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相處和交往中，恩師對我這名來自異邦的關門弟子有太深的教誨，太厚的關切，太多的同情，太高的期許。其實我唯一夢想的，就是能像他那樣在自己國家的優(yōu)秀大學里教書，同時在本國的嚴肅報刊上發(fā)表評論。
　　
　　時值2011年元月的最后一周，我剛從日本參加東京地區(qū)多所大學2011年聯(lián)席研討會返回香港。清早6點鐘一打開電腦，就看到我的同屆不同系的校友凱爾的電子郵件，他近來忙到難得一年發(fā)我3條電郵，標題便是“Daniel Bell(丹尼爾?貝爾)”。我立時萌生不祥之感，果不其然：
　　“請接受我的安慰，老朋友，你的導師去世了。過去這些年里每次我見到他提起你的名字的時候，他都欣悅有加。他是一位真正的智力偉人。
　　凱爾周四，2011年1月27日，下午7點21分”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2010年初夏，有記者來香港做訪談，問我：“您現(xiàn)在跟老師貝爾還有聯(lián)系么?”我?guī)追忠钟舨粴g地答道：“老爺子現(xiàn)在基本住在養(yǎng)老院里。我前一陣去Camhridge(波士頓近郊的我認定是全美國最偉大的小城，因為那兒有全世界最偉大的大學兩所)一個禮拜，每天給他家打電話，只能跟錄音機講話。找遍了我能打上電話的他的親戚朋友，都沒有辦法聯(lián)系到他本人。我想可能以現(xiàn)在的健康狀態(tài)，老先生不太愿意見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長跑，我的老師大概已經(jīng)跑到395米了。我們這一代人也差不多跑到300米了，很快的。人生就是一圈長跑�！�
　　恩師一圈91年長跑完了，汗水成池，著述成峰，威名成串，全球著名大學至少有17所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1989年5月在慶祝他70歲生目的時候，《紐約時報》專文稱他為“我們時代的最后一位古典式知識分子”。他對來訪的年輕學生說：“我從意志上來講是樂觀主義者，我從心靈上來講是悲觀主義者。”他幼年喪父，寄人籬下，全靠超常的毅力和智力，也托福于美國的公共教育體系，上了大學，日后成為先是哥倫比亞大學接著是哈佛大學的講座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的院士及副院長，并任過幾屆美國總統(tǒng)的國內(nèi)技術進步和社會發(fā)展顧問委員會成員。
　　從1984年10月我應邀赴哈佛做關于中國知識界反思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關系的報告起，到次年8月正式成為他的學生，到1992年6月拿到博士學位，到2002年春收到他最后一封老式信函，到2003年春最后一次與他通電話，20年的相處和交往中，恩師對我這名來自異邦的關門弟子有太深的教誨，太厚的關切，太多的同情，太高的期許。其實我唯一夢想的，就是能像他那樣在自己國家的優(yōu)秀大學里教書，同時在本國的嚴肅報刊上發(fā)表評論。先生1965年和老同學歐文?克里斯托一道創(chuàng)辦的季刊《公共利益》，日后成為全美國對國內(nèi)政策影響最大的刊物。
　　1990年先生首次造訪蘇聯(lián)，他的前輩們是從俄國與東歐交界處移民來美國的。我問他的觀感如何，他說：“我們代表團是蘇聯(lián)政府的貴賓，到哪兒住的都是當?shù)刈罡呒壍馁F賓館。一切物質供應都應有盡有，連餐具都是上個世紀精致的工藝品。可在蘇聯(lián)10多天去了好幾個地方，卻見不到服務員微笑。臨別前在蘇聯(lián)官方宴會上我問服務員：為什么你們從來不對客人微笑?服務員反而問我：為什么在電視上看到美國的服務員老是對顧客微笑?干嗎那么多笑容?我禮貌地回答：這種區(qū)別不是文化性質的，是制度性質的�！蔽乙哺嬖V貝爾一件實事：1970年代末有位臺灣的報紙總編輯繞道幾個國家來大陸探親，在北京的大百貨公司里看到墻上貼著《優(yōu)秀售貨員守則》，其中顯要的一條是“不許隨便打罵顧客!”總編輯納悶老半天：咱中國傳統(tǒng)不是把顧客尊稱為“衣食父母”嗎?怎么能隨便打罵養(yǎng)活著你的人呢?
　　貝爾從來無緣訪問中國大陸，他說他只是在1960年代后期訪問過香港，隔著鐵絲網(wǎng)邊界線用望遠鏡朝北邊的廣東省地盤掃描了幾分鐘。老先生9年前就患有日漸嚴重的糖尿病，在電話中告訴我不得不坐輪椅了，周圍老同事說他“大腦里有太多的知識學問，對他虛弱的雙腿來講是太過沉重的負擔”。
　　在他身體狀況能夠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我這個窮學生沒有能力也無機會安排他來訪。待到我有機會甚至有能力安排他來華訪問的時候，他的身體狀況已經(jīng)不再允許他長途跋涉了。
　　我這個學生永遠的心頭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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