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精英的反對、紅色清真寺事件的余波、西方反恐不力的指責、兩位前總理的步步緊逼、人民的積怨……隨著10月6日總統(tǒng)選舉日期的臨近，穆沙拉夫正經歷著1999年執(zhí)政以來最艱難的時刻。鬢邊的白發(fā)和疲憊的神情，似乎都在訴說著治國的不易。
　　
　　而事實上，穆沙拉夫執(zhí)政8年來就沒有過上幾天清靜的日子，爆炸和抗議固然是家常便飯，各方的指責和撻伐也從未間斷：靠政變上臺，這是穆沙拉夫的原罪，不肯脫下軍裝更讓他成為別人眼中當之無愧的“獨裁者”；搭上美國的反恐戰(zhàn)車，他因此收獲了“跟屁蟲”和“軟弱”的名聲，很多原來的支持者紛紛棄他而去，恐怖組織也認為穆沙拉夫“已經突破了所有的底線”，“基地”頭目本?拉丹則要向他正式宣戰(zhàn)；而在對待國內宗教勢力上的舉棋不定，更是讓他陷入了進退失據的窘境中。
　　當一國的局勢不斷惡化時，缺乏耐心的人民往往傾向于通過換人來擺脫危機，而不是思考和總結危機背后的深層原因。在巴基斯坦歷史上，每一個軍方領導人在執(zhí)政后期都會遭遇政黨要求分權的壓力，穆沙拉夫也正處在這樣的關節(jié)點上。但對今天的巴基斯坦人來說，無論是選擇“民主派”還是宗教勢力，對國家的前途都于事無補。因為，那些困擾穆沙拉夫的問題，也會困擾未來的領導人，而他或她對此的解讀，不見得會比穆沙拉夫高明。事實上，不管局勢如何演變，巴基斯坦都在朝更加激進和動蕩的深淵邁進，而這顯然不全是穆沙拉夫的錯。
　　
　　戎馬生涯
　　
　　在總結名人的一生時，人們往往喜歡從他的童年生活里尋找日后飛黃騰達的蛛絲馬跡，并得出“3歲定80”式的結論。放下刻意的附會之心，你會發(fā)現，童年時候的穆沙拉夫只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小男孩。
　　穆沙拉夫1943年8月1日出生于印度新德里，兄弟3人，他排行老二，父親為外交官，母親曾在國際勞工組織工作。1947年，英國推行印巴分治方案，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沙拉夫一家西遷至現今的巴基斯坦卡拉奇。穆沙拉夫從6歲開始隨父母到駐土耳其大使館生活了7年，因此精通土耳其語。有人因此想當然地認為，穆沙拉夫受到了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影響，并暗暗立下了從軍報國的志愿。但如此不凡的情操，對一個10歲出頭的孩子來說似乎太過高遠了了。
　　真能影響人性格和思維方式的倒是一些意外事件。一次，為了替哥哥搶回風箏，他和一個惡棍打了一架，自此獲得了“達達吉爾”的名號，意即“不好惹的人’。“由此我得到啟發(fā)，惡棍其實也欺軟怕硬，訣竅就在于多堅持自己的主張幾秒鐘�！蹦律忱�夫后來回憶說。在學校，他因為調皮搗蛋多次受罰，雖然成績還不錯，但顯然比不上他那兩個一貫名列前茅的兄弟，只好被扔到軍隊里接受鍛煉。
　　穆沙拉夫進入巴基斯坦陸軍學院時年僅18歲，“是個敏捷、聰明的男孩，輕而易舉便能在體育運動中獲勝”。此后，他開始了長期的軍旅生涯。他參加過兩次印巴戰(zhàn)爭，多次立功受獎，開始平步青云。1990年，他到英國皇家防務研究學院進修并獲碩士學位，學院院長安東尼?沃爾克上將對穆沙拉夫的結業(yè)評語是：“他是一位有才干、明事理，且風度超群的軍官……他的國家很幸運能有這樣一位具有優(yōu)秀品格的人才�！�
　　從民族劃分上看，穆沙拉夫屬于穆哈吉爾，即1947年印巴分治時從印度遷移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在穆哈吉爾中，很多人參加了爭取巴基斯坦獨立的運動，又拋棄了他們在印度的家業(yè)和財產來到巴基斯坦。在獨立初期，他們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在巴基斯坦國父真納任穆斯林聯(lián)盟主席期間，穆盟工作委員會28名成員中，來自印度的穆哈吉爾有17人。巴基斯坦成立后的前10年，穆哈吉爾在政府中仍擁有優(yōu)勢。但由于穆哈吉爾在經濟上一無所有，又沒有群眾基礎和自己的選區(qū)，所以，后來的巴領導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推行歧視穆哈吉爾的政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穆沙拉夫按常規(guī)是得不到重用的。但印巴之間不時爆發(fā)的戰(zhàn)爭和沖突，迫使軍隊不得不不拘一格地挑選人才，穆沙拉夫因此得以脫穎而出。
　　在巴基斯坦，歷史往往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重復自己。1970年代，阿里?布托為控制軍方，越級提拔了他眼中的“自己人”――當時的第三軍軍長齊亞?哈克擔任陸軍總參謀長。最后，這個“自己人”發(fā)動政變并把布托送上了斷頭臺。而穆沙拉夫和前總理謝里夫之間的關系也大抵如此：謝里夫在1998年10月提拔在中將中排名第三、本已升遷無望的第一軍軍長穆沙拉夫為陸軍參謀長，但雙方很快在克什米爾等問題上產生分歧，最后同樣釀成了政變。
　　
　　民主或者獨裁?
　　
　　1999年10月12日，穆沙拉夫和夫人正在斯里蘭卡訪問，謝里夫宣布將穆沙拉夫撤職。此時的穆沙拉夫正在從斯里蘭卡飛回卡拉奇的飛機上，而謝里夫則命令地面控制臺不允許穆沙拉夫乘坐的PK850次航班在巴基斯坦任何機場降落，但此時飛機燃油只能維持70分鐘航程。此后，飛機在卡拉奇上空不斷地盤旋著，乘客全都驚慌失措，穆沙拉夫則利用飛機上的通訊設備向忠于他的部隊下達了政變的命令。最后，在只剩下7分鐘燃料的情況下，政變成功，飛機安全降落。
　　在公審中謝里夫不能親自出庭辯護，他的律師也被人暗殺，最后謝里夫被法庭以恐怖主義、劫機和企圖謀殺等罪名判處終身監(jiān)禁，2000年12月10日，謝里夫獲赦并流亡沙特阿拉伯。
　　但是，與以往的軍人統(tǒng)治不同的是，穆沙拉夫沒有實行軍法管制。這顯然是他從當年參與齊亞?哈克時期軍法管制中獲得的教訓：首先，只要軍隊卷入軍法管制，就會分散精力，無從顧及重要的軍事責任，軍事訓練和快速反應能力會遭到削弱。其次，當把軍法和軍隊置于文官政府之上時，文官政府就發(fā)揮不了作用。而軍法管制撤消后，文官政府仍效率低下，這只會使其發(fā)展受到阻礙。所以，穆沙拉夫實行“軍人掌權，文官治理”的策略，讓軍隊以某種對等身份與文官機構并存，監(jiān)督其工作，而不是凌駕其上。
　　但另一方面，穆沙拉夫不斷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他首先頒布“臨時憲法1號令”，宣布終止憲法，解散議會和內閣，由他本人任首席執(zhí)行官，要求巴總統(tǒng)、最高法院和各級高級法院法官執(zhí)行首席執(zhí)行官的命令；接著他又頒布“臨時憲法令”，解除塔拉爾的總統(tǒng)職務，自任巴總統(tǒng)，成為巴歷史上集總統(tǒng)、首席執(zhí)行官、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和陸軍參謀長于一身的第一人。此后，他又在“總統(tǒng)全民公決”中以98％的高票連任總統(tǒng)，使其總統(tǒng)地位合法化。
　　穆沙拉夫還專門成立了國家反貪局和國家重建局，積極推動經濟振興和反腐肅貪。在其治下"巴國經濟迅速發(fā)展，GDP翻了兩番。舉一個數字也許可以說明問題，2003年巴全國手機使用者不超過300萬，但目前已接近5000萬；外國直接投資從2002年的3億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35億美元。人們在大談印度的崛起，實際上巴基斯坦大街上的 乞丐比印度少，中產階級也可與印度的中產比富。
　　在掃除腐敗方面，穆沙拉夫也取得了進展。他對軍隊高級將領及其下屬和親屬的要求與管教十分嚴格，軍政權從未發(fā)生因經濟腐敗問題而導致的執(zhí)政危機，這與民選政府時期的腐敗成風、經濟不振、政局不穩(wěn)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穆沙拉夫本人也非常清廉，他率先公布自己和家人的財產。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打開了對新聞媒體管制解禁之門，巴基斯坦的媒體、政黨、獨立團體大體都可以自由發(fā)表看法而不受官方壓制。在他任內，還廢除極端歧視婦女的《胡杜德法案》，這可是在女總理貝?布托任內都沒能實現的目標。
　　盡管他一再強調“印度應該從‘偉大國家’的幻想中清醒過來，放棄削弱巴基斯坦影響的努力”，但穆沙拉夫一直不遺余力地推行印巴和解。2001年7月，他應邀訪印成為16年來踏入印度國土的首位巴基斯坦領導人，并作為巴基斯坦國家元首第一次拜謁圣雄甘地的陵墓。2001年底，由于極端分子襲擊印度議會大廈，印巴關系一度劍拔弩張，但穆沙拉夫在出席南盟峰會期間，仍主動和瓦杰帕伊握手。在過去8年里，印巴關系的進展是有目共睹的雙方恢復了大使級外交關系，首次恢復了公路貿易，在克什米爾實現了�；穑�還開行了穿越雙方實際控制線的公交車。
　　事實上，面對東南咄咄逼人的強鄰印度、西北陰霾不散的伊斯蘭圣戰(zhàn)者、以防恐相逼的西方陣營，腹背受敵的巴基斯坦不但能左右逢迎，還能實現經濟增長，平心而論，穆沙拉夫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
　　但這一切還是沒能消除穆沙拉夫的原罪：他是通過政變上臺的，并在8年后的今天仍不愿脫下軍裝。這當然是對民主原則的踐踏，但把這一切放在巴基斯坦獨立60年的歷史中看，就會發(fā)現那是再正常不過了。
　　巴基斯坦獨立后的60年里，有35年是在軍政府的統(tǒng)治之下的，而且，軍政府的政績似乎還好過民選政府。這一事實，投射在半生戎馬的穆沙拉夫身上，就讓他和其他軍事領導人一樣，對文官統(tǒng)治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輕蔑，認為他們腐敗無能，成事不足，敗事有余�，F實也確是如此：巴基斯坦的政治體制是一種由軍隊主導的現代化半民主精英統(tǒng)治。巴基斯坦軍隊是精英集中的機構，會說英語，能夠同西方思潮密切溝通，組織性強，行政效率高，又不像民選政府那樣貪污腐化。
　　這種現實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huán)-由于長期軍人統(tǒng)治，該國缺乏一個經驗豐富的文官領導集團。而缺乏管治經驗造成的行政疏失和腐敗無能，又一再被軍隊拿來作為罷黜民選政府的借口。最后，全體國民形成了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文官執(zhí)政必遭失敗。這也是穆沙拉夫遲遲不肯脫下軍裝的原因。
　　許多人會注意到巴基斯坦60年被軍事統(tǒng)治了35年，但卻較少觀察到剩下的25年被來自地主階級的、腐敗和自私的“民主派”糟蹋，他們把民主當成提款機。貝?布托的丈夫是著名的10％先生，任何人想從他那里獲得合同，就必須給他至少10％的回扣。謝里夫任內，國家經濟一團糟，外債達到300多億美元，謝里夫的家族卻富甲一方。
　　這不是說民主本身不好，而是巴基斯坦政治難以擺脫封建殘余的影響。在該國歷史上，很多政治家無論是謝里夫還是貝?布托，他們的根都可以挖到巴國內大地主家族。地主們有力量要求土地耕種者投票選舉他們中意的候選人，農民對地主的忠誠是帶有強迫性的。在這種環(huán)境下"政治家上臺靠的是少數精英之間的秘密協(xié)商和軍隊與文官之間的分權，而不是取決于人民的意愿。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穆沙拉夫政權的實際表現，應該說，巴基斯坦人沒有更好的選擇。正如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所說：“穆沙拉夫是巴基斯坦領導層在合適的時間推出的一個合適人物�！�
　　
　　反恐迷局
　　
　　9?11事件發(fā)生4小時后，穆沙拉夫憑著他的個人感覺，發(fā)表講話，對恐怖分子表示譴責，對美國表示同情。隨后幾天，穆沙拉夫又作出兩個重大決定：全力配合美國反恐，斷絕與塔利班的任何關系。
　　在2006年9月出版的自傳《在火線上》中，穆沙拉夫透露了當時的決策過程：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9?11事件后對穆沙拉夫說：“你不是支持我們，就是反對我們。”美方還發(fā)出威脅稱，如果巴方不在清剿塔利班的行動中給予合作，美國將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時代”。穆沙拉夫在書中說：“我曾以美國作為對手，作兵棋推演。推演的目的是要求證，如果我們不加入他們的反恐戰(zhàn)爭，我們可以對抗他們和抵抗我們的攻擊嗎?答案是不可能，我們的軍事武力將被摧毀�！�
　　顯然，當時巴基斯坦如果敢公然對抗美國舉國之悲憤，無異于政治自殺。這是穆沙拉夫高明于阿拉法特的地方――阿拉法特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站在了薩達姆一邊，因而喪失了美國的信任。巴基斯坦成為反恐前線國家后，美國解除了因穆沙拉夫政變而施加的經濟和軍事制裁，給予巴基斯坦至少4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并在2005年將巴基斯坦提升為“重要非北約盟國”。穆沙拉夫參加聯(lián)合國大會時，身邊的美國保鏢人數僅次于布什。
　　“9?11”以來，“基地”第三號人物祖巴耶達赫、“9?11”策劃人哈立德?穆罕默德等都先后在巴基斯坦落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對穆沙拉夫的不滿也在加�。槐�?拉丹和奧馬爾影蹤全元，據傳都隱匿在巴國西北部；埃及沙姆沙伊赫爆炸案發(fā)生后，埃及警方逮捕的6名嫌疑犯竟都是巴基斯坦人；倫敦爆炸案后抓獲的4名爆炸案嫌犯中，3人有巴基斯坦血統(tǒng)。阿富汗也―直強烈譴責巴政府扶植塔利班武裝。巴基斯坦某種程度上成了恐怖活動的新策源地。在此情況下，華盛頓不少人士恨不得能親上火線，美國媒體于是紛紛對美軍出兵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提出揣測。
　　穆沙拉夫看準了布什政府和他的共生關系，只要把自己和華盛頓的矛盾調整到不破裂的程度，一切都會平安無事。美國副總統(tǒng)切尼曾到伊斯蘭堡興師問罪，飛機剛降落，就聽到穆沙拉夫宣布捕獲了頭上有100萬美金懸賞的塔利班前國防部長歐拜杜拉，證明穆沙拉夫對掌握時空優(yōu)勢的嫻熟。但壓力也是實實在在的，如果喪失了美國的支持，那就可能成為壓垮穆沙拉夫政權的最后一根稻草。
　　穆沙拉夫本人大概并不希望反恐戰(zhàn)爭馬上結束，因為那意味著巴基斯坦戰(zhàn)略地位的下降。但在反恐問題上，穆沙拉夫要交代的還遠不只是這些。1980年代蘇軍入侵阿富汗后，在美國支持下，巴全力支持鄰國阿富汗的抗蘇斗爭，巴西北邊境省和旁遮普省成為數百萬阿富汗難民的滯留地，邊境城市白沙瓦成為阿“圣戰(zhàn)者”的后方基地。蘇聯(lián)撤軍后，巴又支持塔利班，因為塔利班的存在讓印度十分頭痛。在這個過程中，巴軍方、情報部門和阿富汗塔利班及其盟友基地組織有過長期的合作關系。穆沙拉夫雖然和它們一刀兩斷了，但不能保證其他人不藕斷絲連。巴美軍隊實力雖強，并且有先進的衛(wèi)星和高科技裝備，但要找到本?拉丹，沒有軍情部門的齊心協(xié)力以及部落民眾的支持 和幫助是很難成功的。但恰恰在這一點上，巴政府力有不逮。
　　1893年，英國殖民當局的莫蒂默?杜蘭爵士劃定了一條規(guī)定阿富汗和印度邊界的杜蘭線，在其兩側劃分了26個部落地區(qū)，以此作為當時印度和阿富汗之間的緩沖區(qū)，印巴分治后這條線就成了巴阿邊界線，這些部落中的7個地區(qū)就位于現在的巴基斯坦一側，也就是傳說中本?拉丹和奧馬爾的藏身之處。巴基斯坦建國后延續(xù)了部落地區(qū)享有高度自治的傳統(tǒng)，這個國家的600多條法律中，只有44條在部落區(qū)適用，巴基斯坦法院和警察在部落地區(qū)也沒有執(zhí)法和判決權。假如一個罪犯逃到了部落區(qū)，政府除了要求部落區(qū)把人交出來外，別無他法。
　　“9?11”后，這種狀況有了一些改變。部落地區(qū)的行政事務統(tǒng)一合并到省長辦公室下屬的一個專門秘書處來管理，但部落地區(qū)的大事仍主要由部落長老協(xié)商負責。如今，巴政府雖然在部落地區(qū)有駐軍，但部落地區(qū)的普什圖族與阿富汗的普什圖族同根同源，雙方多有血緣或親戚關系，塔利班人員的外表和當地居民并無二致，雙方時有往來，這顯然增加了巴反恐的難度。
　　
　　最后一個世俗領導人?
　　
　　2007年7月的紅色清真寺事件，一方面宣告了穆沙拉夫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全面決裂，另一方面也宣示了巴宗教勢力的強大。據巴內政部統(tǒng)讓巴基斯坦目前有宗教學校約6000余所，學生近50萬人，他們沒有機會接觸現代社會的理念，相當一部分人直接成為宗教武裝組織的中堅力量。
　　一直以來，穆沙拉夫被指責對宗教勢力太過心慈手軟，造成尾大不掉之勢后才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動。但事實上，穆沙拉夫是伊斯蘭世界少數直面問題而不是諉過于美國和西方的領導人。他看到了伊斯蘭教被看作是極端主義、軍事化和無知的宗教的危險，他呼吁穆斯林要開放、溫和，進行自我批評，并認為“只有集中精力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才是真正的圣戰(zhàn)”。這種認識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如何和宗教勢力相處，是困擾巴基斯坦政治60年的難題。與其說是穆沙拉夫縱容了極端勢力，不如說他是其前任短視政策的犧牲品。
　　1930年代，穆斯林聯(lián)盟提出爭取印度穆斯林政治自決權的要求，其領導人真納接受了穆斯林思想家伊克巴爾關于印度穆斯林是單一民族的思想，主張建立穆斯林國家。但真納從未許諾要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他表示“巴基斯坦將不成為僧侶們以神的使命來統(tǒng)治的神權政治的國家”。巴基斯坦獨立后的前20年，宗教較少干預政府的政策。這主要是由于國家機構掌握在受過西方教育的政治家手中，而他們對宗教議程不感興趣。
　　但到后來，巴基斯坦絕大多數政治領導人都是通過非法律手段上臺執(zhí)政的，他們上臺執(zhí)政后，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并使其合法化，都依靠伊斯蘭教。特別是從老布托執(zhí)政后期開始，伊斯蘭教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將紅十字改為紅色彎月，這一舉動象征著巴基斯坦人道主義組織伊斯蘭化；在全巴的高級旅舍的每一客房中，都放了一本《古蘭經》；正式建立宗教事務部；資助召開關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國際會議等等。其后的齊亞?哈克更在巴基斯坦發(fā)動了全面伊斯蘭化運動，在1984年12月19日的總統(tǒng)選舉中，哈克甚至把選舉和是否支持巴基斯坦伊斯蘭化捆綁進行。這無疑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給這個災難深重的國家?guī)�來了曠日持久的破壞�?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在游歷了巴基斯坦之后，對這個國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進行了這樣的解讀：他們畢竟不是阿拉伯人，而只是改教者，他們需要證明自己的伊斯蘭純潔度，他們更容易狂熱。伊斯蘭確實提供了一種信徒皆兄弟的理想，所有的人在同一時間以同一聲音背誦同樣的禱詞，對下層民眾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沒人知道如何用古老的教條解決當代的政治、經濟問題�？吹浇虠l似乎效用不彰時，民眾又轉向更古老也更簡單的教條。如此惡性循環(huán)，就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原教旨主義。
　　現在的問題是，巴基斯坦正處在朝溫和路線方向或是極端主義方向前進的十字路口。大多數人是不愿意朝極端主義方向轉變的，現在使人質疑的倒是穆沙拉夫有沒有能力制止極端主義勢力蔓延。從民主政治的角度看，美國人并不喜歡穆沙拉夫。但他們同樣知道，穆沙拉夫幾乎是巴基斯坦最后一個有著傳統(tǒng)英國風范的軍方領導人。如果搞掉他，那么下一個上臺的可能將是留著大胡子的宗教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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