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的觀點超前，還是兩性研究“另類”，抑或是媒體塑造的刻板印象? 　　 　　只有走近李銀河，才能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李銀河，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1999年曾當選為《亞洲周刊》“中國50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后被《新周刊》評選為“2006新銳榜年度知道分子”。她還是已故當代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1952年，李銀河出生在一個普通干部家庭。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她在充滿激情和夢想的少年時代被一列火車拉到內蒙古兵團，后又到了山西，在兩地度過5年知青生活。1974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李銀河被推薦到山西大學歷史系。1977年大學畢業(yè)后，進入《光明日報》工作。一年以后，調入國務院政策研究室。1979年，參與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的創(chuàng)建，并開始進行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1982年，30歲的李銀河踏上了異國求學的旅程，最終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88年學成歸國后，她成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弟子和中國第一位文科博士后。隨后，李銀河在北京大學工作。1992年調入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直至今。
　　和眾多默默無聞的研究者不同，李銀河似乎天生就是媒體的寵兒，她被媒體賦予種種榮譽，也被其妖魔化。改革開放以后的30年間，中國社會對“兩性”問題的認識逐漸開放，性文化經歷了巨大變革，但李銀河關于同性戀、虐戀、換偶、性工作者、二奶、艷照門等的一些言論依然飽受爭議。
　　是她的觀點超前，還是兩性研究“另類”，抑或是媒體塑造的刻板印象?
　　只有走近李銀河，才能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從報社大院到內蒙兵團
　　
　　1952年，我出生時正值“三反”運動后期。“反貪污、反浪費、官僚主義我反對”是我學會的第一首歌謠。那時貪污犯被叫做“老虎”，各個單位都在抓“老虎”，而我哥哥的小名也叫老虎，于是，我們兄妹倆在公園玩的時候，有人就會說：“快看，‘三反’打‘老虎’了啊!”
　　不過，對我而言，這個運動只是大人經歷過的各種運動中的一個。
　　我的父親是人民日報社理論部主任，母親是人民日報社農村部主任。他們是抗大(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同期同學，在后來的革命中相識、相知、相愛。我從小在報社大院長大，小時候一直覺得報社就是家。
　　我的母親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當年懷著滿腔熱血奔赴延安，是最早參與《人民日報》創(chuàng)建的女編輯之一。她這輩子主要和農村問題打交道，感情都給了農民。老一輩農村問題專家、原國家農委主任杜潤生曾為她題寫了“農民喉舌”四個大字。母親是一位事業(yè)心很強、觀念很新潮的知識女性，對子女要求也很嚴格，我們非常崇拜和敬重她，后來我搞社會學研究的啟蒙可能就是母親的農村調查研究。父親的性格比較剛烈，經常仗義執(zhí)言，要不然也不會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時最嚴重的一件事就是報社斗彭德懷，父親被拉去陪斗。有一次造反派來我家，意欲抄家。我當時很激動，沖他們大聲嚷：“你們?yōu)槭裁磻B(tài)度不能好一點!”1962年開“七千人大會’’給父親平反時，我年紀還小，所以在父親是巨大挫折的這件事在我的記憶里就像沒有發(fā)生過一樣�！拔母铩逼陂g，我們家也受到一些沖擊，但總的來說還算平穩(wěn)。父母都屬于黨內民主派，對政治比較敏感，小時候，我們經常去王若水等人的家里，聽父母跟他們的對話，這對我們影響比較大。
　　因為父母都在報社工作，我從小就覺得絕對不能去干報紙(注：日報)。因為報紙就只有一天的生命，而我想做一個生命力比較長的事情，所以后來就去搞學術研究了。有段時間，受一部叫《軍隊的女兒》小說的影響，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支援邊疆建設的勘探隊員。結果“文革”爆發(fā)后，我到內蒙插隊，“歪打正著”走進了邊疆，成為一名兵團戰(zhàn)士。
　　在北京送站的時候，很多人都哭天搶地，我卻對大漠生活心向往之。但這卻是我人生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第一次碰撞。我是帶著一種獻身精神去的，感覺和父母年輕時候投奔延安差不多，但事實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我的人生第一課》，就是講在兵團的事情。兵團位于內蒙古河套地區(qū)，那里土質不好，畝產70斤就需要播30斤的種子，基本上是在做無用功；今天挖一個溝渠，明天就被大漠的風沙給填平了。而且，因為干活就會搶農民們的工分，一開始我們并不受歡迎。那時我覺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無止境地做著沒有意義的事情，有很強的挫折感。后來有幾位同事向領導提意見，卻被打成“反黨小集團”，也讓我感到人心叵測。
　　不過，兵團的生活也讓我學會了面對現實。我們這代人的共性就是不太關心個人利益。在兵團的時候，我身邊的人考慮的不是個人前途，而是國家和社會的前途。大家都覺得社會出了問題，不知道中國將向何處去，或許個人都會成為犧牲品。當時流行看《1984》、《動物莊園》這樣的政治小說，看完之后感覺很震驚，小說描寫的是40年代的蘇聯，竟然和我們當時的社會處境驚人地相似。
　　
　　從山西到北京
　　
　　在內蒙的山溝里，一想到可能會一輩子待在那個地方，心里就感到恐慌。后來在家人的幫助下，我從內蒙古轉到山西插隊，那里知青相對比較少，機會多。我插隊的縣城是父親的老家，舞文弄墨的他還算是那里的名人。我沾了他的光，被推薦到山西大學歷史系。那時上大學不憑考分，只看推薦，所以讀哪個系是很偶然的。我父親讀書特別厲害，或許是遺傳了良好的基因，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學習成績都特別好，姐姐和哥哥都考上了一流大學。所以我上大學的時候也沒覺得特別興奮。
　　大學畢業(yè)之后，我進入《光明日報》史學組做編輯記者。這也算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因為當時光明日報社的副總編馬沛文和我父母是老熟人，所以他們一合計，就把我送到報社去了。但那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當時我寫過一篇《落后就要挨打》的文章，占了一整版，引用了大量數據和資料，這種報道方式在當時很少見。后來去上海出差時，發(fā)現很多地方都貼著這組數據、可能因為改革開放之初，各地都在積極地發(fā)展，地方宣傳部門希望引用這些數字來說明發(fā)展經濟的緊迫性。盡管那些資料后面并沒有署我的名字，但自己的研究能夠如此受重視，也讓我體驗到了小小的成就感。
　　那時，中國社會已經走上正道。這正是大多數人希望看到的。但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中間經歷了巨大的斗爭。主張實行計劃經濟的一派人勢力非常強大，根本就不能容忍市場經濟的存在。所以鄧小平提出“黑貓白貓”等一些理論的時候，我感到他是一個直覺非常好的人，也有很大的政治勇氣。
　　改革開放以后，社會呈現出多方面的變化。首先是在經濟方面，從計劃到市場，國家和個人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了。在文化上則表現為從集體主義向個人主義過渡，越到后期個人主義越張揚。但政治上的改 革是比較滯后的。有句話叫“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從來都是邁著“小碎步”，需要一步一步來。
　　我在報社待了一年，在好友林春的介紹下，被調入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給領導人起草工作報告、發(fā)言稿等。當時研究室的領導是于光遠，后來他帶著一批人到中國社科院建馬列所，我也跟著一起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的國務院務虛會議，從7月6日一直開到9月9日，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討論的主要就是經濟工作，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這次會議是后來改革開放實踐的理論肇始，在歷史上留下了很重要的一筆。
　　我在社科院馬列所的時候，已經開始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社會學，是在中國恢復社會學學科以后(1953年院系調整時取消了社會學)。1979年，費孝通先生主持的社會學夏季講習班上，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霍爾茲納和聶尼瓦薩教授來華演講。參加這次講習班的人，被稱作中國社會學的“黃埔一期”，他們后來帶頭恢復了全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社會學系(所)。現任國家宗教局局長的葉小文也是這個班的學員。
　　
　　從中國到美國
　　
　　在1979年的社會學夏季講習班上，我直接找到霍爾茲納教授，請他為我申請留學美國提供幫助。申請獎學金要通過一個密歇根大學的考試，其他就看推薦信。我的三封推薦信分別是梁漱溟、于光遠和黎樹寫的，他們都是中國思想界的重量級人物。匹茲堡大學一看推薦信，基本上就沒什么意見了。
　　俗話說，30不學藝，我恰恰反其道行之一去美國求學的時候剛好00歲。當時剛結婚兩年，新婚燕爾，要一個人出國挺困難的，但因為中國社會學剛剛恢復，要學習只能留學，于是我和小波商量后很快就做出決定。當時申請獎學金的時間很緊，簽證和機票安排得也非常緊張。我記得到美國那天是9月13日，而14日就是獎學金截止日期。如果晚到一天，獎學金就作廢了。
　　1984年，王小波到美國來陪讀，雖然我們也打過工，但生活主要靠我一個人的獎學金。小波是免學費的，如果交學費，我們根本就讀不起。當時的留學生和今天不一樣，大部分人剛到美國時都很窮，就像生活在貧民窟一樣。不過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利用假期，買學生通票周游了全美，還到了歐洲七國旅游。不過旅游主要是走馬觀花，并沒有太深入西方社會。在歐洲旅游的日子很美好，但經常被當作日本游客，因為那時歐洲人認為只有日本人有錢旅游。
　　我們留學的時候基本上沒有融入美國主流社會，還是一種做客和游學的心態(tài)，一般是通過電影等了解美國，接觸的美國人僅限于教授和同學。但在這期間，我受到嚴格的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訓練，為回國之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
　　拿到博士學位之后，我和小波認真地討論在哪邊發(fā)展比較好，隨后就決定回國。做這個選擇并不難。如果是學理工科的，在哪里都一樣。而我是搞社會學研究，對美國當地社會并不了解，也沒有深厚的感情，小波的寫作離開了母語環(huán)境也很麻煩。于是我們很自然地選擇了回國。從文科博士后到研究員
　　1988年，費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后流動站(之前所有博士后站都是理工科的)，需要找拿到美國名校的博士學位又愿意回國的學者，我便順理威章地成為費老的博士后。
　　從美國回來以后，我才感到自己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工作(創(chuàng)造)。之前則―直在準備，從小學、中學、大學到研究生，―直在修煉。我的一生，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36歲時，_直都在準備。就像一頭牛，_直在吃草，而現在真到了產出奶的時候了。
　　憑著這股興奮勁，我一口氣報了10個研究題目，現在的博士后也就做一篇論文，可我當時做了10篇，包括擇偶標準、青春期戀愛、獨身、婚前性行為規(guī)范、自愿不育、離婚、同性戀等。這些研究的文獻準備工作都是在匹茲堡大學做的，當時梳理中國社會學關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成果，發(fā)現很多研究都是第一個做的。后來這10篇經驗研究論文被收入到一本論文集，取名為《中國的性愛與婚姻》，獲得“北方十五省市優(yōu)秀圖書獎，”于1998年再版。
　　記得當時我在《北京晚報》上登廣告，尋找離婚、單身、自愿不生育的研究對象，一般都有幾十對應征，接受深度訪談。關于青春期戀愛的研究對象就到附近的中學去找。有一次，我們要到北京市公安局進行戶籍抽樣，也不認識什么人，就拿著北京大學開的一封介紹信去了。根據抽樣規(guī)則，民警幫我們在裝戶籍卡的大盒子里一張一張地抽出卡片。那時候，填寫問卷沒有什么報酬，我們就在信封里放兩塊錢的郵票。有人還把這些郵票退回來，說這是對他們的一種侮辱，難道沒有報酬他們就不做了嗎?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人真的很傻很天真，也很可愛。
　　1995年，我43歲，被評為研究員。這是我人生最后一個世俗的目標。我感到自己進入了一個真正無欲無求的境界。在此之前，一個叉一個的地平線漸次出現在我的生命之中，不論我往前走了多遠，它們總是不斷出現在我的眼前：出國，回國，碩士，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員，研究員。無論我心里對這些世俗的目標持有積極追求還是被動無奈的態(tài)度，它們都曾是我的目標。而我心底的感覺是，到這一切都結束時，我的生命才真正開始。我曾懷著激動但膀然若失的心情等待著這一時刻的到來。我曾經幻想：到我真正自由之后，應當做些什么?當然，我只做那些真正值得用我的生命去做的事情。
　　最近我在做社科院的一個項目，要在全國五個城市進行調查，剛剛出差去過蘭州，目前也還在帶研究生�；蛟S我真正的生活要從60歲才能開始，到時候，我想做一些一直想做但沒機會做的事，譬如從事文學或者繪畫創(chuàng)作，也可能就是純粹地享受生活，欣賞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就像我一直推崇的梭羅說的，“看四季的輪回難道就不是一種職業(yè)嗎?”
　　
　　采訪后記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銀河覺得平淡無奇，“跟小波在一起有點轟轟烈烈，除此之外，應該說是乏善可陳也比較枯燥”。之所以這么說，或許是因為同齡人經歷過的，李銀河差不多都經歷了。同齡人沒有機會經歷的，李銀河也經歷了，譬如成為“文革”后最早出國留學的人，又譬如和王小波刻骨銘心的傾城之戀，再譬如成為中國知名的社會學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銀河是幸運的。這一切與她的家庭有關，與她的性格和天賦有關，也與她的命運有關。
　　李銀河是一個很認真地思考人生意義的人，盡管她的結論是人生無意義。從很年輕時起，虛無主義對她―直有很大的吸引力。她不敢輕易地想這些問題。她說，人生所有的事隋都充滿了偶然性。
　　李銀河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是貫穿她全部生命的精神內核和思想養(yǎng)分。她崇拜那些已經達到自由境界的人，在她的心目中，這樣的人并不多，像叔本華、尼采或�？�。盡管他們的思想有很多差異，但她能從中感到一種極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吸引著她的靈魂。
　　現代媒體上塑造的李銀河，更像一個離經叛道的女斗士，她的很多言論，好像是在向中國人的傳統(tǒng)倫理觀念發(fā)出挑戰(zhàn)。雖然在博客中強調自己“不是一個英雄”，并關閉了博客的留言和評論功能，但一以貫之的研究和立場已經說明她在坦然面對非議。在她眼里，真正意見相左者的批評正是繼續(xù)研究的動力。
　　兩個小時里，在社科院整潔舒爽的會客室，我們聽李銀河講故事，看她認真思考，開心地笑，以及經常會有的孩子般的表情和動作。這位“超級名人’還需要在意外界的什么評論呢，不論是“敢講真話的勇士”，或是“神圣愛情的褻瀆者”。她一邊拋給世人一個個驚世駭俗的話題與觀點，一邊安享著眾多美好靈魂創(chuàng)造出來的智慧。她有那么多熱愛，愛看書，愛文學，愛好的藝術，愛自由和生命。能和真實的自我在―起，興起時滔滔不絕，困頓時溫和一笑，這渾然天成、不著雕飾的人生，也就夠了吧。
　　李銀河說，有機會她還會再選擇。那又怎樣。在王小波眼里，李銀河是無價之寶。在李銀河眼里，王小波是生命賜予的最大的驚喜與美麗。他們是彼此的菩提樹，彼此映照，彼此澄澈。所以，任生離死別，天地輪轉，情緣仍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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