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群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知日派”，在蔣介石對日外交的決策中。扮演了“蘇秦”、“張儀”的角色，故人稱其為蔣對日外交的“懷刀”。 　　 　　留學日本，與蔣“一見如故”
　　張群，字鶴軍(后曾改稱“岳軍”)。1889年5月生于四川。其父供職于衙署，一生以“作幕”為業(yè)。張群耳濡目染，很早便熟悉官場內幕和運作方式。16歲時，張群考入華陽中學堂。由于受反清革命思潮的影響，1907年，張群考人“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校)。后參加該校留日考試，與蔣志清(即蔣介石)等人一起進入日本振武學校留學，“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于是改學炮兵，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切磨”。
　　
　　投身革命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蔣介石接獲陳其美發(fā)自上海的電報，與張群商議，決定回國參加革命。于是，他們冒著違反軍紀被抓捕的風險，偷潛回國。期間，時年22歲的張群與黃郛(31歲)、蔣介石(24歲)“桃園三結義”，結拜為兄弟。此舉為日后張群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也是張群一生追隨蔣介石為其效命的緣由。民國建立后，袁世凱鎮(zhèn)壓國民黨人，張群追隨陳其美、蔣介石參加了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后亡命日本，再入陸軍士官學校留學。1917年孫中山掀起護法運動，在廣州出任海陸軍大元帥，張群和蔣介石被委任為大元帥府參軍。后孫中山被排擠出廣州，張群見風使舵，一度依附政學系首領岑春煊。出任護法軍政府政務廳副官長，后成為政學系重要人物。1919年后，張群先后任四川全省警務處長及省會警察廳長、北洋政府總統(tǒng)府總務處長、河南全省警務處長兼警備司令、開封市警察廳長等要職，從而建立了豐厚的人脈關系。
　　1926年北伐前夕，受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邀請，張群出任總司令部總參議，成為幕僚領袖。自此，張群鞍前馬后，為蔣介石奪取天下、建立穩(wěn)定的統(tǒng)一政權，出謀劃策。扮起了“侍女”的角色。
　　
　　初涉中日外交
　　
　　早在1918年秋，張群曾作為國民黨主辦的《民國日報》、《中華新報》的代表訪問日本。那時主要是設法說服日本放棄對段祺瑞政府“借參戰(zhàn)之機謀求借款，以圖武力統(tǒng)一全國”的“西原借款”。兩次留學日本的張群，利用同學關系，廣泛接觸日本各界，尤其是設法見到了日本軍部實力派人物、主持侵華國策的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盡管此行未達目的，但張群由此與日本軍政兩界建立了聯(lián)系。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后在內外壓力之下，“以退為進”宣布下野，并派遣張群前往日本為蔣介石打前站。經(jīng)張群操辦，蔣介石與已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會晤。此時的田中義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等赤裸裸的侵華政策，在與蔣介石、張群的會談中，雖然就反共達成了共識。卻沒有明確表態(tài)支持蔣介石繼續(xù)北伐的主張。這為后來的中日沖突埋下了伏筆。隨后，蔣介石回國復職，張群則留在日本繼續(xù)活動。
　　
　　處理“濟南慘案”特使
　　
　　1928年4月初，蔣介石舉行“二次北伐”。日本田中內閣則決定出兵山東，并于5月3日在濟南慘無人道地制造了慘殺中國軍民的“濟南慘案”。面對日本的阻撓，蔣介石以張群為“特使”前往日本。
　　在日本，張群秉承蔣介石“和平解決”的旨意，頻頻與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官員會面，了解日本方面的動向。5月5日、8日，張群在與田中首相的會面中，又促使其同意“不要任憑當?shù)氐能姺街苯诱勁�，應該移交外交談判”。通過張群的努力，控制了事態(tài)的擴大化。張群回國后，遂被委任為中方談判代表。他回憶說，“老實說當時的心情感到很冒險的。雖說那是外交交涉。但難免是遷就日本的狀況下進行的。當時我方是在盡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統(tǒng)一為第一要務”。然而，這種屈辱談判仍得不到日本的配合。1928年9月底，張群再次奉命赴日面見田中首相：“蔣介石即將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希望日本在東北問題上保持友好態(tài)度，對中國的統(tǒng)一事業(yè)不加阻難�！睆埲豪�用出色的辯才和廣泛的人脈，與日本政府周旋。直到次年3月，中日雙方才就“濟南事件”簽訂了日本撤兵、但不追究日軍殘殺中國軍民的屈辱的外交協(xié)定。
　　
　　主持中日調整國交談判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領了東三省。為此，全國掀起了規(guī)�？涨暗姆慈绽顺�。張群此時贊成“不抵抗政策”。認為中國正處于貧弱與內戰(zhàn)境地，無力單獨抵抗日本。張群此言被指責為“親日派”。1935年11月，因辦理“親日政策”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wèi)與外交次長唐有壬先后遇刺(前者重傷，后者死亡)，再加上國內民眾強烈的抗日要求，蔣介石決定調整對日外交。12月16日，張群出任外交部長，并宣布“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友邦之政治協(xié)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友邦之經(jīng)濟合作；以合法途徑，解決不平等條約”等強硬的外交方針。
　　此時，日本已在10月發(fā)表了“不得藉歐美牽制日本；承認‘滿洲國’、中日親善；防止赤化、中日共商”等“廣田三原則”。這是一個赤裸裸的滅亡和控制中國的政策。為此，張群先后與日本三任駐華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樾茂進行直接談判，試圖緩和中日關系，并拒絕承認以“廣田三原則”作中日關系的基礎。他回憶說：“我們主動找日本談判，希望調整中日關系，減輕外來的壓力，先完成‘安內’的工作�！�…無奈我一上任，正是日本向我提出‘廣田三原則’之時，而且日本國內又發(fā)生‘二?二六事變’，少壯軍人的勢力大張，日本政府已經(jīng)無力控制軍部的行動。當時中日之間的問題，關鍵是東北問題，日本卻以既得利益避而不談，而對華北、內蒙，日方又步步緊逼，制造分裂，策動自治。對我們提出的恢復河北行政完整、放棄在內蒙的陰謀活動又往往避重就輕，拒不討論，反過來要我們跟他經(jīng)濟提攜，承認他的特殊利益，還要我們取締排日思想，真是欲亡人之國，無所不用其極!……實在說來，我這一年多的外交部長的生活，戒慎緊張，苦惱多而歡樂少，而且未能有效地實際改善中日關系，未符最初期望。”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脅以及全國人民抗日輿論的強大壓力，張群被迫于1937年2月辭職。
　　
　　蔣介石的忠實“走卒”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試圖調停中日關系，張群作為中方代表，曾出面與之談判。但日方要價太高，國民政府遂中斷了談判。1938年、1940年，張群先后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重慶行營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積極協(xié)助蔣介石鞏固抗日大后方。
　　抗戰(zhàn)勝利后，張群是國共重慶談判國民黨方面的主將，此后又是馬歇爾調停委員會三人軍事小組國民黨的代表，參與國共和談事務，為蔣介石積極籌謀削弱消滅共產(chǎn)黨。1947年4月，他在國共內戰(zhàn)關鍵時期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幫助蔣介石打內戰(zhàn)。1948年底，蔣介石為桂系所逼下野前夕，張群出任重慶綏靖公署(后改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為蔣介石鎮(zhèn)守西南。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發(fā)動反蔣起義，扣留了前來探聽虛實和試圖控制局面的張群。盧漢的代表楊永清說：“起義是云南人民的強烈愿望，我們是順應民意，……希望張先生和我們一致行動�！睆埲簞t回答說：“你們的起義行動，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這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國民黨的確是無法挽回了。蔣先生過去所作所為，連我自己也有不滿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和蔣發(fā)生的私人關系，你們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們一致行動。”盧漢最后釋放了張群，使之于12月21日從香港乘船前往臺灣。
　　在臺灣，張群先后出任“總統(tǒng)府”秘書長、“國防會議”秘書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等職，協(xié)助蔣介石在臺灣的統(tǒng)治。同時，他繼續(xù)充當對日外交的主角，頻繁往來于臺北、東京之間，為強化臺日關系而奔走。晚年，張群曾自嘲說，“我只是一個廚子，主人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此話道出了他一生辦理外交、處理政務的心態(tài)和與蔣氏的密切關系。1990年12月14日，張群在臺灣病逝，享年10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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