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奧運與奧運的民族 　　 　　以奧運為代表的兩方體育競技一直占據著中國體育的主流舞臺。從奧運的比賽項目和歷來奧運的金牌榜上看，中同是體育大國，但斷不敢稱體育強國。因為，在這場“奧運游戲”中，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實力去“玩自己的體育”，在很多國際賽事中還沒有足夠的話語權。
　　眾所周知，南美洲的巴西、歐洲的意大利和英國等都是足球的國度，他們在踢球中享受快樂，強壯了一代代的孩童，足球賽場上的勝負成為國家的榮譽。他們是足球的民族，足球是維持其民族團結和凝聚力的陣地之一。此外，像韓國的跆拳道、印度的瑜伽等由于其強身保健的功效，迎合了當今追求健康生活的時尚潮流而受世界流行。
　　奧運亦然。2008年北京奧運，無疑是民族的奧運，激勵著中華民族的無數兒女。但奧運是世界的，百年奧運終將在半個月的燦爛上演后，移師它地。奧運走后，就需要我們由“民族的奧運”向“奧運的民族”嬗變，這不僅僅是一個形式上的轉變，更重要的是用奧運精神和現(xiàn)實性的體育渴求，在奧運中查找體育事業(yè)的缺憾，重塑我們的體育精神，從而讓自己自覺地從民族辦奧運的吶喊中，成為奧運民族中的一員。
　　(戈止)
　　
　　讓少數民族成為保護民族文化的主體
　　
　　少數民族在標簽中區(qū)分，這標簽不是一個空洞的符號，其背后有國家為彌合民族關系，而推行的涉及政治、經濟和教育等方面的優(yōu)惠政策，讓少數民族更熱衷于民族認同。而那些民族交界的模糊地帶的邊緣人群，對于自身的風俗、文化等方面的民族特色的表征，更加刻意保護。哪怕這只是形式，至少可以讓他們找到一種歸屬感。
　　看起來少數民族文化也在族群中延續(xù)，但保留的卻只是一種外在形式，其精髓已不復存在。一如北京高樓環(huán)伺之下的四合院�？晌覀儧]有理由來譴責他們的做法。畢竟，他們也有生存權和發(fā)展權。
　　我們必須做的，更多的是給少數民族以發(fā)展的機會，讓這些民族在經濟地位上平等，進而推動他們在民族意識上的覺醒，認識到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再去思考核如何保護的問題。
　　即民族文化的保護，是以經濟發(fā)展為前提，是少數民族自我覺醒的過程，而非外力的一廂情愿；基次，這應當是民族覺醒之后，本民族自上而下的保護，而非出于生存保留的一點文化的外衣。當然，在民族覺醒之前，則需要注意，發(fā)展不應以民族文化的消亡為代價，也不能對這個民族存在的社會環(huán)境造成重創(chuàng)。這樣，才有復原的基。
　　在今天，阿米緒人對近代文叫的成果依舊排斥，卻仍能夠在保守中，游走在美國主流文化之外而不消亡。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索，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卻不用為生計而憂心。這也許是一種參照。
　　(譚大朝)
　　
　　社會合作與社會團結，從何而來?
　　　
　　在一系列社會泄憤事件背后，其實質是社會群體的訴求。非直接利益相關群體的大規(guī)模卷入，說明借助現(xiàn)代傳播渠道，人們對“命運共同體下”各自社會境遇、遭遇的“共感”與“通感”日漸增強。民眾在偶然事件中的“借題發(fā)揮”，恰恰在昭示著民眾的主要心理訴求，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召喚。群體性泄憤事件之發(fā)生，與分配失衡等社會不公，以及公權異化等權力腐敗現(xiàn)象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有關，也與長期以來，政府對民眾的利益和權利訴求沒有作出很好的回應有關。及至當下，對待從宏觀到具體的社會問題，社會群體正在形成區(qū)別于官方的認知，甚至在危機爆發(fā)時，民眾對官方做出的各種解釋都持懷疑的態(tài)度，而執(zhí)著尋求早已先假定于內心的“真相”。社會認同與政治認同在分化，社會合作與社會團結的基礎在流失。
　　而中國目前自上而下的壓力型政治體制，顯然無法應對日趨復雜的社會危機處理。此種自上而下的增壓體制，雖在應對大型自然災害面前。有利于體系和體系內資源的快速激活、迅速動員、高效整合，但在平時卻“重上輕下”，慣于控制而不善引導，在社會危機爆發(fā)時，對來自社會的任何異動都表現(xiàn)為恐懼與習慣性的打壓，明顯地表現(xiàn)出與民間平等互動的陌生。
　　為維持良好的社會合作秩序，提升并改善政府的管治力實屬必要。但怎樣使單個官員在危機中提升的公共溝通技巧，體現(xiàn)在持續(xù)性的制度轉變和從政者為政理念和作風的改變上，卻不是朝夕間的事項。當務之急是，建立常態(tài)的、制度化的、便利的利益和權利訴求通道，給民眾的悲情一個合法的、可控的出口，也可對為政者起到督導作用；更要緊的是，守衛(wèi)在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底線，無論是立法、行政還是司法上，都應讓人們看到對社會公平與正義訴求的切實回應，社會合作與社會團結，始于政府對公平與正義底線的堅守，其增量系于各權利與利益主體間的積極、正向與常態(tài)的呼與應。
　　(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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