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哈佛肯尼迪學院讀書是個好時機。第一，美國在經歷了“9?11”和安然事件之后，對自己不再那么盲目自信了，不再那么急于推銷自己的觀點了。在肯尼迪學院，中國學生的意見變得重要了。第二，去年以來，不斷有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來肯尼迪學院學習，他們的素質水平讓人尊敬。再加上中國經濟形勢一直向好，真讓中國人揚眉吐氣。
　　對于在哈佛進修的中國官員來說，他們是十分低調和認真的。我想，人有了自信，態(tài)度就會變得謙和起來的。
　　來哈佛學習的中國政府官員一般有兩種，一種是訪問學者，一種是集體培訓。訪問學者通常會帶著研究專題，有專門研究美國互聯(lián)網(wǎng)管理問題的，有專門研究城市競爭力的。他們自由選課，和我們研究生一起上課。比如，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副局長和我們一起上“國際資本市場”，來自國家工商局的司長和我們一起上“政府企業(yè)關系”。他們的外語水平、分析能力在國際學生中毫不遜色。
　　另一種形式是集體培訓。去年9月，首批52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在肯尼迪學院進行了為期40天的學習。此前他們在清華大學接受了兩個月的培訓。這項中國政府高級干部培訓班由中組部直接推動，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共同主辦，計劃用五年時間，為中國政府培訓300名高級官員。學員來自國家信息產業(yè)部、教育部、文化部、中國保監(jiān)會、中國證監(jiān)會、國務院新聞辦和各省市、地市級或司局級以上干部，首批學員主要以地方干部為主，年齡在32歲到45歲之間。從這些人的簡歷中，可以窺見新一代中國官員的形象。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英文好，學歷高，其中僅博士和在讀博士就有18人，有海外留學經歷的16人。據(jù)說，他們在上案例課的時候，典型的發(fā)言是，“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講六點”�？赡苡悬c夸張，但是他們思想活躍，是各自領域的中國問題專家，給哈佛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少哈佛教授因為此次項目才第一次到中國，第一次深入地了解中國官員。
　　培訓期間，共有近30位哈佛大學的教授為學員們授課，學員們接觸了大量活生生的案例，從安然公司的倒閉到美國政府的風險管理，從韓國銀行危機到費城的公共交通，從曼谷的高速公路到巴西的全球化試驗，從新加坡的價格體系到阿根廷的私有化，從吸引海外投資到稅收激勵。在案例教學中，學員們投身于實際角色中，作為總統(tǒng)、部長、公司總裁，你將如何決策?外國政府遇到的難題可能正是中國改革中遇到的和將要遇到的難題。
　　這次培訓是哈佛大學首次為發(fā)展中國家大批培訓官員，也是中國政府首次大批派遣如此級別的官員到海外接受培訓。作為培訓的積極推動者，肯尼迪學院教授ANTHONY SAICH說：“最好的政策需要最好的官員來執(zhí)行!”說出了此次培訓的意義所在。
　　中國經濟正在轉型。迫切需要一大批了解市場運作規(guī)律，有能力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為市場經濟服務的公共管理人才，需要好的“Governance”(治理)�！都~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在他的一本新書中提出一個“硬件和軟件”的概念來解釋為什么很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轉型中遇到了麻煩。他說，當一個國家決定實行市場經濟的時候，他只是買回了一臺電腦，具備了硬件。除此之外，他需要一套操作系統(tǒng)，即宏觀經濟政策來運行，他需要與之配套的軟件即各種法令法規(guī)公共政策，來完成他想要完成的工作。宣布實行市場經濟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但是更大量的工作是選擇操作系統(tǒng)和開發(fā)軟件，培訓操作人員。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俄羅斯，東歐，包括東南亞很多國家的問題出在軟硬件不配套的問題上。舊有的軟件在新的操作系統(tǒng)上造成“死機”。
　　中國也必須培養(yǎng)自己的“軟件人才”。美國在過去60多年中，僅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就培養(yǎng)了23萬名MPA畢業(yè)生，加上其它大學的畢業(yè)生，我估計擁有大學MPA學位的管理人才在100萬左右。而我們的MPA教育剛剛起步。美國經濟軟硬件相對配套，不是因為某個天才設計得好。而是“經歷了200多年的無數(shù)次經濟高漲與衰退的周期，經歷了鐵路開發(fā)的狂潮，經歷了無數(shù)的銀行倒閉，經歷了壟斷的博興與覆滅，經歷了1929年的股災，80年代的信貸危機才走到今天的，美國不是生來就如此的�！�(弗里德曼語)直到今天，美國仍在從失敗中學習，華爾街丑聞讓無數(shù)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夜不能寐。成功沒有捷徑，必須從痛苦中學習。美國的經驗與教訓，是一筆無形的財富。
　　中國官員哈佛求學，可以讓我們國家在探索的路上少付些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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