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文學生涯始于異域題材寫作,結集于《復仇》短篇小說集。巴金的異域題材寫作有一個特點:幾乎都以第一人稱“我”敘述,而且這些形形色色的“我”是超越種族國家和國際化的。
　　據巴金自述:屠格涅夫是他最崇拜的作家,這種寫法正是從他那兒學來的。然而細讀作品卻可發(fā)現: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稱寫法到了巴金手里,被大大地簡便化了。關于這一點,巴金有誠實的交代:“我開始寫短篇的時候,從法國回來不久,還常常懷念那邊的生活同少數的熟人,也頗想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跡。所以拿起筆來寫小說,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國生活的題材。然而又因為自己對那種生活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稱的講故事的寫法�！薄巴栏衲�夫喜歡用第一人稱講故事,并不是因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不過他認為只要講出重要的幾句話就夠了……我卻不然,我喜歡用第一人稱寫小說,倒是因為我知道得實在有限。確實如此,如果說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在屠格涅夫是十八般武藝之一,是表現屠格涅夫式的樸素風格的有力手段的話,那么在巴金那里,這是最容易操作的、也是惟一的選擇,其功能,僅限于講故事,傾訴感情。
　　然而,巴金也有超越師父的地方: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稱“我”,都是俄國人,不管是作者本人,還是別的敘述人,種族/文化身份相當明確,顯示了屠格涅夫嚴謹的現實主義寫作態(tài)度,而巴金的第一人稱“我”,卻可以隨意地超越種族國家。這個“我”,在《洛伯爾先生》里是一個法國少年,叫作雅克,一個不幸的私生子;在《獅子》里叫布勒芒,一個不諳人世苦難的法國富家子弟;在《亡命》里叫維克多,一位與外國亡命客有交往的法國大學生;在《父與女》里則叫釀萊,一個在父愛與情愛兩難中徘徊的善良法國少女;在《啞了的三角琴》里,他又成了一個俄國外交官的兒子……
　　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創(chuàng)作現象,當巴金把“我”想象成一個法國人,通過這個法國人的眼睛審視人世間的種種悲慘和不平,甚至一本正經地“替法國人慚愧”的時候,他一定不覺得這有什么困難。而在現實中,這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們固然可以超越種族、地域的差異,在理性的層面理解西方人與西方社會,然而,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思維方式與文化心理,決定了一個國家(民族)的人無法在感性層面上真實地想象另一個國家(民族)的人。于是,一切只有依賴主觀的想象。具體到巴金,有一個因素不能不考慮。據巴金自述,他15歲就接觸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的文章,被其“雄辯的論據,深透的眼光,豐富的學問,簡明的文體,帶煽動性的筆調”所征服,巴金稱其為“我的精神上的母親”,是“第一個使我窺見了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作者)的美麗的人”。到巴金開始創(chuàng)作異域題材小說時,他已經在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國里浸染多年,受其影響自不待言。確實,在巴金的視野里,地域、民族、國家之類都是無足輕重的概念,會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自動消亡;一個沒有國界、沒有階級、沒有權力組織的大同世界,不久將在世上誕生,其光景,就像《復仇》開場描寫的那樣:在一個風景優(yōu)美、河流環(huán)抱的鄉(xiāng)村,一批國籍不明的人士生活在一起,讀書、打獵、劃船、游泳,空下來時閑談各種有益的話題,探討理想的社會,真是一個融融泄泄的無政府現代樂園。第一人稱“我”的國際化,與巴金的這種“無政府主義”信仰,應當說有著內在的、合乎邏輯的聯系。從這個意義看,這個“我”無論由哪一國人擔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能否替“人類”訴苦申冤。
　　巴金的“世界公民”的敘述立場盡管帶有主觀想象成分,卻不是空穴來風。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高瞻遠矚地指出的那樣: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fā)展,全球結成一體,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世界性”逐漸代替“民族性”和“地方性”,一種“世界的文學”必將誕生。然而,這又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這個過程中,對黑暗現實的憎惡,對美好未來的向往,推動歷史進步的急切愿望,容易導致激進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具體表現為對“傳統(tǒng)”與“現代”、“民族”與“世界”、“地域”與“國際”缺乏辯證的認識,將其截然對立,以前者否定后者、取代后者,其結果是導致人類文化的單一化、同質化、平面化。具體到巴金,正是這種不言自明的“世界主義”和強烈的道德激情,使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專注于“人類”、“世界”,而忽略“民族”、“傳統(tǒng)”,導致筆下的異域生活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蒼白無力,缺乏應有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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