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驕陽似火｡白天的氣溫將近攝氏50度,在這樣的天氣下訓(xùn)練,就像在電烤箱里煎熬｡然而,21歲的達娜•侯賽因早就習(xí)以為常了｡作為伊拉克惟一一名參加北京奧運會的女運動員,達娜在教練的帶領(lǐng)下,每周訓(xùn)練六天,每天八個小時｡
　　今年5月,伊拉克馬利基政府以伊拉克奧委會內(nèi)部腐敗且“有人利用資金贊助極端分子制造恐怖事件”為由解散了它,改由青年和體育部長領(lǐng)導(dǎo)的臨時委員會接管其職能｡6月4日,國際奧委會認定此舉“破壞了奧林匹克運動的獨立性”,要求馬利基收回成命｡7月24日,國際奧委會重拳出擊,禁止伊拉克奧運代表團參加北京夏季奧運會,達娜得知消息后淚流滿面｡
　　在動蕩不定的伊拉克,生命如草芥般卑微｡2006年5月,15名伊拉克跆拳道運動員遭綁架,他們中13個人的遺體過了一年才被找到｡2006年7月,時任伊拉克奧委會主席的哈吉亞,在光天化日下與50多名奧委會官員､運動員和保安在巴格達被綁架,哈吉亞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尸｡今年的7月28日,達娜•侯賽因住宅的附近發(fā)生爆炸,她險遭厄運,“房子被震得晃起來……教練告訴我千萬不要放棄,可是在這樣的國家,誰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四年以后?”
　　達娜•侯賽因的堅持與失望,和祖國伊拉克的命運,息息相關(guān)｡一個動蕩的國家,不能給運動員以保障;一個弱小而飽受欺凌的國家,難以給運動員以尊嚴(yán);一個與國際社會普遍準(zhǔn)則相背離的國家,則可能把它的運動員推向道義的審判席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在運動場上奮勇拼搏的強者,他“真的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
　　1936年柏林奧運會,朝鮮人孫基禎奪取馬拉松比賽冠軍,這是亞洲人的第一個奧運會馬拉松冠軍｡然而,登上領(lǐng)獎臺的孫基禎毫無勝利的喜悅｡當(dāng)時,朝鮮已經(jīng)與日本“合并”多年,孫基禎的注冊國籍,是日本;花名冊上,他登記的姓名是日本化的“孫龜齡”;勇奪冠軍以后,賽場上升起的國旗,是太陽旗;奏的國歌,是《君之代》｡站在領(lǐng)獎臺上,孫基禎下意識地把橄欖枝花束捧在胸前,想遮住刺心的“紅膏藥”｡
　　1932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會的百米跑道上,站著一個“孤獨”的中國人,他的名字叫劉長春｡他來自大連,來自屬于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的“領(lǐng)土”｡和孫基禎相比,劉長春是幸運的,盡管東三省在“九一八”之后已經(jīng)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他在歷盡艱辛之后,在愛國將領(lǐng)張學(xué)良的支持和幫助下,仍然幸運地代表祖國參賽｡第一次參加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僅有六人,其中三人還是洛杉磯當(dāng)?shù)厝A僑,運動員只有劉長春一個｡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所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仍是洛杉磯,時間已是1984年｡此時站在跑道上的,是一個名叫佐拉•巴德的女子中長跑運動員｡她來自南非,注冊國籍卻是英國｡她只有17歲,卻是多項青少年世界紀(jì)錄和5000米女子世界紀(jì)錄的保持者｡南非因為實行種族隔離制度,長期被排除在奧運大家庭之外｡為圓夢,佐拉•巴德不惜更改了國籍(其祖父是英國人)｡然而,來自南非的背景,更改國籍的行為,讓輿論對她心存偏見,在接下來的3000米決賽中,她不幸與奪冠呼聲極高的美國名將､七次打破世界紀(jì)錄的德克爾相撞,導(dǎo)致后者摔出了跑道｡在刺耳的噓聲中,佐拉•巴德勉強完成比賽,竟然沒有跑進前五名｡洛杉磯奧運會之后,巨大的心靈創(chuàng)傷讓佐拉•巴德迅速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盡管,德克爾事后承認相撞是自己的責(zé)任｡
　　在競技場上,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和他所在國家的命運,血肉相連｡一個充滿自信､面帶微笑､從容對待得失,本著“重在參與”信念,堅守“費厄潑賴”精神的運動者,背后必定站著一個同樣大度而自信的國家｡反過來,一個如此的國家,必然能夠孕育出同樣大度而自信的國民｡8月8日奧運圣火在北京奧林匹克主體育場點燃,我們生逢其時｡
　　7月30日晚,國際奧委會在瑞士洛桑宣布,恢復(fù)伊拉克代表團參加北京奧運會資格｡8月4日午夜,達娜隨伊拉克代表團抵達北京,她將參加奧運會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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