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變手雷 　　 　　“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婦叫呂桂花。呂桂花讓問一問，最近你還回來嗎?”電影《手機》的上演，讓全國人民的聲帶興奮地發(fā)出了河南式顫音。而所有人的媳婦也似乎在一夜之間改名呂桂花了。
　　除了對民間小調的本能模仿狂熱，這種傳唱更讓人們對著想像中的田園生活撒了一嬌。在拉長了的花腔中，我們看到礦工們哈著白氣笑了，無比幸福。于是，觀眾們也笑了，幸福無比。一種隔岸觀火的浪漫情結使得人們放棄了對惡劣環(huán)境的抱怨，反倒不合時宜地贊賞起它的妖嬈來。與此同時，作為這和諧田園生活的反面，手機則被稱作“手雷”，釘上了畫著骷髏的警告牌。
　　手機的日常形象顯然不是這樣。
　　手機最初是作為快捷實用的通訊工具出現的。而隨著購買量的增加和功能的變化，它的意義也在發(fā)生顯著的變化。如今我們常能看到這樣的廣告：一個成功男士握著某款新型手機經過，周圍的美女紛紛側目。手機早已成為“高科技服務人類”的杰出代表。技術的尖端與人類的尊貴被巧妙地融合在這個小小的機器上。結論是想要獲得尊敬(甚至異性的青睞)，就需要用更高端的手機。這當然也可能是新新人類們頻繁地更換手機型號的原因。
　　而在這部電影里，“手雷”的稱謂顛覆了手機西裝革履的日常形象。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電影《手機》微妙地起了決定性作用。這是通過一種“偵探敘事”完成的。
　　
　　手機的道德身份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Youhave an in-coming call……”在引子結束以后，手機鈴聲就開始焦躁地響個不停。這種經國際化處理了的手機鈴聲與先前的民間歌謠形成鮮明的對比�？帐幨幍穆韵踊薨档姆孔铀坪跏株幚�。鏡頭遲疑著緩緩推到了這個小機器上方，來了個大特寫。仿佛觀察一個作案現場。在觀眾的耐心被重度騷擾以后，于文娟終于過來接了電話，并第一次起了疑心。這就是整個偵探故事的開始。
　　接下來的偵破工作進行得不算順利。嚴守一顯然是個老練的家伙，取回手機時盡管遭到盤問，還是不動聲色地將這第一次交鋒應付過去了。面對第二次偵察，嚴守一仍然保持了相當的冷靜�；丶視r，他沒忘記打開車窗吹散身上香味。當看到費墨來電的時候還企圖進行“反偵察”，把手機(證據)“放心”地交給自己的老婆(偵探)。事實上，他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叛徒自己站起來了。在論辯的法庭上，肩上的牙印又作為第二項物證被觀眾(陪審團)采信。
　　偵探行為在故事發(fā)展中不斷地繼續(xù)下去，沈雪對嚴守一的偵探、他們倆對遲歸學生的偵探、燕子對費墨的偵探都在強化延續(xù)著犯罪的主題。
　　在“偵探敘事”下，打電話、發(fā)短信這種私人的技術化操作，被納入到公眾道德的禁區(qū)中，并最終成為一種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表述。這也為可能的社會制裁（判決）提供了基礎。到這里，人們的憤怒之火已經點燃，似乎要燒向男主角嚴守一。然而在這里，影片發(fā)生了重要的錯位。好像有什么東西早就等在那里，跳出來把這點燃的憤怒引向了別處――技術。
　　
　　對電子信仰的恐懼
　　
　　我們不妨回到電影的開頭，稍微理一理思路。
　　變聲――打電話――主持節(jié)目――用手機。這個組合早已構成了一條清晰線索，而且顯然與聲音的主題有關。循著這條線索，電影試圖構筑一種面對技術和媒介的集體焦慮。這讓電影看上去很像一個反映現代性問題的東西，盡管事實證明這種把“謊言一手機”簡單聯結起來的焦慮是虛假可笑的。
　　不難想像，變聲期沙啞的嗓子總讓人感覺不真實。原本高而細的聲音變得低沉而難以控制。音域的變化也讓真假聲轉換的音區(qū)變得清晰起來。這一區(qū)域讓聲音的發(fā)出似乎總顯得言不由衷。那些難聽卻毫無預兆的怪聲，也許讓說話者本人都感到驚訝。這也許是語言表達最初顯得可疑之處。
　　也有許多人都玩過這樣一個叫做“COPY不走樣”的游戲：游戲者排成一隊，由主持人跟第一個人說一句話，然后一個個傳達下去，最后往往能變成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由此可以證明道聽途說的不可信。口耳相傳的東西如此，人們對電子媒介同樣存在著信仰的恐懼。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連語言本身也是人們用于表達內心意圖的媒介。聲音一語言一電話一手機，通過這重重媒介的作用，事實似乎總是顯得非常飄忽不定。
　　嚴守一的困難在于，他始終不能走出這種事實的變聲期。作為傳聲的媒介，手機在電影中被描繪成一個可怕的通道：經過這里，發(fā)出的聲音將不再真實。
　　作為人體器官的延伸，媒介(技術)確實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著人類的潛能，并張揚著人類全部的欲望。最近出現的一則手機廣告：女兒背著父親來到樓下與男友約會，突然鎂光燈一閃，父親從具攝影功能的手機后面微笑著露出頭來。這種情景簡直讓人不寒而栗。但從某種意義上，這正說明媒介對人的欲望，甚至可能是窺私癖的滿足。
　　但面對帶有禁欲色彩的公共道德，唯技術論者卻總是避而不談人們的欲望和基于欲望的行動，反倒讓技術本身成了替罪羊。在這里，媒介(技術)與日常經驗造成的高度落差制造了奇怪的光暈一美妙的和妖魔化的。由于不熟悉，人們崇拜它――電影中看守電話的老伯就是出于崇拜頗關心地說“電話累了一上午了，也該歇歇了”。而也是因為不熟悉，人們又往往輕易進入偏執(zhí)的反技術旋渦――電影的主旨正在于此。
　　
　　技術成了人類的替罪羊
　　
　　事情的脈絡比較明晰了。幸運的嚴守一多虧概念的偷換，逃脫了觀眾憤怒的食指，在審判中反倒淚水漣漣地扮演著一個承受技術暴力的弱勢個體。在“偵探敘事”過程中，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行，只是臨到要將社會道德領域中的“罪犯”押赴刑場時，技術的神奇功能失效，成為替罪羊。電影繼而用“手雷”的暴力屬性替換了“手機”的實際功用。正是運用這種夸張的敘述，他才得以掩蓋概念偷換造成的明顯拼接痕跡。罪犯錯位，使得整個偵探敘事有了一個歸宿，而社會道德真正的審判對象，嚴守一，也因此被替換到后臺得到妥帖的保護。
　　嚴守一的奶奶嚴朱氏在電影中是和諧世界與傳統(tǒng)道德的雙重象征。她死 時，嚴守一沒趕上見她最后一面。這無異于是對嚴守一的當頭一棒。虛假的田園生活抓住最后一次機會，對號稱先進快捷的手機(技術)大加嘲諷：你除了暴露隱私以外偏偏一事無成!于是，被保護的嚴守一幾乎是惱羞成怒地扔掉手機，“審判”的主題附庸風雅地偷換到了關于現代性焦慮的主題。
　　影片似乎還嫌不夠辛辣，在結尾部分，一向愚頑的村姑也搖身變了手機推銷員。嚴守一則在這種被視為無法逃脫的技術壓力下，留下了一張無辜而驚駭的擺拍照。當技術被送上斷頭臺，甜蜜的田園生活則作為“good old days"’，陷入了人們永遠的緬懷與無限的憧憬中。
　　實際上，在電影中，手機(或媒介的技術化運用不可避免地決定了它具有雙重性格：既可以成為欲望的延伸；又可以成為禁欲的“電網”。導演馮小剛戲謔地用謊言與手機這樣結構松散的繩子編織了一張搖搖晃晃的吊床。躺在上面，在半夢半醒的囈語中，人們對手機的焦慮也因此成為一種偽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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