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國關系的角度說，中國將在世界事務中發(fā)揮更加突出的作用，這不是中國愿意不愿意的問題，而是世界歷史在當下時刻的一種必然。中國必須適應這種新的國際現(xiàn)實，調整國際戰(zhàn)略思維，更多扮演起全球性國家角色，以防止霸權的衰落對世界政治造成的非良性沖擊。
　　以癖好“大事件”為特征的歷史學家們，將會對剛剛成為過去的2009年格外垂青。年中的兩次全球金融峰會，G20(20國集團)成為最流光溢彩的詞匯，已使過去幾十年間人們動輒談論的G7(七國集團)相形失色；年底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由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BASIC)，對氣候峰會議題和進程的影響力，也讓世人感嘆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而中國在這一年中受世界關注的程度，則又達到了一個新高。關于中美共治天下的“G2”論，不管暗含了對中國的何種考慮，都在表明一個事實，那就是世界已越來越離不開中國。金融峰會、氣候峰會以及其他種種重要國際場合中國都“閃亮登場”，以及中國軍方首次以自己為主來協(xié)調亞丁灣護航國際合作，都十分顯著展現(xiàn)出中國的全球性國家新形象。也許應該說，2009年是世界政治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國全面走進世界的一個轉折點。
　　
　　世界正在進入“去霸權時代”
　　對于2009年國際戰(zhàn)略格局和大國關系所表現(xiàn)出來的風云變幻，首先要意識到的是，世界已不是以往的那個世界。全球經濟、政治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較長時間演變。在經歷量變累積階段后，如今已上升到質變階段，而這一點在2009年全面凸顯。
　　全球金融峰會和世界氣候大會中“金磚四國”、“基礎四國”合為整體發(fā)出聲音，以及表現(xiàn)出來的左右國際會議的能力，所反映的問題，是近半世紀以來大量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獨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不僅業(yè)已改變各自國家的面貌，也已改變全球力量對比。僅以“金磚四國”來論，它們占世界領土總面積的26％，世界人口的42％，世界經濟的15％。中國和俄羅斯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巴西和印度也是有全球影響力的發(fā)展中大國�！敖鸫u四國”有能力在經濟、金融和政治、安全上對全球事務產生重大影響，它們在2007年底以來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行動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也的確明顯比一些西方國家為大，據(jù)估計貢獻比率占50％以上。
　　與新興國家群體性地走上前臺相比照，發(fā)達國家今天在世界事務中已不再起到完全支配作用。盡管歐盟國家在2009年通過《里斯本條約》，但歐洲和日本如今都已變成十分內向、保守的國家，更多的時候乃是專注于自身而非外部世界。嚴重老化的人口、不斷惡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削弱的產業(yè)競爭力等等，都使傳統(tǒng)的歐洲大國和日本疲態(tài)畢露，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處理本國內部問題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世紀初時還曾以“新羅馬帝國”自居，不過，這種信心現(xiàn)在也蕩然無存。接替布什的美國新總統(tǒng)奧巴馬，在這一年里十分罕見地以“謙卑”的姿態(tài)面對世界，訪問日本時甚至還破天荒向“下國”的“天皇”鞠躬，這種突兀行為所說明的，乃是美國國家戰(zhàn)略能力和戰(zhàn)略思維的改變。
　　2009年里，沒有多少人還看好美國的前景。曾經以《大國的興衰》而名聞已久的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便指出全球重心從西方向亞洲傾斜的趨勢難以逆轉，因為美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背負了巨額的預算和財政赤字，美國目前對外國投資者的依賴，“越來越像歷史上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和法國路易十四四處舉債的情況――這些做法都是起初令人向往，慢慢卻會失去魅力�！逼渌�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佩普、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等等，說法與保羅?肯尼迪大同小異，都認為主宰世界長達5個世紀的歐美的權力秩序正發(fā)生根本變化，美國依靠強權統(tǒng)治世界的時代已經結束。
　　美國和西方的相對衰落無疑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首先它意味著世界政治正在進入新時代。如果以霸權的有無來衡量，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人類政治一直是受霸權所左右，而今天的世界正迎來一個去霸權的轉折時代。更往前點來說，還需要澄清的是，這個“去霸權”的過程，事實上要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末蘇聯(lián)帝國的解體和兩極格局的終結，而在上世紀90年代到現(xiàn)在的時段內，不過是由以往的美蘇兩個霸權演變?yōu)槊绹鴨螛O霸權而已。而從長遠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眾多后發(fā)國家的群體性興起或復興，則已在不知不覺間推動了世界政治權勢由西方向非西方的分散化。此一場景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政治地圖如出一轍。
　　
　　向全球性國家繼續(xù)邁進是中國的不二選擇
　　美國和西方霸權的逐漸衰落，使全球政治生態(tài)正在迅速改觀。而在新興大國群體中，中國的國家能力和世界影響，則還尚無其他可以并論。從大國關系的角度說，中國將在世界事務中發(fā)揮更加突出的作用，這不是中國愿意不愿意的問題，而是世界歷史在當下時刻的一種必然。中國必須適應這種新的國際現(xiàn)實，調整國際戰(zhàn)略思維，更多扮演起全球性國家角色，以防止霸權的衰落對世界政治造成的非良性沖擊。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在國際交往中基本上奉行國家利益至上理念，這為中國與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普遍改進關系提供了思想基礎，并使中國通過改革開放逐漸成為世界經濟過程中的一部分和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國家利益至上范式在一定時段內，減少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糾紛沖突，促成了中國近30年來的經濟社會發(fā)展。
　　然而，沒有不變的天道。中國近些年間與一些國家圍繞資源、貿易、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的糾紛明顯增多，而且糾紛的當事者不僅有比中國發(fā)達的西方國家，而且有曾經的第三世界難兄難弟。糾紛與沖突只是表象，背后所反映的，乃是中國近30年來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已經面臨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來自于近30年來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急劇擴大。一是隨中國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國家利益擴散至全世界，中國維護自身安全的方式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由以往局限于國土范圍之內而必須向海外拓展。二是與此同時，中國需要負擔的國際責任和需要維護的國際利益也顯著增多，在很多時候中國已需要在維護國際利益的前提下維護國家利益。
　　在2007年底以來發(fā)生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后，中國在這方面面臨的挑戰(zhàn)更為明顯。能不能通過中國的積極參與努力，維護全球經濟往來的開放順暢、防止貿易保護主義擴散，以及抑制經濟危機向國際政治軍事領域演化、保障共同性的國際安全，無論對保持中國發(fā)展穩(wěn)定大局。還是對保證全球政治生活不致失序都至關重要。
　　如何統(tǒng)籌好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在拓展中國國家利益的同時又造福于世界?中國首先要確認自己在現(xiàn)行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中國是發(fā)達國家中的后發(fā)國家，后發(fā)國家中的發(fā)達國家，至少擁有五種國際 身份，即有自身歷史傳統(tǒng)的文明古國、地緣上的亞洲國家、非西方后發(fā)經濟體、大國群體的組成成員、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中的戰(zhàn)略選擇因此要與其他國家有所區(qū)別，要依這五種身份定位，兼顧倫理主義的國際正義需求與歷史主義的權力政治現(xiàn)實，在參與大國政治的同時，又要致力于協(xié)調西方與非西方“兩個世界”間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與現(xiàn)實利益沖突。
　　而在國際交往指導思想上，中國則須豐富發(fā)展、超越近30年行之有效的國家利益至上范式，要為世界未來應該成為什么樣子，提供構思或理想和在此基礎上進行相關技術設計。這在某種意義上，是要求中國部分回歸自身傳統(tǒng)的“差序格局”和天下主義思想傳統(tǒng)和全面成為全球性國家。天下主義既關注自身利益、又充分考慮他者利益。因此是一個將他者包含在內的思考結構。在這樣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下，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乃是在一個有著多種文明、多種利益的世界上，如何在捍衛(wèi)自身利益的同時，又最大程度地尊重其他文明和利益，實現(xiàn)自我與他者的和諧共處。合理對待“中國責任論”
　　中國逐漸成為全球性國家，以及處理大國關系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乃是中國的國際責任。
　　不少中國學者和輿論，目前是以狐疑的態(tài)度看待近年來興起的“中國責任論”，他們認為美國和西方制造“中國責任”話題，不過是要逼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多出錢出力，但并不會給中國以國際事務的主導權。而在2007年底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發(fā)達國家把中國拉人世界金融峰會，對中國的“國際貢獻”戴上一頂頂高帽，目的說穿了就是一個字：錢，要中國繼續(xù)出錢買進美國國債，要中國加大力度給IMF等國際金融機構注入資金。而在世界氣候峰會中，西方國家提出的“中國責任”，則是逼迫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負擔起與發(fā)達國家一樣的減排責任。
　　“中國責任論”反映了發(fā)達國家的某種用心，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卻又不必對它畏首畏尾�？陀^來說，近年來隨深度加入全球物質交換和實現(xiàn)快速經濟增長，中國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也更加深入，不從別的，就是從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的角度看，中國也需要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2008年索馬里海盜問題引起世界關注后，中國派出海軍編隊赴亞丁灣巡邏，就是“中國責任”的一個注腳。
　　“中國責任”的主要問題，不在于它的有無，而在于由誰定義�，F(xiàn)在的“中國責任”是由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給中國定義的，它在部分層面反映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某些事實，但更大程度是要中國在金融危機、氣候變化、國際維和等問題上，承擔起與中國國力和發(fā)展階段并不相稱的眾多義務，以此一方面減輕發(fā)達國家“負擔”，另一方面阻滯中國發(fā)展。
　　“中國責任”的定義權應在中國自己手中而非他人，中國需要聽取包括發(fā)達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意見，但不一定非得遵從其他國家的要求。在此問題上，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是今天中國的榜樣，當時美國在經濟上已經居世界第一(比當前的中國強得多)，但卻堅持奉行孤立主義，對其他列強大國要求分擔責任的聲音充耳不聞。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是到后期階段美國才加入戰(zhàn)爭，而到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才大幅度接管起英法等國再也無法承擔的國際義務，同時也大幅度拓展它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美國的國際責任定義權始終掌握在美國自己手中，而且其國際權力隨國際責任同步擴充。
　　撇開當前所見的各種“中國責任論”，由中國自己來定義國際責任，“中國責任”將會主要表現(xiàn)出兩種類型：
　　一種類型是全球共同的安全、穩(wěn)定和發(fā)展需求。像打擊海盜和恐怖主義、維護全球基本經濟政治秩序、防止核武器擴散、防治氣候變暖和克服糧食危機等，關系到幾乎每一個國家的生存和長遠發(fā)展，中國需要以包括發(fā)達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為對象，與它們一起共同解決問題、抑制危機。當然，中國介入這些問題的程度、承擔責任的范圍，主要又應由中國自己來決定，而不能由其他國家和組織來定義。
　　第二種類型，則是要幫助相對落后的國家共同發(fā)展。在上世紀冷戰(zhàn)期間，中國曾與第三世界共存亡，對這些國家的獨立自由不懈給予支持，這是中國如今在不少后發(fā)國家還有著不小號召力的成因所在。星移斗轉，當代中國依然要高度重視與“后進”國家的來往，這是在今天中國國家利益已經全球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在全球層面積累、建構中國的道義形象和提升影響力的內在要求。不幫助弱者就不會有中國的道義形象。援手貧困國家解決糧食短缺、促進生產、保持安定等，中國在這方面有比其他欠發(fā)達國家更多的義務。就這種責任類型而言，中國要格外重視那些欠發(fā)達國家的呼聲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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