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的現(xiàn)代化過程并非簡單體現(xiàn)在經濟領域，信仰的更新既為經濟發(fā)展奠定了心理基礎，也為物質發(fā)展限定了方向。國人已認識到，在社會轉型的巨變中，哲學和主義無法為人們遵循道德和法律規(guī)范的行為提供內在動力和根基，也不能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穩(wěn)深錨和努力方向，一個信仰的時代正在來臨。
　　“我曾經感到自己很不幸，大學二年級時想過自殺�！蓖�年留給楊鳳崗博士的最初記憶就是“文革”中父親“靠邊站”成了走資派時被批斗的場面。自己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受同學欺辱便時常逃學，回家又因此挨打。1978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河北師范大學，入學后看到周圍人為了蠅頭小利而勾心斗角，以及社會上的種種，很是厭煩，感覺人活著實在沒意思�！爸�撐我活下去的是這樣一個念頭――我白活了十六七年，盡管不幸福，但還是應該報答一下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然后再去死�！�
　　于是，他開始努力尋找人生的趣味和意義。首先找到了詩，每天早晨起床就背誦唐詩宋詞，閱讀外國詩、現(xiàn)代詩。不但讀，還每天寫，希望在詩中尋找美的感覺。但詩人、文人自殺的消息不時傳來，這種反差使得一個青年開始對美而不實的東西產生厭惡。暑假時獨自留守宿舍的楊鳳崗，轉而到哲學中尋求真實，坐在蚊帳中把頭探出來。入迷地閱讀黑格爾和康德的原著。
　　那時節(jié)，大學里自由而熱鬧，以至于所讀專業(yè)是政治教育，畢業(yè)時發(fā)的竟是法學學位。后來在南開大學專攻西方哲學史，碩士論文探討的是西方哲學中上帝觀念的演變，由此從對于真的追求進入對于善的探求。1989年到美國后轉讀社會學。2004年開始，楊鳳崗與國內學界的聯(lián)系日益緊密，應邀多次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上海大學、四川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高校舉行講座。
　　
　　從1980到2010
　　
　　《南風窗》：許多人在尋找當下中國一些問題的產生及解決時，往往愿意追述1980年代。那一時期在您的記憶里是怎樣的?
　　楊鳳崗：1978～1989年，從我上大學到讀研究生再到參加工作，正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們一方面如饑似渴地學習，爭分奪秒搶回在“文革”中浪費的光陰，另一方面經受著思想解放浪潮的不斷沖刷。還記得《中國青年》雜志發(fā)表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啊為什么越走越窄?》，這一聲感嘆引發(fā)一代青年人的共鳴，從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都會聽到討論的聲音。這場全國性的青年大討論后來轉移到《中國青年報》上，主題也明確為有關“人生精神支柱”的討論，人活著到底是為了金錢、名利、抑或某種崇高理想?與此同時，人們爭相傳閱一部部頗富爭議的文學作品，一首首朦朧詩讓人在幽暗的美感中悄然放棄那些扼殺人性的既定規(guī)范。
　　《公開的情書》在探討友誼、愛情、社會現(xiàn)實的同時，不失積極向上的理想主義�！度税�，人!》讓我們猛醒，必須擯棄摧殘人性的獸道主義，擁抱人道主義�！锻硐枷�失的時候》讓人思考，宗教未必是封建迷信，其中也蘊藏著高深智慧。薩特的一句“他人就是地獄”曾經顯得那么深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似乎洞悉了深藏在潛意識中的秘密，而尼采憤世嫉俗的文字，也引起過難以名狀的共鳴。這股浪潮既帶來個人獨立意識的覺醒，也保持了理想主義的追求，總的來說，那是一種蓬勃向上的社會氛圍。馮驥才有篇小說叫《感謝生活》，可以用來形容我對1980年代的感受。
　　1989年1月，我去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時候，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煩心。秋季轉學后，有3年時間我基本沒讀中文，既是為了提高英語水平，也是想徹底清理此前的思維慣性，更新思維方式，類似于電腦的格式化。
　　《南風窗》：您什么時候重新恢復與國內的聯(lián)系?當時的社會氛圍如何?近年來。您有什么新感受?
　　楊鳳崗：1994年我第一次回國，社會氛圍給我的感覺就像民謠里唱的：“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十億人民九億瘋，還有一億練氣功。”當時，面對社會道德風氣的急劇惡化，一些清高的學者倡導“走向邊緣”，躲進書齋。我接受的是社會學訓練，沒法子，只能更關注現(xiàn)實，為此還搜集了一批氣功大師的傳記，想弄明白他們怎么一下子就那么“火”起來了。
　　人是有多種需求的動物，精神需求是不能長期壓抑或得不到滿足的。即使在“文革”期間，雖然一切宗教和所謂“封建迷信”都受到禁止，但正是那時候，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達到了極為普遍和狂熱的程度，“人民的大救星”、“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很多人創(chuàng)造性地宣泄了宗教情感，表現(xiàn)出極大的創(chuàng)造性。毛主席崇拜退潮之后，全國范圍內又掀起了氣功熱。
　　許多流行一時的氣功流派1999年后被停止公開活動，一些人放棄氣功而皈依了宗教，更多的人另尋出路。結果，在進入21世紀后，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生活再巫術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條街”，大眾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學預測、拆字改名、風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婦年”不結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從2000年開始，我著手在國內從事系統(tǒng)的宗教社會學調查研究。這時，城市里的基督教會涌入了很多年輕人，其中不少是具有高學歷的專業(yè)人士或從事商業(yè)管理的人。這無疑是個意義深遠的社會變化和文化變化。馬克斯?韋伯曾寫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儒教與道教》兩本經典的宗教社會學著作，前者闡明了基督新教對于歐洲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生成和促進作用，后者指出了儒教和道教沒能在中國哺育出資本主義的原因�，F(xiàn)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漸趨成熟，在中國進行各宗教倫理與市場化、全球化、現(xiàn)代化發(fā)展互動關系的研究適逢其時。
　　近年我組織訪談了幾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產黨員，關注信仰與他們在經濟關系中的信任問題。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時代已經悄然降臨神州大地，我們應當作好心理和學理的準備來迎接這個新時代。
　　
　　社會失范的必然與制衡
　　
　　《南風窗》：改革開放30余年，經濟學和法學先后大熱，但同時群體性事件增多、自殺以及惡性殺人案增多、官員貪腐、牛奶有毒等事件不斷發(fā)生，GDP高了，幸福感卻降了。人們認識到，中國似乎進入了迪爾凱姆所說的社會規(guī)范失序的狀況。而您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如何看待并理解這個過程?
　　楊鳳崗：經濟學的興起對于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無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法學雖然也熱起來了，短期內建立和修訂了大量的法律條文，但是，法律的實施在社會上遇到重重障礙，法的精神遠未被社會大眾甚至精英所接納。因此，中國的律師和法官肯定是非常艱難的職業(yè)。這些法律的問題不可能在法學本身獲得解決，而需要做社會學的理解。
　　歐美等國在以市場為機制的現(xiàn)代經濟制度建立過程中，都曾出現(xiàn)社會規(guī)范的失序狀態(tài)。這種失范發(fā)生在個人身上，這個人就會感到六神無主、無所適從。會從一套價值 觀跳躍到另外―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或者在多個不同的價值觀中搖擺不定，陷入精神分裂、難以擺脫的痛苦和無意義感中。
　　現(xiàn)在，不僅整天為求職和保職擔憂的底層民眾心中沒有平安，那些賺了錢的商人或看似成功的人士也常如此。有位在深圳“下海”多年的人回到西安建立了一所管理學院，幾年前他就對我說：“我這個學院不用教給人們怎么賺錢。而是幫助賺了錢的人尋找心理的平安，賺了錢而想自殺的人太多了�！蔽蛔右呀浐芨叩墓賳T也缺少安全感，因此才會時有所聞官員燒高香的事情，昨天他還在理想主義的激勵下立志大有作為，今天就會陷入貪污腐敗和豪賭妄為之中。
　　從現(xiàn)代化的角度來看，中國近年來出現(xiàn)的一些倫理道德亂象和違法犯紀事件并不獨特。中國經濟進入市場化的軌道之后，必然會沖破與市場經濟不相協(xié)調的原有法律和政策，也不可避免地沖毀與市場經濟不相協(xié)調的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但與歐美現(xiàn)代化過程不同的一點是，中國社會缺少強大的信仰傳統(tǒng)。歐美的現(xiàn)代化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物質生產迅速發(fā)展的同時，伴隨著宗教的復興和發(fā)展，甚至往往是新一輪的宗教大復興在先，新一輪的經濟大發(fā)展緊隨其后，信仰的更新為經濟發(fā)展既奠定了心理基礎，也為物質發(fā)展限定了方向。但即便這樣，現(xiàn)代化過程仍然造成了大面積的社會失范。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發(fā)展之迅猛史無前例，相應的社會問題自然更為嚴重。正因如此，中國社會缺少精神方面的社會制衡機制就更令人擔憂，市場經濟所釋放出的野蠻性以巨大的能量奔騰咆哮，吞嚼大地。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從五四以來，一些中國文化精英曾經設計以科學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以倫理代替宗教、以哲學代替宗教、以主義代替宗教，總之就是不喜歡宗教，竭力找出個替代品來。但是，幾十年來的社會實驗表明，替代品終歸是替代品�？v觀中外社會歷史，在社會轉型的巨變中，哲學和主義都無法為人們遵循道德和法律規(guī)范的行為提供內在動力和根基，也不能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穩(wěn)深錨和努力方向。
　　《南風窗》：去年底有媒體盤點，近10年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宗教信仰領域的活躍。從2008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始每年發(fā)布《宗教藍皮書》。
　　楊鳳崗：從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基督教在農村迅速傳播，解放初基督徒不足100萬，1982年官方文件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是300萬，去年中國社科院公布的數(shù)據(jù)是，中國有7000萬基督徒。發(fā)展速度驚人，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稱罕見的宗教大復興。與此同時，其他宗教和準宗教都在復興，包括氣功熱、建大佛修大廟熱，以及進入21世紀以來的國學熱、公祭熱、儒教熱、民間宗教熱等等。
　　當然，中國人口基數(shù)大，總體來說仍然是個信仰缺失的社會。宗教信仰的缺失是道德狀況難以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道德倫理需要靈性的深層根基。從迪爾凱姆到韋伯，經典的社會學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價值觀、培養(yǎng)社會道德和社會凝聚力方面無可替代的作用。簡單地說，若想提高一個人或整個社會的幸福指數(shù)，建立社會公平機制和健全公民社會很重要，獲得真實的宗教信仰也是―個重要途徑，甚至可能是更根本有效的途徑。
　　
　　三色市場的暗潮涌動
　　
　　《南風窗》：但現(xiàn)實有時卻像順口溜里說的，在中國“左派不公正，右派無自由，信徒不慈悲”。人們信的挺熱鬧，但是道德水平似乎并沒有明顯改善。
　　楊鳳崗：目前，宗教難以發(fā)揮出社會倫理道德的功能，反而受到商業(yè)庸俗化的影響，比如廣受詬病的少林寺現(xiàn)象。宗教發(fā)揮積極作用的瓶頸是現(xiàn)行的管理制度。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教職人員嚴重供不應求，雖然已經恢復和修建了很多場所，但是仍然沒有達到解放前的數(shù)量。限制信徒自發(fā)組織活動和修建教堂，結果并沒有減少信徒的人數(shù)，而是致使宗教“產品”供給短缺，造成宗教中的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形成宗教的三色市場：有合法場所的宗教紅市，有被政府取締但依然存在的非法黑市，還有大量不明不白的宗教灰市。
　　以市場經濟為機制的現(xiàn)代經濟制度需要宗教信仰的自我制衡和調節(jié)，因為與前現(xiàn)代的熟人社會不同，現(xiàn)代社會是陌生人社會，倫理道德不能單靠熟人社會的群體壓力，更需要個體發(fā)自內心的自覺動力。而宗教信仰需要充分的自由選擇才能體現(xiàn)自主意識，沒有自主意識，也就很難有自覺的道德。因此，我曾在一次研討會上呼吁：“為了社會倫理道德，請為宗教組織松綁!”
　　《南風窗》：您對宗教三色市場的分析，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宗教社會學分會2006年度唯一杰出論文獎，近年來備受關注，但國內讀者普遍陌生，能否請您再略做釋義?
　　楊鳳崗：這三個宗教市場，每個都有自身特別的動力學。首先，只要宗教組織在數(shù)量和活動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會出現(xiàn)，因為總會有人為了信仰而不顧身家性命。其次，從事非法的活動，其風險代價畢竟太高，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難以承受。因此，既不能在紅市得到滿足，又不愿意進入黑市，人們必將另尋出路，即從事灰市交易。只要紅市受到限制、黑市受到打壓，灰市就必然出現(xiàn)。第三，管制越嚴，灰市越大，這一點可能比較難以理解，但也更值得認識。
　　需要指出的是，把某個宗教組織定為非法容易，但是把它打入黑市卻未必能夠消滅它，反而刺激秘密教門的衍生。比如，從1980年代就取締了一個叫“呼喊派”的教派，但其現(xiàn)在卻在更大的范圍內傳播著，并衍生出“被立王”、“三班仆人”、“東方閃電”等新的膜拜團體。紅市也并非自由市場，紅市上的供給者和消費者都受到一定限制�！稇椃ā返�36條規(guī)定只有“正常的”宗教活動得到法律保護，但是對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動卻沒有做統(tǒng)一的明文規(guī)定。具體執(zhí)行中，在別國視為正常的活動在中國會被視為不正常，在某地視為正常的活動在另一地會被視為不正常。如果說宗教紅市和黑市畢竟還算有一定的法規(guī)或條例可用，但執(zhí)法者對于灰市里的東西則基本上無從下手，讓各級干部甄別什么是宗教什么不是宗教，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這是超乎他們的能力和職能范圍的。
　　近年來，中國宗教市場里暗潮涌動，甚至可以說是波濤洶涌。紅市里的一些宗教協(xié)會或地方組織時有驚人舉動，挾持某些政策謀取宗教自身利益或者個人利益。一些宗教團體獲得政府某些部門的扶持，雖然可能會帶來一時一地的短期經濟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但也因此埋下隱患，實際上不利于宗教自身和社會整體的健康發(fā)展。門派氣功被趕出了宗教灰市，有些轉入了黑市，而某些民間宗教例如浙江金華的黃大仙廟和陜北榆林的黑龍大王廟，被政府批準收編納入紅市，但是，由此空出的宗教灰市的供需區(qū)位，又有新的供給者變換名目來填補。
　　其中，特別是以文化、科學的名義出現(xiàn)的東西最障人耳目，結果造成當今巫術盛行。從學術角度來說，迷信絕大部分可歸為巫術，巫術猖獗，不利社會。因為與宗教群體信仰 不同，巫術本質是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缺乏社會倫理道德功能。
　　
　　追求真正的國泰民安
　　
　　《南風窗》：您的博士論文研究北美華人基督徒群體，博士后期間研究的是美國的新移民宗教，現(xiàn)在則在普度大學經常講授“宗教在美國”課程，請問美國的宗教市場是如何運作的?
　　楊鳳崗：在美國，古今世界各地曾經存在過的所有宗教幾乎都能找到虔誠的信奉者。總有一些人聽信異端邪說，但不需政府出面，那樣的教派在多元公平競爭中要么自生自滅，要么維持在很小范圍內，難以造成重大危害。比如，韓國的“統(tǒng)一教”曾興盛一時，教主文鮮明1970年代到美國傳教時一度吸引了眾多信徒，他主持的為數(shù)千對甚至上萬對男女進行隨意配對的主婚儀式引起美國社會和政府的震驚。然而在正統(tǒng)宗教的有力競爭和批評聲中，盡管該教至今仍被允許合法存在，但在美國社會中已經沒有多大影響。美國還有個土生土長的“基督教科學”教派，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是靈性的原因造成的，主張不看病不吃藥，一切靠祈禱。這個教派至今已有130年歷史，但信徒人數(shù)一直有限，也沒有引起什么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實，亞當?斯密早就從學理上說清了為什么宗教教派多元化發(fā)展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美國立國200多年以來，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宗教戰(zhàn)爭和大規(guī)模的宗教暴力沖突。關鍵就在于政府既不扶持也不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因此沒有哪個宗教能夠反過來操控政府。美國是最早用憲法的形式確立宗教自由的現(xiàn)代國家。在自由競爭機制下，各宗教只能靠理性勸說和感性感化吸引人，而且要時常經受其它宗教和非宗教團體的競爭和批評，宗教市場發(fā)揮出了自律調節(jié)作用，因此可以在總體上健康發(fā)展。
　　《南風窗》：不久前《中國日報》刊登文章稱，現(xiàn)在是中國從制度上為所有宗教做出平等與合法安排的恰當時候；國家財政不應資助任何宗教；中國的宗教管理體制源于前蘇聯(lián)，不適應當前社會的經濟基礎，應該改革；家庭教會的產生不能歸結為西方的陰謀；國家不應以“正常的宗教”為由進行宗教裁判等。這是否可以被解讀成一種政策調整的信號?
　　楊鳳崗：面對我前面提及的諸多問題，體制內一些頭腦清醒、有責任感的人在呼吁調整宗教管理制度，但也有聲音主張向中國古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學習。我認為，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假如一味向后看，往內看，帝王統(tǒng)治術讀多了，陷入前現(xiàn)代式的思維不能自拔，只能阻礙和延誤中國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程。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術語，這是用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來應對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制度，只會制造更多問題。宗教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往遠看，向前走，逐步增加開放程度，建立和完善公平和平等的市場準入機制，才能帶來真正的國泰民安。
　　《南風窗》：俗語說，心安是福。您是否滿意自己的現(xiàn)狀，是否找到了個人的幸福?最后，也請您展望一下中國人尋找心靈平安的前景?
　　楊鳳崗：我雖然在上大學時一度悲觀厭世，甚至產生過自殺念頭，但一路走來，現(xiàn)在感到很幸福，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個人興趣、專業(yè)學習和謀生的職業(yè)，達到了高度合一。跟同齡人相比，我應該算是幸運的，因為并不是人人都能有這樣的三合一。當我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思考，以往看似偶然的經歷或磨難，其實都是必要的鍛煉，跟周圍各樣的人打交道給我?guī)�來了各種必然的祝福。在一些緊要關頭，原以為靠的是個人的努力，但回頭看，很多東西遠非一己之力所能達成。因此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天成。對于一個原本研讀哲學的人來說，這樣的想法可能顯得有點奇怪。但是，信仰的確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視角看待人生和社會，讓我既能面對社會現(xiàn)實，又能看到人生的意義，心中有種特殊的平安。
　　我個人對于中國人的“心靈前景”持一種審慎的樂觀態(tài)度。雖然很多事情難以預料，突發(fā)事件可能改變歷史，但中國的信仰時代正在來臨，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是讓我感到樂觀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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