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和探戈，著名的文學(xué)大師和同樣著名的歌舞形式之間的不和諧關(guān)系，是一個有關(guān)人類及其音樂變遷的經(jīng)典隱喻。 　　在至少5本其晚年的訪談錄里，博爾赫斯一遍遍強調(diào)他年過半百時寫成的專文《探戈的歷史》中的觀點：他記憶中的探戈是勇敢和快樂的代名詞，產(chǎn)生于19世紀(jì)末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妓院，是小混混和流氓們的競爭，是街頭惡棍們“斗”的產(chǎn)物，而不是當(dāng)時(也是時下)流行的傷感民謠――此類時髦舞曲往往表達男人對失去的愛或者背叛的哀嘆，“像是一個怨天怨地的人，成天悲嘆自己的不幸，無恥地慶幸別人的不幸”。
　　作為阿根廷的兩種象征，博爾赫斯和探戈的關(guān)系就像不幸反目的初戀情人，探戈屬于變了心的那個。高壽的文學(xué)大師總是對訪問者幸福地回憶20世紀(jì)最初那些年，還是個孩子的他，在街角看到一對對摟抱在一起的男人跳探戈的畫面，他每次都會強調(diào)，那時，具有強烈性挑逗意味的探戈“傷風(fēng)敗俗”，女人們不敢公開參與，跳探戈的男人們則豪邁勇敢，具備尋釁滋事的一切沖動和勇氣，因為探戈的使命正在于“讓阿根廷人確信他們是勇敢的，它們滿足了英勇和尊嚴(yán)的要求”。
　　很多人，包括幾乎和他一樣著名的其他阿根廷作家，試圖糾正博爾赫斯對已在世界(當(dāng)然也含博爾赫斯念念不忘的中國)聲名遠播的探戈是“廉價的傷感主義”的看法，他們試圖小心翼翼地彌補探戈和博爾赫斯――兩個阿根廷的分裂，但始終無法說服這位睿智而固執(zhí)的盲眼老人。
　　探戈史上最重要的兩人，歌星卡洛斯?加德爾在上世紀(jì)二三十年代令探戈曲成為了歐洲的光鮮寵兒，反饋回阿根廷，作為巴黎時尚的探戈不再傷風(fēng)敗俗而變得名正言順；而皮亞佐拉，這位曾移居美國的阿根廷杰出作曲家則令探戈得以躋身于世界樂壇之列，給妓院里的產(chǎn)物披上了或古典或爵士的外衣。博爾赫斯對這二位的評價，卻都不高，稱前者破壞了原本可以沒有歌詞的探戈，是冒牌貨，矯揉造作；而在皮亞佐拉(他視博爾赫斯為文學(xué)上的精神導(dǎo)師)的探戈音樂會上，他認為他根本沒有演奏探戈，干脆提前離場。
　　準(zhǔn)確地說，70歲高齡時仍會被披頭士感動、聽布魯斯及至落淚的博爾赫斯對探戈的失望，來自于它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之后發(fā)生的種種世界主義的體面變化――“起先是嬉戲、大膽、果敢，然后轉(zhuǎn)向傷感”。
　　對老探戈念念不忘的博爾赫斯同樣忘不了殘忍而美麗的老虎的那一片金黃，虎是他的寫作中最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意象之一，就像談起探戈他就興致勃勃一樣，精神之虎象征的也是野性而神秘的勇敢�！�60多年前，在我的國家，男人勇敢或者被認為勇敢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說怯懦是男人的恥辱。都認為成為懦夫是不可饒恕的罪惡，是上帝不容的罪惡。然而，如今，這些情況在我的國家已看不到了，誰都不關(guān)心勇敢不勇敢的問題，人們關(guān)心的是金錢、名氣、流行的話題�！�1966年的博爾赫斯如是說。那個年代，“拼刀子的神話/逐漸被人遺忘/贊揚好漢行徑的歌謠/在下流的警匪新聞中淹沒”(《探戈》)。
　　相比已喪失“勇敢”這種阿根廷原始民族性的流行探戈，博爾赫斯更喜歡形式更古老的米隆加。米隆加屬于人民，曾徘徊于貧民窟體會其混亂和魅力的博爾赫斯的證據(jù)，是米降加靠在任何一家雜貨鋪都可以找到的廉價吉他伴奏。米隆加的僥幸之處在于，它碰巧沒有引起歐美的注意或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成為世界消費主義浪潮下的時尚寵兒，因而沒有像加德爾之后的探戈那般，傷感、優(yōu)柔寡斷和娘娘腔，仍舊快樂、充滿力量。
　　1965年出版的《為六弦琴而作》正是博爾赫斯為米隆加所寫的歌詞集，在這冊惡棍和刀子的贊歌中，曾贊美過“打家劫舍的流浪漢小說”《水滸傳》的博爾赫斯寫道：“那刀不知有過多少次/曾經(jīng)嵌進人類的肌膚/現(xiàn)如今孤零零遭冷落/默受灰塵如手的輕撫”《北方有把刀》――不禁令人想起中國俠士小說的片段。他說，“我之所以感興趣，是因為我覺得那些老牌惡棍身上有一些新的東西――毫無利己之心的，純粹的勇敢。”
　　對博爾赫斯，墨西哥詩人帕斯曾有一個拉丁美洲式的解讀：“他因為被美洲的黑暗和暴力吸引而受苦。他在它最低和最沒有英雄色彩的層次上感受它――街頭爭吵、逞強和積怨之刀。”這位打小被關(guān)在家里，而后又眼睛失明行動不便的大師對勇敢與野性的迷戀當(dāng)然有其個人原因，然而，如帕斯所言，他并不缺乏對環(huán)境與時代的理解，他執(zhí)意回到最初也是最純粹的角度，以審美的方式理解并享受原始而本能的快樂――而這，正是探戈和米隆加這類來自民間的音樂真正的精神之核。
　　“一種可以翩翩起舞的憂傷的思想”的探戈為博爾赫斯極力反對，但他一個人的抗拒迎來的，是喪失了原始精神內(nèi)核的探戈在全球開花結(jié)果，在歐洲，在亞洲，名正言順的傷感主義席卷了20世紀(jì)，怯懦的享樂而非勇敢的享樂深入人心，淚水得到的快樂多過獻血，然后，――1981年，在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博爾赫斯脫口而出“你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待上幾年可能一支探戈都不會聽到”，探戈在它的根源之地阿根廷整個兒地衰落了，阿根廷人的英勇和尊嚴(yán)不再依靠探戈。
　　“使探戈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不是我有朝一日會稱之為怯懦的手風(fēng)琴，也不是河畔郊區(qū)那些勤奮的作曲家，而是整個共和國。”在其晚年，已經(jīng)認不清自己祖國的博爾赫斯曾向朋友們透露，他決定離開阿根廷，“離開這里，死在別處，也許在日本”。
　　最終，1986年，他死在了日內(nèi)瓦，享年8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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