陰驅潛率，蒂固根深，已種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專制，立共和，毅然決然采用內閣制，蓋所以防專制之復生也，立法命意，至為深遠。”
　　但也有人認為是宋教仁自己想當總理，故南京臨時政府實行的是總統(tǒng)制。但宋教仁之所以堅持內閣制，是為了防范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而牢牢地將權力抓在革命黨人手中，他曾對胡漢民(曾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府秘書長)說過：“改總統(tǒng)制為內閣制，則總統(tǒng)政治上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就范�！边@個“野心者”指的就是袁世凱。
　　袁世凱曾對其謀士楊度有過這樣一段評論：“孫中山襟懷豁達，是容易相處的，天真的黃興也好對付，頂難駕馭的，只有一個宋教仁�！�…以暴動手段來搶奪政權，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來爭取政權，卻厲害得多了。”
　　實行總統(tǒng)制，對于孫中山或袁世凱來說，其意義并不相同，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樂見其成。
　　只是，袁世凱就任大總統(tǒng)后，制度安排最終被確定為“責任內閣制”，甚至還添加了更為嚴厲的條款：“任命國務員須得參議院同意”，同時，還并列對總統(tǒng)的權限條款：“國務員于臨時大總統(tǒng)公布法律及有關政務之制時須副署之�！�
　　因而，民國初年，宋教仁終于在某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是另外一個主角。
　　
　　湯化龍：立憲黨人的合作
　　
　　湯化龍在武昌首義的第二天早晨，就出現(xiàn)了。張朋園在其所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里描述：“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革命黨邀約咨議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湯化龍為首的湖北立憲派，正式與革命黨發(fā)生了關系。湯氏表示：‘革命事業(yè)，鄙人素表贊成�！�這樣，雙方起始合作，革命黨負責軍事，立憲派主持庶政，形勢趨向穩(wěn)定。”湯化龍由一名清政府舊官員，先后任湖北軍政府民政總長、政事部長、編制部長等要職。
　　湯化龍是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立憲派的領袖人物。他生于湖北浠水縣一個世代商賈人家，幼時習八股文，成績優(yōu)秀，曾考取清朝舉人、進士，后留學日本，入政法大學學習法律。1909年回國后，適逢清朝政府實行憲政，令各省成立咨議局，湯化龍遂被推舉為湖北省咨議局副議長、議長，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上。
　　同盟會與立憲派在武昌首義后，形成的新格局不是競爭而是合作。所謂即是革命黨放了第一槍，立憲黨人緊跟上。
　　若取政治的角度觀察，武昌革命，新軍先發(fā)，咨議局附從；新軍所恃的是實力，咨議局憑借的是政治社會聲望。這種合作，才是湖北能夠穩(wěn)定，辛亥革命能夠成功的“政治保障”。
　　張鳴教授在其《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中說到：“立憲黨人摻和首義，有三件事幫忙最大。一個是這些大紳商的參與，讓在漢口的西方人覺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層作亂，同時利用他們跟漢口西方領事的良好關系，運作各國領事宣布承認革命軍作為交戰(zhàn)的一方，而他們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公然承認清朝內部的叛軍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這對于焦頭爛額的清政府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另一個是湯化龍親自起草的起義通電，劈頭就痛批滿人親貴，獨攬大權，摒棄漢人，一下子點到了各地立憲黨人的痛處，再不作為，對不起自己。于是，接下來的各省響應，成了革命黨和立憲黨的合奏。幾乎每個省的獨立，都有立憲黨人的身影。
　　“三是湯化龍掌握的漢口商團，馬上投入維持秩序，這么大的武漢，如果起義過后僅憑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無法控制�！�
　　立憲黨人是近代中國的社會中堅，他們在獲取經(jīng)濟成長之后，開始致力于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在晚清最后幾年預備立憲運動中，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這批立憲黨人，他們的態(tài)度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發(fā)生及其后果。他們向朝廷發(fā)動一次又一次的國會請愿運動，然而朝廷辜負了立憲黨人的期待，無視立憲黨人的請求，以蠻橫的態(tài)度和手段對應之，從而親手將這批改良主義者推到了政治對立面。特別是清廷推出皇族內閣和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前者比較徹底斷絕了立憲黨人分享權利的可能性，后者則從經(jīng)濟上狠狠宰了立憲黨人一刀，終于將立憲黨人從朝廷的同情者變?yōu)榉磳φ摺?
　　武昌首義后，繼之湖南、陜西同日起義，其革命黨人與咨議局合作模式一如湖北；之后，江西、山西、云南、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四川……相繼獨立或光復。從歷史層面說，如果沒有各省立憲黨人的積極介入，僅僅憑借革命黨人的力量，大約真的很難在那么短的時間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與清廷分庭抗禮的力量，給奄奄一息的清廷以致命一擊。
　　
　　辛亥革命中的其他立憲黨人
　　
　　湯壽潛(1856－1917)：湯壽潛擔任浙督，甫一上任，湯就擬訂旗營和降條件，以自己的誠信與聲望促使旗營“委械請降”，杭州乃至浙江“全境帖然以定”。接著，湯再派朱瑞、呂公望率攻寧支隊3200余人開赴鎮(zhèn)江，一路披荊斬棘。不久，湯又積極呼吁成立中央政府，統(tǒng)一事權，并自告奮勇為南京臨時政府勸募公債，以紓財政危機。
　　張謇(1853－1926)：1869年考中秀才，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辛亥革命前，張謇一直主張君主立憲。但辛亥革命后，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yè)總長。
　　趙鳳昌(1856－1938)：武昌起義爆發(fā)當晚，趙鳳昌便得到來自武漢的消息。次日，趙鳳昌即邀集上海各界名流探討時局，明確表態(tài)：“上海居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蓖�一天，趙鳳昌委托上海商會董事蘇寶森告知外商及外交使團：洋人絕不能干涉革命軍。隨即公使團作出決議：各國嚴守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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