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越南 不得不說的話題 　　南海如沸，把中越關系及兩國民眾的互信推向風口浪尖。 　　說起越南這個鄰邦，中國人感情復雜。在上個世紀后半期幾乎長達1/4個世紀里，尚未解決自己溫飽的中國人，勒緊褲帶，對越南的抗法和抗美斗爭進行了竭盡全力的支持，并有上千名中華兒女犧牲在援越抗美的戰(zhàn)場上。援助越南，成為一代中國人永不磨滅的歷史記憶。但是此后的情勢卻急轉(zhuǎn)直下。越方的做法讓中國民眾錯愕驚嘆、難以理解。兵戎相見在所難免，一場幾乎長達十年之久的南疆保衛(wèi)戰(zhàn)，成為又一代中國人永不磨滅的歷史記憶。
　　進入上世紀90年代，雙方關系終于正常化。人們希望淡忘那些爭端和沖突的印記，然而事態(tài)往往出乎人們的預料，種種蛛絲馬跡不斷撩撥人們的神經(jīng)，再次讓人錯愕。近兩個月來，事態(tài)驟然再度變得“復雜”。歷史與現(xiàn)實交織，兩國民眾心態(tài)糾結，雙邊關系中多了域外大國的影子。
　　6月25日，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北京會見了越南領導人特使、越南副外長胡春山，雙方強調(diào)要堅定不移地推動中越全面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不斷向前發(fā)展，通過談判與友好協(xié)商和平解決兩國間的海上爭議；加強輿論正確引導，避免出現(xiàn)損害兩國人民友好和互信的言行……
　　為此，我們約請幾位從事中越關系及相關研究的學者，為中越關系的歷史與現(xiàn)實、南海爭端及域外因素把把脈。
　　――編者手記
　　
　　中國與越南“山連山，江連江”，不僅有著“龍的傳人”、“龍子仙孫”的相似傳說，而且越南的歷史與中國緊密相關，文化、制度與中國相通、相近，連“越南”這個國名也是由中國的嘉慶皇帝確定的，近代更有過共同抗擊列強侵略的戰(zhàn)斗友誼……可是，今天在越南不少人已經(jīng)不清楚這些事實了，卻把防范“北方敵人”作為國民教育的內(nèi)容，近來更是有少數(shù)人打出了“中國鄰居：軀體大，心眼壞”的標語。那么，真實的中越關系是什么？筆者先從一個美麗的傳說講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吧。
　　
　　美麗的傳說和不同的解讀
　　
　　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還有，從遠古時代，中國就有神農(nóng)氏的傳說：神農(nóng)所治理的“天下”范圍，“南至交趾，北至幽都”，堯、舜、禹都曾南巡，到達南方的“交趾”。到了西周時代，周公制定禮樂，天下太平，連“交趾”南面一個叫“越裳氏”的部落也受到了影響，派使者不遠萬里來到周朝都城，獻上了白色的雉，還說他們離周朝道路遙遠、山川阻隔、語言不通，是經(jīng)過多次輾轉(zhuǎn)的翻譯和艱苦的跋涉才到達的。在當時和后來的中國人眼中，這里的“交趾”、“越裳氏”都泛指南方，并不專門表明一個特定的區(qū)域，這些傳說也表明從傳說時代到西周，中國就與遙遠的南方部族有過和平友好的聯(lián)系。
　　越南人也自稱“龍子仙孫”，也有與中國類似的神話，只是到了公元13、14世紀以后，他們才有了漢文史籍，這些史籍中說：神農(nóng)氏的三世孫帝明南巡，在五嶺遇到一位仙農(nóng)，和她婚配，生下了祿續(xù)，后來又封祿續(xù)為王，讓他治理南方，稱為涇陽王。這位涇陽王管轄著“北抵洞庭，西抵巴蜀”的廣大地區(qū)，他又娶了洞庭龍君的女兒，生了崇纜，繼位后稱為“貉龍君”。貉龍君又娶了一位叫嫗姬的女子，一次生下了100個男孩，還對她說“我是龍種，你是仙種，水火相克”，難以在一起長久居住，就讓這些孩子中的一半跟他去了南海，一半則隨母親去了山區(qū)。貉龍君還封長子為文郎國王，稱為“雄王”，雄王時代國家分為15部，曾遭到“殷寇”的侵襲……第十八代雄王時“蜀王”吞并了“文郎國”，建立“甌越國”，秦始皇又派兵滅了百越部族和“甌越國”，設立了南海、桂林、象郡。
　　15世紀越南版本的神話，一方面把越南人認定為神農(nóng)后裔、“龍子仙孫”，與中國人找到同根同種的結合點，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并不輕松的“新內(nèi)容”，特別是“文郎國”抵御“殷寇”，“蜀王”滅“文郎國”建“甌越國”，秦朝滅“甌越國”設郡縣等內(nèi)容。那么，這些“新內(nèi)容”可信嗎？19世紀，有越南官方史學家就指出，所謂“文郎國”時代“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是“侈大之辭”，蜀王的故事也是虛構的。在上個世紀時，包括越南學者在內(nèi)的中外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對這些越南傳說提出了進一步質(zhì)疑。人們還注意到：越南有據(jù)可查的信史不早于秦代，“文郎國”、“甌越國”只是反映了古代雒越人原始部落時期的情況；這些“新內(nèi)容”是吸收中國文獻中的記述，及唐代“柳毅傳書”等傳說的某些內(nèi)容改編而成，到了13世紀以后隨著越南各王朝增強民族自尊心的需要又不斷強化、豐富。人們能夠理解自尊心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同時更擔憂：如果把這些虛構的“新內(nèi)容”當作歷史事實，用來教育國民，只能讓他們認為從4000多年前起越南就遭到“殷寇”、“蜀王”和秦朝的“侵略”，必須時刻防范“北方敵人”，這又如何能讓中、越世代友好相處，成為“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從郡縣時代到宗藩往來
　　
　　從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平定嶺南后在當?shù)卦O立郡縣到公元10世紀，越南一直是中國的郡縣，這段時期被稱為“北屬時期”或者“郡縣時代”。在這1000多年間，中國歷代中原王朝和南方地方性政權（如南越）都在今天越南北部、中部地區(qū)設立郡縣，派駐官吏、軍隊，并且推行教化，使這一地區(qū)經(jīng)濟、文化持續(xù)發(fā)展，從部落社會走向封建社會。其中，時跨秦與西漢初期的“南越國”皇帝趙佗時期教人民耕種、推廣文化教育；漢代交趾太守錫光、九真太守任延建立學校、推廣先進的農(nóng)耕技術；，三國時期士燮提倡詩、書、禮、樂等儒家文化；這些事跡都得到后來中、越史籍的肯定。經(jīng)過幾個世紀的發(fā)展，唐代安南都護府所統(tǒng)轄的今天越南北部、中部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當時安南愛州（相當于今天越南清化省）人姜公輔考中進士，在唐德宗時一度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而且，“北屬時期”中國的經(jīng)濟、文化不僅限于影響了當時的士大夫階層，而且至今影響著越南的語言、風俗、禮儀，比如現(xiàn)代越語中的漢越語，即漢語借詞占80%，至少也有65%。
　　北屬時期對于越南北部、中部的影響又是多方面的，一是一些官吏同內(nèi)地官吏一樣施行苛政，多次引發(fā)人民的反封建斗爭；二些當?shù)胤饨ㄖ麟A層深受漢文化影響，唐代后期和五代十國時期面對皇權衰弱、藩鎮(zhèn)割據(jù)的混亂局面，割據(jù)稱雄、自立為王的意識不斷增強。唐朝滅亡后，這一地區(qū)就出現(xiàn)了豪強稱雄的局面，968年丁部領建立“大瞿越”， 越南擺脫了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成為獨立的封建國家。此后，越南經(jīng)歷了多次王朝更替，包括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0～1009年）、李朝（1010～1225年）、陳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后黎朝（1428～1788年）、西山朝（1788～1802年）和阮朝（1802～1885年）等。越南的這些王朝建立后都與中國的封建王朝確立和維持著宗藩關系，直至1885年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
　　越南與中國的宗藩關系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一是這些王朝的老君主崩逝、新君主即位時，往往遣使中國“求封”。而當時的中國統(tǒng)治者對于越南境內(nèi)的王朝更替或君主更易，一般不會干預，基本上滿足這些封建主的要求，派人進行冊封。比如，宋朝先后在973年、993年和1010年冊封丁部領（丁朝）、黎恒（前黎朝）、李公蘊（李朝）為交?郡王，1164年又冊封李天祚（李英宗）為安南國王。清朝在1666年冊封黎維禧為安南國王，1789年冊封推翻后黎朝的西山朝創(chuàng)立者阮光平為安南國王，1802年冊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當時，阮福映求封時表示已統(tǒng)治著“越裳、真臘等地方”，希望國號由“安南”改為“南越”。清廷開始時認為南越國是秦漢之際的割據(jù)政權，管轄著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中部地區(qū)，未予批準。嘉慶帝后來強調(diào)，阮福映先統(tǒng)治了“越裳舊地”，后又占安南全境，批準其國名為“越南”。阮福映也表示接受，該國由此改名為“越南”。二是一旦確定宗藩關系，越南君主定期派使者到中國朝貢，中國皇帝則給予高于其價值的物品作為“回賜”。比如1644～1885年，越南各王朝共派60多批使者到中國朝貢，貢品主要有金香爐、金花瓶、銀盆、沉香、速香、白色土絹等。清朝的回賜物品也相對固定，總價值一般會高于貢品，其中1790年西山朝派使團為乾隆帝祝壽，乾隆帝前后賞賜的物品有10000多兩銀子，大元寶11只，綢緞及黃馬褂、蟒袍等300多匹（件），茶葉100多瓶（盒），還有詩畫、各類珍稀玉器、瓷器及漆器、玻璃器、西洋鐘表、奶品，甚至包括麋鹿、狐貍各兩只。三是在宗藩關系前提下，中國是“天朝上國”，越南是藩屬，這只是兩國君主之間等級關系和文化心態(tài)上的“天朝禮治體系”的反映，并沒有改變中國、越南之間國與國關系的實質(zhì)，中國并不主動干預越南內(nèi)政、外交事務。
　　在宗藩關系的前提下，中越兩國總體上保持友好關系，其間也發(fā)生過沖突、戰(zhàn)爭，但除了元軍入侵越南和1407～1427年間明朝在越南重設郡縣外，這些沖突和戰(zhàn)爭多因越南封建主侵擾中國邊境地區(qū)引起。而清王朝在1788～1789年和1885年派軍入越，則是特定背景下應越南統(tǒng)治者邀請、慎重考慮后派出的，很快又撤回國內(nèi)。
　　
　　近代以來的并肩戰(zhàn)斗
　　
　　1885年以后的60年間，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中越關系的重大事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法兩國通過談判劃定了中越兩國的邊界，從整體情況來看，這次劃定的陸路邊界基本符合中越邊界的歷史沿革，以條約文化的形式第一次認定了大多數(shù)疆土的歸屬與管轄，從而客觀上法定了中越陸路邊界，使之成為中越兩國維持和穩(wěn)定陸路邊界的基礎。
　　二是中越兩國人民的關系主要體現(xiàn)在共同抗擊外來侵略。1885年后，無論是越南王公貴族發(fā)起的“勤王運動”（反法武裝斗爭），還是農(nóng)民起義，都得到了中國廣西一帶的地方武裝黑旗軍余部的支持。清政府雖然不愿再因越南問題與法國沖突，但也在暗中保護少數(shù)的越南抗法人士，比如越南咸宜帝的攝政王尊室說（1839～1913年），是勤王抗法的重要領導人，失敗后逃亡中國，清政府給他以安置和保護。20世紀初，越南進入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潘佩珠等越南愛國志士的活動，得到了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支持。1925年5月，胡志明等又在廣州建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這是越南第一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革命組織，也是越南共產(chǎn)黨的前身。中國共產(chǎn)黨給予胡志明等人大力支持，周恩來、李富春等曾為“特別政治訓練班”講課，培養(yǎng)了一批革命骨干，他們大部分回國參加革命斗爭，也有一部分留在中國與中國同志一起戰(zhàn)斗，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yè)做出了貢獻。1930年起，胡志明和越南共產(chǎn)黨領導工農(nóng)群眾為抗法、抗日而斗爭，越南的不少高級干部，如黃文樹、長征、朱文晉、阮文明等，都曾在廣西、云南兩省人民的掩護和支持下進行革命斗爭。胡志明長期在中國活動，與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戰(zhàn)斗友誼，1944年才回到越南，1945年領導越南人民取得“八月革命”的勝利，越南民主共和國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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