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樹平生所撰古文先后經(jīng)過三次結(jié)集。一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門人協(xié)助下自編《考槃集文錄》，但未有刊本。咸豐年間遭逢戰(zhàn)亂，文稿頗有散亡。二是同治六年（1867）其從弟、門人方宗誠等所編輯《儀衛(wèi)軒文集》（以下簡稱《文集》），收文103篇，次年刊行。三是光緒二十年（1894）刊行的《考槃集文錄》（以下簡稱《文錄》），這一文本收錄初次結(jié)集本尚存篇章，并增補了方東樹其后十年的新作。近年來，方東樹的學術(shù)與文學成就較以往更受學界重視。研究者考察、利用其古文，主要依據(jù)《文錄》。但《儀衛(wèi)軒文集》自有其獨特價值，有待發(fā)掘、利用。
　　筆者以《文集》與《文錄》對應篇目相比勘，所見有異文者約占四成，部分篇目出入多達數(shù)百字。這些異文大致有兩類，一類源于方宗誠校訂原稿之誤。例如，《文錄》本《原神》篇末“自記”引《孟子·萬章上》“莫之致而致者，天也；莫之為而為者，命也”，此屬方東樹記憶有誤�！睹献印贰澳疄槎鵀檎�，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傳世文本歷來無異文，《文集》據(jù)以訂正�！段匿洝繁尽稌鴦⒇懪o略后》“文信國至柴市之殉而心始畢，王炎武乃欲早迫之死”。王炎午，南宋末年人，方東樹所涉王氏《生祭祀文丞相文》，見于其《吾汶稿》，《四庫全書》本題署作者為王炎午，《文集》改“武”字作“午”�！段匿洝繁尽盾鲝摗贰笆ト藷o不復論之矣，三代而后惟諸葛孔明為能不悖于義耳”，此作“無”字文理不順，《文集》改為“吾”。《文錄》本《節(jié)孝總旌錄序》“劉向作《列女傳》，采古賢妃淑媛所以致興亡者”，可以說“古賢妃淑媛”致“興”，卻不可以說其致“亡”，故《文集》改“亡”字為“王”�！段匿洝繁尽稄土_月川太守書》“且所務于清議之黨者，在天下之鄙俗耳”，如此則與下文所論抵觸，《文集》改“務”字為“惡”，乃怡然理順�！段募房须m然較早，其�？本茷椤段匿洝匪患�。
　　占絕大多數(shù)的另外一類，源于方宗誠的增刪潤飾。方宗誠采用這種較為特別的編輯方法，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方宗誠編輯《陸象山先生集節(jié)》，以程朱之學為繩墨，“存其醇而去其疵，以為學先生者之準則”（《柏堂集續(xù)編》卷二《陸象山先生集節(jié)要序》），這一原則也貫徹于《文集》的編纂。其校錄方東樹《大意尊聞》，《敘》云：“其所著述，皆本之窮理力行，不為空言，務欲使學者明體達用，以正人心而扶世教�！边@是對方東樹的總體評價，就具體作品而言，則并不認為都是完美無缺的。他在《文集》敘目中說：方東樹之文“茂實昌明，而不盡拘守文家法律。嘗自言其文于姚門不及管異之、梅伯言；又嘗以為‘吾固深知文，然實無瑕致力于此’”（《儀衛(wèi)軒文集》卷首）。指出方東樹原稿存在推敲未密的現(xiàn)象，也就突出了加以修潤的必要性。再者，方東樹認為，樂于別人修改自家文章，是作者的美德。其《答友人書》稱述曹植“好人定正其文”，反對今世文士“好自尊大”、“相與貢諛阿美”的陋習。方宗誠改訂方東樹之文，可以說是遵循其師遺教。其三，作者以文章相切磋，方宗誠所處學術(shù)文化圈的風氣�！栋靥脦熡蜒孕杏洝肪砣d：他曾以文章就正于揚州劉毓崧，凡有錯誤，劉氏皆刪正之，“或加辨難，無一浮飾語”。他以此認為其人“不愧直諒多聞之士矣”。當涂夏炘年七十六，著有《景紫堂集》，方宗誠指出其一二誤處，夏氏“寓書稱善，并以予駁辨數(shù)則刊于卷首”。方魯生亦嘗駁辨數(shù)則，夏氏亦“即致書稱謝，并刊其語于《聞見一隅錄》中，以志忠告”。方宗誠感嘆：“先生學問淵博，名重當世，且年輩實為丈人行，與予及魯生又未相識，而虛懷如此，可敬也�！痹鴩督鹆暾阎异粲洝�，方宗誠提出文中一段句法宜稍變化，曾氏即刪易之；又作邵懿辰墓志，方宗誠認為銘詞近六朝句法，曾氏亦從改。方宗誠以此頌揚曾氏“真大海不擇細流也”。
　　桐城派的學術(shù)根基是理學。方東樹和方宗誠都是有影響的理學家，但兩者因所處學術(shù)環(huán)境有所不同，學術(shù)思想也存在差異。方東樹生當漢學極盛之時，“大用功心性之學”，姚鼐期許其“為今日第一等豪杰”（鄭福照《方儀衛(wèi)先生年譜》“嘉慶四年、二十八歲”條）。他勤于德性之學的探討，《文集》第一、二卷所收相關(guān)論文有16篇。但因受漢學一系影響，這些論文原稿說理論道，以程朱之學衡量則不免于雜，未能“以壹出之者”（方東樹《櫟社雜篇序》）。方宗誠受業(yè)于方東樹七年之久，深知其理學思想的價值與特點。但他主要活動在所謂“理學中興”的咸豐、同治年間，較之方東樹更講究嚴守程朱理學的矩矱。因而他刪改、潤飾方東樹探究心性之文，主要著眼于彰顯作者理學思想之“醇正”。
　　《辨道論》是方東樹闡述心性觀的代表作，方宗誠在三處對原文加以修訂。《文錄》本《辨道論》：“蓋彼所謂頓悟云者，其辭若易，而其踐之甚難。其理若平無奇，其造之之端，崎嶇窈窕，危險萬方，而卒莫易證。其象若近，其即之甚遠。其于儒也，用異而體同，事異而致功同，端末異而矼乎無妄同�！卑�，《辨道論》上文已指出，關(guān)于為學、修德，佛家有所謂“頓悟”“漸悟”兩類；而孔子立教，以“漸”不以“頓”。但方東樹更看重的是儒、釋兩家可以融通。他說，釋迦牟尼佛“有大人之誠而不以立名，與天合而未始有物”。這是與《易·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參照立論。所以，在此說儒、釋“用異而體同”。這一提法，涉及儒、釋道體觀是否相同的重大問題。其所謂“體同”，不僅與漢學家反對援佛入儒的觀念相左，與理學宗師也不盡相合。如朱熹說：佛學“根本處便不是”，“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朱子語類》卷十七）方宗誠應當是考慮到這一層，故于《文集》本改“體同”作“體微同”。這樣表述，強調(diào)了儒、佛道體之“同”的有限性，具有分寸感。
　　《文錄》本《辨道論》：“有人心而后有克治，有克治而后有問學，有問學而后有德行。勤而后獲，及其獲之也，貞固不搖，歷試而不可渝。若夫所謂一心者，轉(zhuǎn)乎迷悟而為之名也�！边@里所謂“人心”指人欲。其論去人欲而有德行的進階，在邏輯順序方面沒有問題。但站在理學立場上，必須追問這一切何以成為可能。這就不能忽視孟子的性善論，即承認人具有可以為善的本性。因此，《文集》本在“及其獲之也”下增“乃其所固有也”一句，體現(xiàn)了嚴守理學道統(tǒng)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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