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之“潛伏定律”: 　　之一、“潛”得越久的貪官越難查。一是貪官有“經驗”了,手段更狡詐;二是事隔多年,很多線索也不好查。倒是一些“新手”貪官更容易“栽”,或是新近發(fā)生的腐敗更容易暴露。因此案件突破,往往從“新”開始。
　　之二、貪官官職越高“潛伏期”越長,“小官”的“潛伏期”則相應較短。官位越高,腐敗手法越“高明”,背景越“強大”,查處難度也越大。
　　
　　馬君(化名),某省紀委資深辦案專家,從事辦案工作20年,主持查辦過多起腐敗大要案件。近日,記者專門就 “貪官潛伏期”問題采訪了他。
　　根據他的觀察,現(xiàn)在貪官的潛伏期一般在3～8年,“的確比以前延長了”。究其原因,他既贊同前篇文章所列的觀點,也就自身的辦案體驗,從另一個視角進行了深入剖析。
　　
　　不缺線索缺人
　　
　　如何有效地發(fā)現(xiàn)腐敗進而查處腐敗,考驗著反腐人員的“眼力”,也考驗著反腐機制的“功力”。
　　“我上世紀90年代初剛進紀委參加辦案的時候,領導講的是‘多渠道拓展線索’�，F(xiàn)在則根本不愁線索�，F(xiàn)在的線索主要來自兩大塊,群眾舉報和案中案,年年幾百封舉報信,一查就是窩案、串案。”馬君說。
　　“現(xiàn)在愁的是分身乏術啊�！币运麄兪覟槔�,監(jiān)督對象包括該省6個市州和30多個廳局的幾百名廳級干部,一碰就是大要案件。一般來說,徹查一個大要案件往往要四五個月,多則一兩年�！耙环矫媸前讣�要盡可能深挖細查,一查到底;另一方面是搜集的證據要嚴絲密合、絲絲入扣,必須要經得起法律的檢驗�！�
　　他舉了個例子。在辦一次案件中,受賄方和行賄方都交代了一筆金額,是一張5萬元的銀行卡,雙方口供吻合,但卡找不到了。而法律要求要有書證,所以必須找到當年這筆款項的銀行記錄。結果,他們找了那個地點的四五家銀行,查閱了幾千冊銀行單據,大海撈針般耗時一兩個月,才最后固定了證據。
　　“辦案是個細致活。證人要一個一個找,證據要一件一件‘摳’,到了移交司法機關的時候,案卷都有一人多高�！彼�告訴記者,一旦上一個案子,辦案人員就沒有了正常時間。案子不結束,就沒有休息日。就是今年春節(jié)期間,也還有同志堅守在崗位。
　　但是,“我們室7個同志,加上從外單位抽調協(xié)助辦案的也就十多個人。要一件一件徹查,就是三頭六臂晝夜不休也忙不過來�！币虼�,查辦案件既要堅決懲治腐敗分子,挽回國家損失,取信于民;也要以反腐的高壓震懾潛在的腐敗分子,發(fā)揮重大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達到懲前毖后的功效。
　　反腐多年來,國家的反腐部署也隨著形勢的發(fā)展而變化,每個時期都有一個階段性重點,比如說早前的吏治腐敗,后來的商業(yè)賄賂,近來的工程領域腐敗,辦案工作的“準星”也隨之進行“轉移”。
　　“對腐敗分子發(fā)現(xiàn)一起,查處一起。但在具體操作上,重大典型案件、影響惡劣的案件必須馬上查,不太起眼、證據又不充分的案子就只能先緩一緩。”當然,這個緩并非“不管”。“我們一直在盯著呢!”馬君說,“一旦有了好的辦案時機,馬上行動。”
　　
　　案件突破時機最重要
　　
　　“時機,辦案最重要的是選準時機。”馬君反復強調,辦案最忌辦成“夾生案”。時機選準了,勢如破竹;時機不對,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他說,現(xiàn)在有的民眾以為舉報信一交,馬上就會有結果;如果沒有馬上得到結果,就是反腐機構不作為。這種想法過于簡單片面。因為民眾大都是根據自己的觀感來舉報,感性的成分居多;但辦案最重要的是證據,而證據的搜集、案件的突破都是需要時間與時機的�！案瘮》肿勇漶R之前,不少是位高權重的領導干部,沒有一定的把握,又怎么能輕易動他?”
　　馬君告訴記者,知情人舉報,是突破案件的最佳時機。他說,在查辦一個案件的時候,一些涉案當事人出于自�；蛄⒐�,往往會主動揭發(fā)或牽出其他案子的線索,紀檢機關順著這根藤去查,基本上一查一個準。
　　此外,知情人舉報還集中在兩個時候。一是換屆之際,舉報特別多。這其中有誹謗栽贓的,也有不少是真貨,這類知情人多數出于官場內部。平時大家都做“好人”,知道情況也不愿說出來得罪人,現(xiàn)在為了爭位子,就都“拱”出來了。一些案件就是在換屆之時突破的,比如原犍為縣委書記田玉飛案。再有就是圈子內訌。比如說一個地方招投標給的點子(回扣)是10%,一個老板為了搶生意,一下提到20%,這就破壞了“規(guī)則”,打破了利益平衡,別的老板就會舉報。一些工程建筑領域腐敗案的“蓋子”就是這樣被揭開的。
　　但是,馬君認為,腐敗分子的確更加狡詐,為了避免惡性競爭、兩敗俱傷,甚至通過談判妥協(xié)達到利益平衡�！艾F(xiàn)在知情人往往是利益關聯(lián)者,相互包庇互相掩護,輕易不會舉證。我們調查中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很難聽到真話。包括有的舉報人,匿名舉報可以,但調查的時候出于種種顧慮,也不見得會說實話。”
　　如今,“換一種身份落馬”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反腐慣例。比如文強從公安局副局長位置調任司法局長后落馬,黃瑤也是到省里后,他在黔西南自治州任職期間的腐敗行為才得以暴露。
　　馬君分析,這是因為腐敗分子在一個地方或領域經營多年,一手遮天,樹大根深。只有“挪走”這棵大樹,鐵板一塊的關系網才會出現(xiàn)缺口,腐敗問題才容易暴露出來。
　　談到如今的反腐形勢,馬君覺得如今中央打擊腐敗的決心和力度一年比一年大,案子也越查越徹底。“只要有證據,我還沒有遇到過不能查下去的案子”。因此,“腐而必敗,貪而必倒。不是不倒,時候未到”。
　　但他也承認,有時候因為種種原因的“拖”,也會帶來一些負面效應,比如有可能把小腐敗拖成大腐敗,客觀上延長了一些貪官的潛伏期,給民眾帶來一些不良觀感等等。
　　
　　有制度不執(zhí)行比沒有制度更糟糕
　　
　　馬君認為,前文所言辦案人員的不足,反映出在當前嚴峻的反腐敗形勢下,反腐力量仍然有所欠缺。但這一問題顯然不能只靠簡單增加人手來解決。十個人不夠,百個人又夠不夠?如何將體制內的反腐資源和民間的反腐熱情整合,充分發(fā)揮出“人民的力量”,才是現(xiàn)實可行之道。他說,目前網絡反腐就是一個很好的探索。
　　貪官潛伏期延長,暴露出我們的監(jiān)督機制的薄弱和發(fā)現(xiàn)腐敗機制滯后。馬君說,為什么香港和新加坡的清廉指數排名那么高,他們的腐敗在“進行時”就能被查獲,甚至剛有腐敗苗頭就能被“揪”出來,是因為他們的監(jiān)督機制比我們廣泛、深入、細致。對一把手的監(jiān)督,對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的監(jiān)督,我們談了多少年,但現(xiàn)在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機制。
　　總結先進地區(qū)的反腐經驗,馬君認為,有兩條最為突出。一是充分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對手握公共權力,掌握公共資源的官員,更需要公開透明,更需要“狗仔隊”。再有就是官員財產申報,一旦這一終極反腐制度真正建立起來,就會一目了然,腐敗分子想“潛”都“潛”不住。
　　“但是,有制度不執(zhí)行,可能比沒有制度更糟糕。”馬君認為,就目前而言,最缺的還是制度的執(zhí)行力。如今紅頭文件三令五申、不正之風卻屢禁不止的情況,在現(xiàn)實中屢屢可見。比如說了幾十年的公款大吃大喝、清理了許多次的紅包禮金等。如果領導干部的行為都能嚴格按現(xiàn)有制度進行規(guī)范的話,一些腐敗就根本無機可乘;如果上級監(jiān)督管理機構能夠嚴格按制度來進行檢查督促的話,一些腐敗分子也根本不可能潛伏這么久。一個檢察官在談到一起腐敗案件的教訓的時候,說:“其實我們的制度很多很完善了,就是領導帶頭不執(zhí)行�！�
　　雖然查了20年案子,但馬君最后的結論是,反腐只靠查案是查不完的。必須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jiān)督制約,方能真正反“潛伏”。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懲防體系,以全社會清廉文化氛圍讓人不想腐敗,以政治和經濟上的高成本讓人不敢腐敗,以嚴密完善的制度讓人不能腐敗,才是真正的反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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