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晚禱后，埃及開羅等大城市中心再度聚集起大批示威者，次日，試圖拆除示威者帳篷的軍警與示威者在解放廣場發(fā)生沖突，事態(tài)隨即擴大，雙方在開羅解放廣場、內政部門前，以及亞歷山大、蘇伊士等地連續(xù)3天爆發(fā)激烈沖突，示威者高呼“解散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AFSC）”、“坦塔維（陸軍元帥，AFSC負責人）下臺”等口號，向內政部和軍警投擲石塊、燃燒瓶，警方則以催淚彈、橡皮子彈和警棍試圖“清場”。盡管21日清晨，在塔利爾清真寺阿訇謝赫?馬扎爾?查希爾的調停下，示威者和警方的沖突暫時平息，但緊張局勢依舊，短暫撤離解放廣場的示威者再度回到了原地。
　　
　　這是2月21日穆巴拉克下臺以來，埃及所發(fā)生的規(guī)模最大、沖突最激烈、傷亡最慘烈的示威者和軍警間對抗。據埃及衛(wèi)生部宣布，3天的沖突已導致22人死亡，其中絕大多數在開羅，至少750人受傷，而開羅當地醫(yī)院有消息稱，死亡人數至少有33人，受傷者更多達1800多人，示威者和一些醫(yī)生宣稱，有些人受到明顯槍傷，但軍方否認使用了實彈。
　　
　　許多當地市民和外國媒體感慨，連續(xù)3天的沖突，尤其解放廣場和內政部門前的一幕，讓人恍惚回到“尼羅河革命”時的血雨腥風，甚至有人稱此次的事件為“二次革命”（其實6月已經有過一個“二次革命”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9個月前受到示威者夾道歡呼、被譽為“挽救國家命運英雄”的軍方，如今卻被同一群“革命者”斥為“反革命的源泉”，要打倒而后已；9個月前信誓旦旦稱“軍隊的職責是保衛(wèi)國家而非鎮(zhèn)壓示威者”的軍方，如今卻正做著當時他們拒絕穆巴拉克要他們做的事。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穆巴拉克的下臺導致前執(zhí)政黨―民族民主黨的解體和由軍方幕后操盤、各階層人士組成的過渡政府的上臺。根據計劃，埃及本應在今年9月舉行立法選舉、明年選出新總統(tǒng)，屆時過渡政府將把權力移交給新政府。
　　
　　最初示威者和軍方相處得還算融洽：“四月六日運動”等示威組織完成了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夙愿，享受到更大的政治自由度；軍官團通過推翻穆巴拉克，擺脫了做穆巴拉克家族世襲兩代“臣子”的“陪太子讀書”命運，獲得了更大的權力，雙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共同點。最初的幾個月里，示威者的主要動作，集中在對穆巴拉克政治機器的窮追猛打上，先后把穆巴拉克父子和許多舊政權要人送上法庭，解散民族民主黨和全埃及1750個市鎮(zhèn)委員會，在這些方面，他們與軍方同樣不無共同語言。
　　
　　但隨著對穆巴拉克清算的告一段落，示威者和軍方的矛盾開始突出。
　　
　　在軍方看來，“革命”并未能解決埃及動亂的根源：貧困問題、失業(yè)問題和經濟低迷，且由于示威者“欲求不滿”，示威頻仍，仍習慣于“上廣場”，而非訴諸正常渠道解決問題，導致外國投資大量流失，經濟和社會秩序長期無法恢復。不僅如此，頻繁的教派沖突、流血，也讓“尼羅河革命”時“埃及人大團結”的幻象破滅，在埃及共和國歷史上長期扮演重要角色的軍官團由此認為，自己有責任繼續(xù)充當“憲法守護者”，而不能容忍示威者繼續(xù)“胡鬧”下去。
　　
　　可在示威者，尤其最早發(fā)動街頭運動的“四月六日運動”等“青年革命同盟”一派看來，埃及局勢至今不能平靜，癥結恰在于軍方戀棧，不愿徹底退出政治舞臺。他們指責軍方“縱容腐敗”、“包庇貪官污吏”，要求他們盡快讓位。在許多“革命者”看來，2月的“勝利”最早成了替他人火中取栗：軍官團的地位不降反升，而在“革命”中首鼠兩端的穆斯林兄弟會更漁翁得利，很可能在立法大選中獲勝，他們這些“正宗革命黨”反倒被“遺忘”，只能無奈地繼續(xù)做街頭抗爭者。
　　
　　矛盾的愈演愈烈導致6月份的所謂“二次革命”，并使得立法選舉被推遲到11月28日，總統(tǒng)選舉和AFSC的交權則更可能被推遲到明年底、后年初。就在不久前，兩件事讓彼此間的矛盾更不可調和，一是AFSC允許前執(zhí)政黨成員以獨立候選人或其他政黨候選人身份參加立法選舉，二是修憲。
　　
　　根據埃及媒體報道，憲法修正案中的第九條規(guī)定，埃及軍隊是憲法的守護者，第十條則規(guī)定將成立由國家元首直接領導的國防委員會，取代目前的AFSC，這兩條被認為是“軍隊特權條款”，因為前者為軍方干預政治留了“活門”，后者等于是AFSC制度的翻版。在政治呼吁和互聯(lián)網串聯(lián)下，8個激進示威者團體聯(lián)合發(fā)動了這又一次的“二次革命”，并最終導致流血沖突的發(fā)生。
　　
　　事件發(fā)生后，埃及各派政治力量的表現各不相同。
　　
　　以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干事巴拉迪為代表的自由派對即將開始的立法選舉信心不足，希望借此推遲立法選舉的進行，因此他們一面譴責軍方動武，一面呼吁“顧全大局，選舉順延”；過渡政府魚龍混雜，處境尷尬，原本就意在“過渡”，因此最初試圖敷衍（副總理希爾米曾向媒體放風，稱憲法第九條將取消，第十條也將修改），繼而索性提出辭職不干；穆斯林兄弟會則態(tài)度最為微妙，他們參加了周五的示威，譴責軍警暴力，又發(fā)表聲明呼吁冷靜和克制，反對“一切暴力和對抗”，作為“尼羅河革命”最大贏家，即便選舉在一片混亂中如期舉行，他們也有望獲勝，因此謹慎對他們而言是最佳選擇。
　　
　　示威者的舉措則稍顯混亂：在廣場上他們喊出“AFSC和穆巴拉克的作為如出一轍”、“AFSC是罪惡之源”、“打倒坦塔維”的口號，他們還對外國媒體表示，如今埃及需要一個“救國政府”代替目前軍方色彩濃厚的過渡政府，而AFSC和軍方則應靠邊站。
　　
　　然而直接把矛頭對準在埃及社會聲譽向來不錯的軍隊，示威者的群眾基礎似乎并不十分牢靠，軍方的頑固態(tài)度也表明，他們可以“丟車保帥”，拋出曾經的領袖穆巴拉克，但讓他們整體退出政治舞臺，并忍受激進示威者沒完沒了的政治“秋后算賬”，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
　　
　　而不論自由派或穆斯林兄弟會，盡管在要求軍政府交權方面與示威者有共同語言，但利益的差異決定了彼此間的貌合神離：自由派推遲選舉的主張未必合示威者口味（因為那意味著軍方可以推遲交權），而只要靜靜等候就可穩(wěn)步上升的穆斯林兄弟會，更無須冒險和焦躁的街頭派結成過于緊密的聯(lián)盟。示威者曾表示，巴拉迪是這個“救國政府”的最佳領導人選，但后者很快表示“無意考慮”，至于穆斯林兄弟會，則一面在解放廣場和示威者并肩站在一起，一面小心翼翼地避免從自己會眾口中喊出“打倒AFSC”口號。
　　
　　示威者已呼吁在22日舉行解放廣場“總示威”，而軍方早先則表示，不會推遲11月28日的立法選舉，看來后穆巴拉克時代埃及最大規(guī)模的街頭政治對峙，還要繼續(xù)這樣對峙一段時間。
　　
　　作者系旅加學者、專欄作家
　　
　　孫興杰：歐豬倒逼歐元“系統(tǒng)升級”
　　
　　孫興杰
　　
　　歐元流通進入第十個年頭，卻面臨著從天堂到地獄的考驗，一個月之間南歐三國領導人集體“下課”，貨幣危機與政府危機只有一步之遙，歐元從財富的符號變成了政客下臺的催命符�！皻W豬國家”政客下臺是歐元的死亡前兆，還是浴火重生的契機呢？
　　
　　11月20日，西班牙大選結果揭曉，反對黨人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其主席馬里亞諾•拉霍伊在下月將走馬上任。至此，所謂的“歐豬五國”已經完成集體換帥。無論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通過提前選舉的方式，還是意大利、希臘重組內閣的方式都反映出了嚴重的政府信任危機。
　　
　　歐豬國家基本遵循著這樣的路徑：國際評級機構下調各國的主權債務評級級別―國債收益率飆升―政府信任危機出現―提前大選或者重組政府―現任領導人下臺。環(huán)視歐元區(qū)，人們不禁要問，下一個是誰？斯洛文尼亞總統(tǒng)已經宣布解散議會，將在12月4日提前大選，斯洛文尼亞是否會步“歐豬國家”后塵呢？9月23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下調斯洛文尼亞國債評級，五天之后，議會通過了對現政府的不信任案投票。
　　
　　從遙遠的愛爾蘭到歐元區(qū)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和第四大經濟體西班牙，一連串的政府倒臺事件，標志著債務危機已經不是歐元區(qū)的肘腋之患，而是關乎歐元存續(xù)的根本性問題。歐洲現在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通過更換幾個技術官僚并不能解決當前歐元面臨的結構性難題，中國兵書有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如果還將目前的債務危機僅僅視為“金融戰(zhàn)”或者說銀行危機的話，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治本之策。所幸，歐元區(qū)有一個能夠穩(wěn)定陣腳的“鐵娘子”。
　　
　　德國總理默克爾就歐債危機發(fā)出了最強音：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加強、而非削弱歐洲一體化”，最終的目標是要向一個政治聯(lián)盟邁進。默克爾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lián)盟，首任主席便是推動法德和解、歐洲聯(lián)合的阿登納，時過境遷，默克爾再次處于德國以及歐洲聯(lián)合的十字路口，是向前推進還是裹足不前呢？阿登納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lián)盟在社民黨的重重阻力下，推進德國融入歐洲，為戰(zhàn)敗的德國在歐洲獲得了一席之地。而如今，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的處境要比阿登納時期好得多，半個世紀前，德國推進歐洲聯(lián)合只是為了獲得一個“合法戶口”，現在的默克爾向前一步便是新的歐元帝國的“女皇”。
　　
　　貝盧斯科尼結束了自己的“風流”政治生涯，羅馬在債務危機中倒下了，一個“新羅馬”正在孕育。公元476年，蠻族攻陷羅馬城，帝國崩潰了，從那個時候“羅馬帝國”一直是歐洲人的一個夢想，無論是拿破侖還是希特勒都試圖用鐵血恢復羅馬帝國的榮光，最終都折戟沉沙，功敗垂成。吊詭的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一個“新羅馬”卻在昔日蠻族之地冉冉升起，默克爾這位看似敦厚無華的“奶媽”政治家，卻成為歐洲獲得新生的希望。
　　
　　長期以來，歐洲的聯(lián)合一直在超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夾縫中蹣跚前行，無論《羅馬條約》還是《里斯本條約》都保留了濃厚的主權國家的色彩，其中“不救助”條款，讓歐洲央行成為一個怪胎。歐元是統(tǒng)一貨幣，但是歐債卻是各國獨自發(fā)行，種種繁瑣的規(guī)定，讓歐元這種統(tǒng)一貨幣背后的財政、政治基礎支離破碎。
　　
　　默克爾在周圍男性政客紛紛倒臺之際，連續(xù)發(fā)聲：9月，默克爾宣告“歐元不會倒”；10月，法德領導人連夜敲定了救助希臘的方案；11月，默克爾呼吁建立政治聯(lián)盟。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大刀闊斧地推進經濟金融改革，馬島一戰(zhàn)捍衛(wèi)了大英帝國的顏面；現在的默克爾則在孕育一個“新羅馬”，她是歐洲的鐵娘子。她不僅要做德國的“奶媽”，也想做“新羅馬”的“媽媽”。
　　
　　目前歐元區(qū)的危機看似是一場債務危機，但是從深層次來看，是一場憲政危機。這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方面是統(tǒng)一的貨幣與政治決策的背離，統(tǒng)一貨幣的背后需要一個強大的信任基礎，歐元缺少這種基礎；另一方面，議會體制與高福利體制讓歐豬政府陷入了信任危機。
　　
　　歐元區(qū)國家的國債紛紛遭到國際評級機構的“奇襲”，國債收益率飆升，從而使得政府陷入信任危機，接著便是政客輪替。國債最早起源于13世紀的意大利城邦國家，國債的發(fā)行往往是為了應對外部戰(zhàn)爭的需要，提前預支政府的財政收入，從而緩解財政壓力。國債背后是一種政府信譽，良好的政府信譽能夠減少發(fā)債的成本，而那些屢屢賴債的政府，往往難以依靠發(fā)行國債籌集資金。歐元區(qū)各國國債收益率屢破新高，背后是投資者對各國政府的不信任。相比于美國國債而言，歐元區(qū)國債由于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財政部，缺少一個實力雄厚的擔保人。
　　
　　發(fā)行統(tǒng)一的歐洲債券既是解決當前危機的必要舉措，也是歐元未來發(fā)展的方向，統(tǒng)一的歐洲債券能夠提高歐元債券的可信度，自然會降低各國融資的成本，從而走出惡性循環(huán)。18世紀，法國在英法爭霸過程中屢屢敗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英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央行和龐大的金融市場，英國發(fā)行國債的成本不到法國的一半。16世紀西方帝國經常以“破產”的形式賴債，如果歐元區(qū)政府也以此方式“償還”國債，歐元只能壽終正寢了。當然，統(tǒng)一的歐洲債券、歐元穩(wěn)定基金以及歐洲央行的改革，其目的都是為了給歐元一個雄厚穩(wěn)定的信譽基礎，而不是給金融投機提供溫床。
　　
　　稍加注意便會發(fā)現，倒臺的歐豬國家政府都是議會政體，議會政體相比于總統(tǒng)政體可能更能體現民主精神，但是卻更加軟弱。選民的不滿很容易導致領導人下臺，所以，無論誰上臺都很難扭轉選民的訴求。歐豬國家已經是債臺高筑，但是選民并沒有習慣勒緊褲腰過日子，福利不能削減，稅收不能增加，哪有這樣的好事？讓人均GDP4000美元的中國，去援助人均4萬美元的歐豬國家？軟弱的議會政體與高福利制度造成了一種荒謬的局面；政客和選民成為債務的共謀者，國債已經不是分散財政負擔的工具，而是透支他國財富的通行證。
　　
　　要恢復歐元的信譽，化解債務危機，歐元國家還是要回到憲政的本意：需要自我節(jié)制。自我節(jié)制的不僅是政府，還有選民不勞而獲的沖動。否則，政客下課的鬧劇還將繼續(xù)。
　　
　　作者系吉林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
　　
　　反人類罪：難逃正義審判
　　
　　和靜鈞
　　
　　近幾天，有三起審判引人注目：一個是已結束的審判，一個是正在進行的審判，最后一個是即將到來的審判。
　　
　　1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駁回奧姆真理教成員遠藤誠一的上訴，維持死刑判決，從而實際結束對這一邪教所有被告的司法審理，調查和審理累計耗時近17年。最高法院主審法官金筑誠志宣讀判決書，認定遠藤的“一切罪行意在保護奧姆真理教，罪行殘忍，沒有人道，前所未見”。
　　
　　1994年6月27日，奧姆真理教在日本長野縣松本市試驗沙林毒氣，致使6人死亡，大約600人受傷；1995年3月20日在東京地鐵放沙林毒氣，致死12人，致傷5500人。奧姆真理教189名成員受到指控，包括教主麻原彰晃在內，共13人被判處了死刑。可以預計，隨著司法審判的結束，接著就面臨集中的死刑執(zhí)行期，這13名罪惡分子，將被推入行刑室。
　　
　　而在柬埔寨，21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聯(lián)合國設在柬埔寨的國際特別法庭宣布，就3名前紅色高棉領導人于執(zhí)政期間犯下的反人道殺戮等罪展開聽證。法官諾恩表示，波爾布特政權第二號人物、前人民代表議會農謝、前國家主席喬森潘和前副總理兼外長英薩利，涉嫌犯下反人類罪和種族屠殺罪等。若不是首惡波爾布特13年前被軟禁期間突發(fā)心臟病而亡，今天站在被告席的應該是“四人幫”。
　　
　　在他們執(zhí)政期間，在短短的1975年到1979年統(tǒng)治期間，就造成了300萬柬埔寨人民的死亡，他們或死于饑餓，或死于奴役，或死于酷刑，或死于未經審判的處決。“S21監(jiān)獄”一夜處決1.5萬名政治犯，其惡行也令納粹分子希特勒自嘆弗如。
　　
　　這一場期待已久的大審判，將會對柬埔寨民眾直播。即便這些被告都已年過80，有的可能在庭審未結束時就會去世，甚至最后的結果是這三人無人最終被判刑就歸西了，但他們被訴至公正的法庭這一本身，足以令柬埔寨人民看到法律與正義的力量。只有所有的罪惡得到法律的公正清算，才會迎來社會的真正進步和民族和解。
　　
　　而這幾天前，潛伏在利比亞西南邊境、伺機逃往尼日爾的卡扎菲次子賽義夫，已被“過渡季”武裝抓獲。賽義夫應該慶幸，他沒有被憤怒的民眾當場打死，沒有落入其父與兄弟的悲慘命運。他被捕后，被帶到津坦城，面臨著在何處被審判的問題。
　　
　　設在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以反人類罪全球通緝賽義夫，目前來看，賽義夫面臨兩個管轄權的選擇：進國際刑事法院，步入漫長的審判，但沒有被判處死刑的可能；留在利比亞國內受審，依利比亞主權原則，利比亞國內法院獲得對他的管轄權，依國內法律，一旦反人類罪名成立，他將面臨死刑。
　　
　　據報道，賽義夫對“過渡委”武裝說，只要放了他讓其逃到尼日爾，他可以給“過渡委”20億美元，而“過渡委”認為，只要抓獲賽義夫并對他進行公開和公正的審判，就將有利于“過渡委”領導利比亞，只要利比亞穩(wěn)定下來，利比亞一個月內的石油出口，就足可以為國家掙回20億美元，“過渡委”對賽義夫的“報價”嗤之以鼻，斷然拒絕。
　　
　　一個人既不是商業(yè)巨子，也不是世襲皇族，一出手就能甩出20億美元，一覆手就能機槍大炮狂殺老百姓，體制使然矣。賽義夫枉獲倫敦政治學院博士學位，在體制與血緣的封閉下，他成為“卡扎菲第二”。在管轄權競爭中，國際刑事法院會力爭在海牙審判，但也會充分尊重主權國家的司法管轄優(yōu)先權，那些賽義夫會在海牙抖出與西方政要交易內幕的猜測，并不是國際刑事法院不想力爭管轄權的主因，因為一個罪人在其犯罪地方、當著被害人的面得到審判，其意義遠遠大于執(zhí)法本身。
　　
　　麻原彰晃、農謝、賽義夫的共性，在于未加選擇地濫殺民眾，只是農謝和賽義夫動用了政權與政黨的力量，罪加一等，犯下反人類罪，犯《羅馬規(guī)約》之重罪，而麻原彰晃及其同伙，則以民間宗教為幌子，避開了反人類罪的追索，但避不過殺人罪、非法制造武器罪等普通刑事罪名，同樣罪大惡極，被日本國內法庭處以極刑。不論罪名各異，其手法卻是同一的，目的也是一個，排斥異見、異己到排斥異族、異教，最后成為人性喪失的魔鬼�！胺慈祟愖铩钡奶岢鍪腔�于這樣的觀念：人類是一個平等的、和睦共處的大家庭，人們不分國家、種族、文化信仰、階層、性別都應享有公平、自由與尊嚴的基本人權，“反人類罪”是人類文明突破狹隘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偏見的發(fā)展成果。
　　
　　波爾布特、卡扎菲因死亡而僥幸逃過了正義的審判，但賽義夫及紅色高棉殘余分子注定是逃不過這一關的。滾滾歷史潮流，順者昌，逆者亡。
　　
　　作者系國際政治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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