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賓，有一種長盛不衰的職業(yè)――“綁架業(yè)”；有一種標牌式的文化――“綁架文化”；有一種似非而是的邏輯――“綁匪是英雄”，“警察是綁匪”；還有一種更激進的說法――“菲律賓被綁架了”。也就是說，原本正常的“除暴安良”的模式似乎在菲律賓走了樣，造成綁匪－人質(zhì)－警察之間的關系發(fā)生逆向變化，導致“綁架潮”迭起，使時下之菲律賓背上“亞洲綁架之都”的惡名。
　　
　　“持劍者”和“城市獵人”：都干綁架
　　
　　菲律賓前總統(tǒng)埃斯特拉達早年做影星時，最擅長扮演智勇雙全、打擊綁匪、解救人質(zhì)的英雄。當了總統(tǒng)后，埃斯特拉達依然打擊綁匪，但這回是真的。但真槍真炮似乎很難解決問題，智慧也更多地以贖金的方式來體現(xiàn)。阿羅約上臺后，最難纏的依然還是形形色色的綁匪。她上臺一個月，就有25人被綁架。前后腳兩位總統(tǒng)發(fā)誓要“鏟除”的綁匪不外兩類：“持劍者”和“城市獵人”。前者是活躍在菲律賓南部的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組織阿布沙耶夫的意譯，后者是出沒于馬尼拉等大城市的職業(yè)綁匪。最近這兩類綁匪各有杰作，阿羅約總統(tǒng)不知所措。
　　“持劍者”阿布沙耶夫80年代末以制造惡性綁架、爆炸案出道。該組織綁架國際人質(zhì)除了索取巨額贖金之外，還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他們釋放人質(zhì)的政治條件如下：要求在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地區(qū)成立獨立的伊斯蘭共和國；釋放在美國關押的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頭目等等。菲律賓情報部門證明，沙特恐怖大亨本?拉登曾直接贊助阿布沙耶夫。但最近菲律賓情報部門又證明，自從去年通過綁架20幾名國際人質(zhì)而至少獲得2500萬美元以上的贖金后，該組織已經(jīng)擔負起援助其他恐怖兄弟的國際責任。今年5月，阿布沙耶夫為報復阿羅約的“鏟除”政策，又在南部海濱度假村劫持了20名人質(zhì)，包括3名在人質(zhì)市場上價格極高的美國人。針對阿羅約的強硬姿態(tài)，阿布沙耶夫甚至放話，“我們將無條件釋放一名美國人質(zhì)，以向菲律賓獨立日獻禮”，“但……，他將失去自己的頭”。美國《時代》周刊稱之為“人頭游戲”。獨立日后，盡管阿羅約否認美國人質(zhì)喪生的消息，但警察總長卻承認其死亡的可能性非常大。阿羅約沒招兒，明硬暗軟，默許人質(zhì)家屬可以用贖金解決問題。
　　“城市獵人”的綁架動機就是錢，但在政局混亂時，又往往被附會上政治斗爭的傳奇。富裕而怕事的華人是最肥的獵物。最新的一樁發(fā)生在今年6月18日清晨，一伙“城市獵人”老練地在菲律賓大學劫持了華人富商之女，據(jù)稱贖金高達300萬美元。隨后，特別關注東南亞華人命運的香港《亞洲周刊》以“菲律賓遭綁架”為封面標題，專題報道最近菲律賓綁架業(yè)的“興隆”，更用“綁架潮淹沒菲律賓”來形容華人屢屢遭綁的危險情境。
　　
　　綁匪，人質(zhì)，警察：關系錯位
　　
　　按照正常社會的正常邏輯：警察打擊綁匪，解救人質(zhì)，綁架案發(fā)率下降。但90年代以來，除埃斯特拉達時期（不到兩年）形勢稍好之外，拉莫斯時代（尤其是1997年）、阿羅約時代伊始，都出現(xiàn)“綁架潮”回流。為什么人人喊打的綁架案發(fā)生率越打越高呢？如何解釋這一社會現(xiàn)象？
　　“綁匪是英雄”。阿布沙耶夫的故鄉(xiāng)蘇祿島用一個字就可以完全概括――窮。阿布沙耶夫綁人勒財，然后灑錢招人。這給貧窮好武的年輕人帶來了驟然暴富的機會。去年阿布沙耶夫暴富之后，官方一度宣稱該組織已經(jīng)從不足1000人驟升至5000人。應招者多為十六七歲善使刀槍爆炸物的少年。在他們眼里，阿布沙耶夫有如“俠盜羅賓漢”。所以，盡管該組織的創(chuàng)始人早在1992年就被政府軍擊斃，直接領導去年劫持國際人質(zhì)案的“機器人”安當也已被迫投降，今年7月9日政府又逮捕了該組織的核心領導人之一、“全球司令”薩布圖拉，但可以想見，在這塊孕育綁匪和海盜的沃土上，很快就有新的“持劍人”冒出。老領導的倒下反而為新生代的崛起提供了機會。
　　“警察是綁匪”。許多華人在家屬被綁架后不敢報案，而是私自付高額贖金解決。理由很簡單，“我們不敢相信警察，也許綁架案就是他們策劃的”。軍警綁架華人勒索錢財至少有30年的歷史，因為此類事件早在馬科斯獨裁統(tǒng)治期間就屢屢發(fā)生。1997年，拉莫斯執(zhí)政末期的綁架潮就是軍警干下的。當警察成為穿著警服的綁匪時，真正的綁匪還怕什么呢？更具有諷刺意味、并讓華人心寒的是，現(xiàn)任警察總長曾被控犯案，而直接指揮反綁架行動的警察情報局長竟然曾因策劃綁架兩名臺灣商人而坐過兩年牢。但是目前阿羅約正以“涉嫌綁架”等罪名而極力追剿的參議員拉克森，則被華人視為保護神。因為作為埃斯特拉達時期的警察總長，拉克森是打擊綁匪的明星，在其任職其間綁架案發(fā)率明顯降低。
　　誰在利用綁架案？阿羅約指責“6.18綁架案”是政敵自導自演、旨在加劇社會不穩(wěn)定的丑劇。阿羅約也指責拉克森直接策劃該案，并認為是拉克森盜走警方全部偵察儀器，致使政府辦案不力，并企圖再次掀起綁架潮，為政變制造機會。但阿羅約的言論激怒了華人和輿論，總統(tǒng)不得不道歉。拉克森在接受《亞洲周刊》專訪時稱，阿羅約視其為最強勁的政敵，直接威脅總統(tǒng)寶座。到底是誰制造了綁架案，是誰站在“城市獵人”的背后為其撐腰，我們也許不得而知。但綁架案成為低劣的政爭工具，無疑不利于綁架案的解決。
　　
　　扶貧，道德，機制：需要時間
　　
　　無論是“持劍者”還是“城市獵人”，幾乎都源于貧富分化、社會分配不均等病灶。因此，歷屆菲律賓政府都把“扶貧”作為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的金鑰匙。貧民出身的埃斯特拉達，以及爭取貧民支持的阿羅約，都將扶貧作為政府的首要目標和任務，也曾親自到中國等扶貧先進國家取經(jīng)。但問題是，扶到什么程度才能大規(guī)模地改善社會秩序？不同情況的國家需要不同的時間。但在今后兩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nèi)，菲律賓由于缺乏必要的經(jīng)濟資源，政客們又忙于權力斗爭，因此總統(tǒng)和部長們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力和時間似乎有限。
　　把綁架者當英雄看待，無疑不符合一個正常社會的道德；警匪不分，何談職業(yè)道德；把綁架案當政爭手段也有欠政治家所應具有的政治道德。而對于受害者來說，除了忍受綁架可能帶來的心靈傷害、喪親失友等痛苦外，他們還要接納種種不道德所產(chǎn)生的畸形產(chǎn)物，比如說，華人自危，有錢人出門時保鏢前呼后擁，成為馬尼拉的奇特街景。比如說，華人幾乎人手一本《遇綁需知》，流行話題是防綁經(jīng)驗，臨別用語絕對不是“您慢走”。比如說，各國政府正告本國國民：“危邦勿進”！比如說，菲律賓保險公司可能要開辦為綁架者提供贖金的新業(yè)務。這等等等等怪現(xiàn)象的消除，都需要社會道德的重塑和良性政治經(jīng)濟文化機制的建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以強政府為手段，集合一大批精英人才，用近30年的心血塑造出為人稱道的“新加坡精神”。而以擁有弱勢政府為特點的菲律賓，有沒有更大的決心，更好的戰(zhàn)略，更可行的手段，改善社會道德，建立政府－社會的良性運作機制，除掉“亞洲綁架之都”的惡名呢？菲律賓，需要多長時間？
　　當然，在改進的過程中，還會有綁架案發(fā)生，但希望頻率越來越低，規(guī)模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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