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在山西和河南發(fā)生的黑煤窯黑磚窯事件，人的無助和冷漠給我?guī)�來的震撼是深遠的，讓我意識到的是人之惡的獨特。動物來說僅僅按照自己的動物本能生活，在本能之外不會主動為惡；但人卻不同，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超出自己的動物本能自由為善、也可以自由為惡，人可以戰(zhàn)勝自己的恐懼和貪婪為善，也可以屈服于恐懼和貪婪為惡，這種惡也遠遠超出自己的本能。
　　有人認為，這事關制度或者社會的問題，但此事更應該是一次心靈事件，是一場制度無法觸及的精神災難。社會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制度不斷地健全，但這種文明進步的盛宴為什么對個人的道德狀況沒有實質性的影響(或者遲緩)?我們的“進步”到底忽略了什么?導致這種人“心靈”止惡揚善的乏力，而把人置于道德底線失守的地步?
　　回顧過去，20世紀的中國人心常常處于民族存亡的焦慮之中，無論是晚清變局，還是80年代的改革開放，國人的眼睛要么是向“西方”看，要么是向“未來”看，而現(xiàn)在，則是向“經(jīng)濟發(fā)展”看，總之，這種國家民族層面上的焦慮，對人思想方式影響異常巨大，這導致人向內(nèi)地在心靈層面上無法著力，心靈自身投入到外在的世界中去，自身卻沒有得到滋養(yǎng)。
　　這種情況下，或許看看鄰居俄羅斯人的狀況會有啟發(fā)。說到俄羅斯精神，我們的印象都被那一些巨星占據(jù)著，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等，其實，必須指出的是，背后支持著迄今仍進發(fā)著活力與火花的俄羅斯精神的，還有那些默默地一生不被人所知的修道院里的東正教修士，是他們身體力行地傳承著一種心靈的生活，而他們中，有的有作品傳世，有的默默一世。
　　長老西拉便是其中一位被歷史所重新發(fā)現(xiàn)的修道士。這位被淹沒的俄羅斯思想家在修道院里度過了自己的一生，然而他的思想在21世紀重新被人發(fā)現(xiàn)，并被尊為圣人。1866年出生于俄羅斯鄉(xiāng)村的一個農(nóng)民之家，從小身體強壯，樂于助人，在軍隊服役結束后，隨即離家奔赴阿索斯山修道院，在長達45年的歲月里，長老西拉始終過著普通修士的單調(diào)生活，最后于1938年悄無聲息地離開了人世。但他的一生清晰，這可以從他的著作里看出來，他的修道生活一直專注于心靈之中，這也是俄羅斯修士的一貫傳統(tǒng)。
　　所有這些，都是通過《俄羅斯精神巨匠：長老西拉》一書，在漢語世界中得到第一次典型體現(xiàn)。通過這本書，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俄羅斯精神的另外一面，了解這些修士們的生活和他們對心靈保持強烈關注的傳統(tǒng)，毫無疑問，這和他們的信仰有密切關系。
　　在基督宗教的三大教派中，新教側重于理性，注重表達，向外傳播；天主教注重傳統(tǒng)歷史的傳承，關注社會的公義；而俄羅斯的東正教注重心靈的修為，注重內(nèi)在的和上帝的接近。我們所常常提起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西方，其實一直指在新教和天主教背景下的“西方”，而同被視為“東方”的俄羅斯，卻常常在文化上被忽略，也因其深刻的內(nèi)向性，很難輕易接觸，這個原因是復雜的。而這個“東方”特色的俄羅斯，是和我們中國文明中的一些傳統(tǒng)有印證之處的，有人說是“道”家，有人說是儒家的“心學”。不管怎樣，我們要了解這個鄰居，便不能僅僅停留在列寧或者高爾基，甚至普京身上，我們需要理解的，還應該是這個民族更加深遠的心靈世界――不應只知道有紅場，還要知道有修道院，而此一點或許對我們自身亦有啟發(fā)。
　　《長老西拉》完美地體現(xiàn)了俄羅斯精神中那種流動的、承受苦難的心靈個體、長老西拉的言說和一生，與眾不同卻始終和人在一起，并不進入這個世界，也不離開這個世界，而是始終關注著這個世界，為這個世界祈禱、哭泣，始終在心靈上為世界守望。
　　其實在我們的文化當中，不乏關注人心的文字，比如《大學》中的“正心誠意”，如孟子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之四端，到后來王陽明的“心學”，但是儒家文化中“心學”往往淪為“外王”之學的前奏，在實踐中就免不了忽略心的問題，似乎向外的“焦慮”始終在壓制著心靈的發(fā)育。
　　回到開始的主題，如何讓我們的思想可以稍微離開一下高速發(fā)展的世界，轉向精神的培育?如何讓我們的心靈再強健一些?如何讓世界依舊進步，但是心靈卻可以從中間自由出來，去創(chuàng)造一種內(nèi)外平衡的文化，不再用單一的“焦慮進步觀”來管制一切?或許這樣，才有希望讓我們的心靈變得豐富起來，讓那些早已失去光彩的良善、同情心、感受他人痛苦的諸能力，回到我們關注的舞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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