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個朋友，在去云南迪慶支教的日子里，向那些鄉(xiāng)村小學的孩子們發(fā)放相機，教授簡單的攝影技巧。她發(fā)現(xiàn)這些孩子不為浮華所沾染的靈性是如此可貴，他們的作品顯示出獨特的質感、奇異的想象，無窮開放。而這次嘗試，明顯地受到了紐約攝影師澤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在印度的實踐啟示。
　　常人總是會沉醉于印度電影的聲色犬馬、鶯歌燕舞，有誰會特意注意那些貧窮骯臟的巷陌。在污濁的加爾各答紅燈區(qū)，垃圾遍地、蟲鼠肆虐，除去嫖客、妓女、皮條客之外，我們還能不可思議地看到眾多跑來跑去的孩子，他們的眸子純凈憂傷。明滅于黑暗之中。
　　1998年，攝影家、導演澤娜來到加爾各答紅燈區(qū)，發(fā)給8個妓女的孩子每人一部相機，教給他們攝影，記錄周遭的世界。孩子們好奇地以全新的視角記錄他們周邊的世界。他們的作品被收集和挑選出來送往國外展覽與拍賣。賺得的錢用來支持他們接受教育。澤娜紀錄這次實踐的紀錄片《生于妓院》，獲得了第77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后來，她還創(chuàng)辦了非盈利組織“相機與孩子”(Kids With Cameras)，向世界各地推廣這種嘗試。
　　影片末尾打出了字幕，“謹以此片向所有紅燈區(qū)的婦孺致敬”。同為拍攝印度的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用喜劇和大團圓麻醉了觀眾的神經(jīng)，而粗糲街頭的真相，恐怕只停留在《生于妓院》這樣的紀錄中。相比另一個譯名――《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生于妓院》確實殘酷得多，但并未將現(xiàn)實幻想異化。
　　如果生于紅燈區(qū)，一個人要有多大的力量才能擺脫世襲的悲劇命運，翻盤擁有哪怕普通百姓的人生?苦難是成熟的搖籃，青澀的他們明白自己的命運走向：接替自己的父親母親站上街頭、拉皮條、酗酒吸毒。他們懂事得讓人心疼，黃昏在母親工作的時候放下簾子安靜地去天臺放風箏……他們生活在焦慮之中，因為不知道什么時候自己就成為獵物或者商品。
　　孩子們的母親除了出賣肉體，還經(jīng)常面臨著被虐待和殘殺的危險――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一個男孩的母親因為糾紛被皮條客燒死了�？墒�，“沒有人去關心這件悲傷的事情”。男孩對著鏡頭平靜地說道，“在我的未來里，我看不到一點希望”。
　　澤娜為這些妓女的孩子們帶來了希望，使他們有可能擺脫紅燈區(qū)的欺詐、毒品、暴力與謀殺的死循環(huán)。孩子的眼是上帝的禮物，孩子們是天生的藝術家。那個失去母親的男孩擁有攝影的天賦，孩子們一起到海邊嬉戲拍照時，他甚至精心設計了一些別致的前后景。正是這個孩子的相片，被選送到荷蘭參加國際攝影大賽。然而僅僅因為他是“紅燈區(qū)”的孩子，簽證遲遲未能辦成。澤娜多方奔走后，男孩終于得以成行。如今的他，正在紐約學習電影。
　　澤娜給這8個孩子帶來了夢的訊息，而夢畢竟是易碎的。攝影的介入突如其來，孩子們保持了高度的興奮和熱情，而他們的家庭則冷漠處之。澤娜的微薄之力，終究無法阻擋紅燈區(qū)強大的運轉規(guī)則。2005年，一段聳人聽聞的新聞出現(xiàn)：這部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女主角之一已淪落風塵。那個女孩就是片中的普麗蒂(Preeti)，盡管澤娜當時給了她媽媽很多錢，要求其給孩子自由。但她仍被從學校喊回，開始了在妓院的生涯。
　　接受采訪時普麗蒂說，她依然記得慘淡童年里與其他學攝影的孩子在一起的短暫歡樂時光。盡管口頭聲稱滿足現(xiàn)狀，但她的眼神“還是流露出對自由的渴望”。這對所有關注者與行動者都是足夠震撼的質詢：在強大的生活定勢下，攝影究竟能改變她的什么?苦難真的是生命的常態(tài)嗎?為她提供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和選擇，究竟有怎樣的意義?
　　也許更重要的并不是改變，而是使所有苦難的人都獲得選擇的權利。如果不曾嘗試，怎能得知結局?Kids withCamera的實踐模式正向全世界推廣，該組織已在加爾各答籌資建造了一所能容納150名紅燈區(qū)孩子的學校。他們在那里將有機會改變?nèi)松�。光線穿過牢獄，心靈才會自由。有一種叫厄運的東西我們必須反抗，那些轉瞬即逝的抉擇我們必須珍惜。所以，永遠不要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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