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副研究員 　　 　　近代中日關系史上,有一種人注定要接受煉獄般的考驗｡在日本人看來,他們是中國人;在中國人看來,他們又是日本人｡兩國關系風順雨順時,皆大歡喜;一旦交惡開戰(zhàn)時,就成為被懷疑誤會的對象｡而在他們,不管兩國關系壞到什么程度,但憑自己的良知和力量,默默地做著有益于兩國人民的事,陶晶孫(1897年～1952年)就是這樣的人｡
　　陶晶孫這個名字在中國幾乎不為人知,并且由于歷史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頂著“漢奸”､“落水文人”的污名｡然而在日本知識界,他卻是一個巨大的存在,是一座溝通日本與中國的不可缺少的橋梁｡一位著名日本漢學家這樣評價:“陶晶孫是受日本人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最敬愛的作家之一｡從中日交流史的觀點看,對日本的文學和思想給予影響的,除魯迅而外,陶晶孫是惟一的人物｡”
　　1906年,也就是日俄戰(zhàn)爭結束的次年,年僅十歲的陶晶孫隨父來到日本,當起小留學生｡這是一個精神世界尚處朦朧､文化人格未塑的年齡,沐浴于優(yōu)美傷感､奮發(fā)進取的島國風土,陶晶孫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陶晶孫國學修養(yǎng)的先天不足沒有得到彌補,這不能不使他的文化人格發(fā)生傾斜｡陶晶孫的日語遠勝中文,日本傳統(tǒng)藝術造詣極深,其母語寫作因晦澀的東洋風格而難為中國讀者理解｡盡管從血緣或者觀念上說,陶晶孫毫無疑問是中國人,但從文化教養(yǎng)､藝術趣味上講,陶晶孫與其說是一個中國人,不如說是一個日本人｡陶晶孫雖然是學醫(yī)的,但多才多藝｡大學畢業(yè)后,陶晶孫與日本女子佐藤操(郭沫若日本夫人安娜的親妹妹)戀愛結婚,生兒育女｡在兩國交戰(zhàn)的嚴酷年代里,他們頂著巨大壓力,相濡以沫,堅貞不渝,譜寫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超越國界的愛情浪漫曲｡
　　陶晶孫早期的作品沉迷于東瀛女兒國的想像和營造,在這個世界中,除了一位名叫“晶孫”的中國男性學子,幾乎都是溫婉秀麗的東瀛女子｡這位中國學子,性情溫柔傷感,憑著杰出的藝術才能和善解人意的性格,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日本上流社會,頗得太太､小姐和女學生的青睞與愛慕｡這些作品不經意中散發(fā)著濃郁的“親日”(文化上的)氣息｡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陶晶孫在政治上親日,事實剛好相反,性情溫柔惟美的陶晶孫,內心卻有堅定的信念與強烈的正義感,這正是他日后積極參與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孤島”時期冒殺身危險擔當中共秘密地下聯(lián)絡員的原因｡然而即使是在這種時候,陶晶孫仍然深深地愛著日本｡他寫過一部反戰(zhàn)木偶劇《勘太和熊治》,雖然沒有當時流行的抗戰(zhàn)文藝振聾發(fā)聵的戰(zhàn)斗性,卻有一種后者不具備的真實感與誠意｡顯然,陶晶孫不只是站在中國的立場,同樣也是站在日本的立場寫這部作品的｡
　　博大的人類情懷,加上戰(zhàn)爭苦難的洗禮,引領陶晶孫走出狹小的東瀛女兒國,使他對日本的認識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顯示了罕見的批判鋒芒和預見歷史的慧眼｡1950年,陶晶孫從臺灣遷往日本,次年應聘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師,教授中國文學,同時開始《給日本的遺書》一書的寫作｡在《落第秀才――日本》一文中,作者這樣寫道:“如果不回避的話,日本和德國,因一度強暴之故,就被老師看作是落第的秀才,跟在卑微的殖民地人民后面一起干｡說是要再次努力前進,要‘再次優(yōu)越’,并把其他學生擠掉,加以蔑視,老師對此要責備｡而且老師從一開始就并不允許日本再次成為強國｡”此文發(fā)表后在日本知識界引起巨大震動,而在絕筆《為了中日友好》一文里,作者對日本當局的批判更是犀利無比:“倒向西歐文化的結果就是十一年前開始的對珍珠港的襲擊,好容易進入伙伴后又被列強打倒｡而如今奇怪的是,過去我國想當太監(jiān)的人,自己的某處被割,被鄰居唾棄,卻還要學禮儀,準備賄賂,好像要出去做官了｡沒有吃過苦頭,再次偎靠列強的心意卻顯示出來｡這樣就把人民大眾置于魯迅所謂的尚未實現(xiàn)奴隸志愿的境地｡”據(jù)說這一段話在陶晶孫的追悼會上由牧師(陶晶孫名義上是基督徒)讀出時,全場每一個人像受了日本芥末的強烈刺激而為之鼻塞,其震憾力可想而知｡
　　日本知識界為何對陶晶孫如此心悅誠服?還是聽聽那個著名日本漢學家的解釋吧:“陶氏對日本的批評雖然是尖銳嚴厲的,但這種批評扎根于陶氏的豐實教養(yǎng)和溫良的人品,其中蘊含了對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與愛意,使有良心的日本知識分子在焚毀的廢墟中,在對侵略戰(zhàn)爭反省的基礎上樹立起建設新日本的決心……”
　　《給日本的遺書》尚未寫完,陶晶孫就病故了,年僅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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