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有一番振聾發(fā)聵的話：“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后，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xiàn)在是從哪里來的。曉得他現(xiàn)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钡�到了今天，國內(nèi)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論》和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中尋找靈感。
　　當反日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當美容論壇上的美女都要忙不迭地表白“不用日貨”以示愛國時，坦率的而不是投機的、實事求是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先行的日本研究，遂成為稀缺的東西。而思想資源的不足，使得外交政策的教條化和大眾日本觀的情緒化成為了必然。
　　在此情勢下讀《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自有一番獨特的感受。卓先生是新加坡知名報人，早年負笈東瀛時，親人都質(zhì)疑他“到那個殘暴的國家到底能學到什么?”但他堅持要到那里看看“戰(zhàn)前的日本和戰(zhàn)后的日本有何不同?”一呆就是40年。180萬字、3卷本的《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清晰勾勒出40年間日本社會思潮的變化和從“保革對峙”到“總保守化”的演變過程。
　　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而言，心平氣和地談論日本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早年，中國人基于華夷思想一直蔑稱日本為“東夷”，但這個蕞爾小國后來竟能打敗大清帝國，后來居上。被一個自己從來不當回事的對手打敗，這使中國人的反日情緒始終在自卑、自大和憤懣之間徘徊，而難有客觀務實的眼光。因此，中國人能安然接受美國領導下的世界，卻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現(xiàn)實。
　　近幾年來，當日本某某首相上臺時。有些人總要稱對方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并歷數(shù)他曾經(jīng)多少次訪華；每當出現(xiàn)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情況時，中國方面總會義正詞嚴地高調(diào)要求日本當局深刻反省歷史，民間也照例會出現(xiàn)一陣反日民族主義叫罵。但就是在這樣的周期震蕩中，中日雙邊政治關系近年來已經(jīng)惡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近期雖有改善，但因為沒有任何機制保障可言，所以隨時可能發(fā)生根本性的逆轉(zhuǎn)。而更根本的是，抗議和謾罵并沒能阻止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進程，海外派兵已經(jīng)實現(xiàn)�？傮w保守化已成事實，而對戰(zhàn)后和平憲法的修改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中日關系為什么陷入目前這樣的困局?愛國青年自然會歸咎于日本人“死不悔改”的國民性上，但現(xiàn)實已經(jīng)證明，這種情緒宣泄固然痛快，卻絲毫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中國軟硬兼施的策略不能奏效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我們對日本政治的認識和國民心態(tài)的把握出了問題。太多一廂情愿式的友好，太多不合時宜的強硬。以至于不能對癥下藥。
　　幾年前，馬立誠和時殷弘提出了對日外交新思維，認為對日本展示親近，拉攏日本成為戰(zhàn)略伙伴，才能實現(xiàn)中日友好，才能最大限度實現(xiàn)中國的國家利益，但卻沒能令人信服地說明中方單方面的讓步會必然帶來日方的友好；而民間反日人士則認為，只有保持對日本的軍事警惕，追究和清算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甚至要在戰(zhàn)爭中打敗日本，才有可能實現(xiàn)中日友好。但問題在于，“中日必有一戰(zhàn)”在目前的國際體系下不大可能實現(xiàn)，而由于對“道歉”、“反省”等詞匯的理解不同，要讓日本人做出讓中國人滿意的謝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更致命的是，他們雙方在考慮中日關系的時候。都是從中國的利益出發(fā)考慮問題，并且都認為日本官方會根據(jù)中國的對日姿態(tài)來調(diào)整中日關系，這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
　　一直以來，我們的對日政策主要是針對官方的，苦口婆心地勸、委曲求全地哄、忍氣吞聲地讓、色厲內(nèi)荏地嚇，就是希望日本的政治家能對中國友好。但卓先生的文集告訴我們，日本政治的右翼化從1950年代就開始了，對日清算的不徹底使右翼在日本政體獲得了越來越大的發(fā)言權；就是在中日蜜月般的1970年代，就有以東條英機為主角的電影的上演，有極右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切腹自殺，有戰(zhàn)后第一個國防白皮書的出臺。而中日的復交，只不過是雙方權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選擇而已，和感情無關。而1990年代后，日本政治的總體保守化已是不可逆轉(zhuǎn)的事實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把中日關系的改善寄望于某個政治家的良心是不現(xiàn)實的。日前，本刊編輯部來了一個日本企業(yè)家代表團，這些人大多第一次來到中國，三四天的行程下來，很多人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表示已從石原慎太郎派轉(zhuǎn)變?yōu)閷θ沼押门伞ｏ@然．與民主國家打交道的關鍵在于爭取該國的民意，而不是對該國政府施加高壓。因此。中國的外交，必須著眼于長期戰(zhàn)略，著眼于外交的本質(zhì)意義，即一個國家的人民如何與另外一個國家的人民相處，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的對日外交的確需要新思維，尤其是民間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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