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會惰性是團隊成員在從事趨向共同目標活動中出現(xiàn)的努力程度和平均貢獻隨著群體成員增加而減少的現(xiàn)象。該研究從社會惰性的概念、起源和發(fā)展、理論解釋，影響因素及形成過程等幾個方面對國外社會惰性的研究狀況進行了述評，并指出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社會惰性，社會影響，社會惰性形成過程。
　　分類號 B849:C93
　　
　　
　　近年來，企業(yè)組織發(fā)生了一種本質的變化，即以個人獨立完成任務為基礎的組織正逐漸被以團隊（team）為基礎的組織所取代。因為工作中的創(chuàng)新，個人無法獨立完成，只有發(fā)揮集體的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完成并有所突破，因此如何調動團隊成員的工作積極性，形成合力并達到目標是管理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普遍存在著成員的努力程度和貢獻會隨著團隊成員數(shù)量的增加而減少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被稱為社會惰性（social loafing）。社會惰性普遍存在于各種類型的群體、團隊和組織中，它會降低群體凝聚力，影響工作效率，甚至會阻礙群體目標的實現(xiàn)。目前對組織中社會惰性行為進行管理，采取相應措施減少社會惰性行為已成為管理者面臨的重要問題。本文擬對社會惰性的概念、來源及發(fā)展、理論解釋、形成過程及其與相關因素的關系進行論述。
　　1 社會惰性的概念與來源
　　社會惰性（social loafing）的概念起源于德國心理學家Ringelmann在1927年的實驗研究。他在研究中首次發(fā)現(xiàn)，團隊成員的平均貢獻率會隨著參與人數(shù)的增加而減少，因此后來有人將這種現(xiàn)象稱為Ringelmann效應。遺憾的是，當時Ringelmann并沒有將這種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作為研究的重點，直到1972年Steiner才對這種現(xiàn)象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將這種隨著團隊成員數(shù)量的增加，個人努力程度下降，個體在團隊中的實際表現(xiàn)（actual performance）與潛在表現(xiàn)（potential performance）存在較大差異的現(xiàn)象稱為社會惰性。他認為，社會惰性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是過程喪失（process loss），即團隊活動中存在著不恰當?shù)幕�動過程，其中包括兩大內容：（1）協(xié)調性喪失（coordination loss），即當群體規(guī)模擴大時，成員之間的工作聯(lián)結點增多，工作協(xié)調的難度增加，出現(xiàn)相互干擾，導致成員無法盡全力或力量互相抵消，這樣合力作用無法實現(xiàn)；（2）動機性喪失（motivation loss），即群體工作中，個體的工作動機水平比單獨工作狀態(tài)下要低，這樣個體的努力與貢獻程度就會下降。他還認為，個人努力程度的下降也有可能是兩種過程協(xié)同作用的結果。從這以后，社會惰性的概念得到了普遍接受，相關研究也開展起來。
　　1974年，Ingham等人在實驗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在排除了協(xié)調性喪失因素的效應后，仍然觀察到了個人的努力程度隨著團隊成員增加而下降的現(xiàn)象，因此傾向于認為社會惰性主要源于動機性喪失。Latane等人在1981年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認為團體中個人努力程度的下降并不是由于身體疲憊所致，而完全是一種“心理過程”的反映，所以Latane等人把在團體工作情境中，由動機性喪失引起的個人努力和貢獻程度下降的現(xiàn)象稱為社會惰性。此后的研究者對社會惰性也進行了相似的定義。1995年，Comer [1]提出了知覺到的惰性（perceived loafing）概念，認為個體是否意識或注意到群體中社會惰性現(xiàn)象的存在會影響個體實際社會惰性行為的產(chǎn)生。如果個體在評估群體成員行為過程中沒有注意到社會惰性行為的存在，其努力程度與績效水平不會受到影響。這個問題提出后引起了對社會惰性概念內涵廣泛的爭論，這種爭論目前還在繼續(xù)。
　　綜合不同研究者的定義，本文將與個體單獨或強制情境下的工作狀態(tài)相比，團隊成員在從事趨向共同目標活動中出現(xiàn)的努力程度和平均貢獻隨著群體規(guī)模擴大而減少的現(xiàn)象稱為社會惰性。社會惰性現(xiàn)象廣泛存在于各種不同的活動當中，包括身體性工作、認知性工作、評價性工作等，不論個體的年齡、性別和職業(yè)，甚至還具有跨文化的特征。
　　2 社會惰性的理論解釋
　　2.1 社會影響理論（social impact theory）
　　社會影響理論主要強調社會惰性的外部影響因素。在社會環(huán)境中，個體的心理與行為會受到外界壓力源的影響，壓力會隨著壓力源的數(shù)量、直接性、重要性和強度的增強而增加，個體會根據(jù)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大小來決定努力的程度，一般來說，壓力越大，努力程度就越大，反之就會減小。但是，同一壓力源的影響效應會因為目標個體的數(shù)量、直接性、重要性的增加而減弱，即在個體單獨狀態(tài)下，發(fā)生社會惰性的可能性較小，但是在群體情境中，個人承受的壓力大大減小，出現(xiàn)了責任擴散現(xiàn)象，這時個別成員表現(xiàn)出社會惰性現(xiàn)象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團體規(guī)模越大，社會惰性產(chǎn)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梢钥吹剑�社會影響理論過多強調社會惰性形成的外部情境因素，而忽略了社會惰性形成的內在心理過程。
　　2.2 覺醒降低理論（arousal reduction theory）
　　覺醒降低理論關注社會惰性形成的內部動機因素，認為個體在群體情境下的覺醒水平比平時要低，但是這個過程會受到工作難度的影響，這是導致社會惰性的主要原因。個體在群體情境下從事相對簡單任務的時候較容易出現(xiàn)社會惰性行為，但是在從事困難、復雜任務的時候，個人的覺醒水平和努力程度又會增加，這時社會惰性行為產(chǎn)生的可能性會減小。所以這個理論認為社會惰性現(xiàn)象一般發(fā)生在任務相對簡單的群體工作情境中。
　　2.3評價的可能性（evaluation potential）
　　評價的可能性是指當群體中個體的績效不可辨認或被評價的可能性較低時，就會導致動機性喪失，產(chǎn)生“迷失在團體當中（lost in the crowd）”的感覺。因為在群體中，個體的工作績效一般很難直接評價，如果個體相信自己的表現(xiàn)無法辨認，不可能被評價或行為與結果的聯(lián)系不緊密時，就會采取努力極小化策略，繼而表現(xiàn)出社會惰性行為。反之，社會惰性產(chǎn)生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減小。
　　2.4 努力的可缺省性（dispensability of effort）
　　努力的可缺省性是指在團體性工作中會減少努力，個體覺得他們的努力對于群體的整體表現(xiàn)并不重要或無足輕重，可有可無，便會采取搭便車行為（free rider effect）。團隊的工作類型與個體努力的可省略性有密切關系，例如有些團隊工作是不聯(lián)結的任務（disjunctive task），即團隊的成功取決于表現(xiàn)最好的那個人，因此能力差的個人會認為自己的影響力小，努力的可省略性較高，社會惰性產(chǎn)生的可能性較大；聯(lián)結的工作任務（junctive task），即團隊的成功取決于團隊中表現(xiàn)最差的那個人，這時能力較強者的努力可缺省性較高，也容易產(chǎn)生社會惰性行為。
　　2.5 努力的比較（matching of effort）
　　努力的比較觀點主要考察在群體情境中，當個體發(fā)現(xiàn)團體中的同事不努力或工作效率不高時，會認為同事無能或工作動機較低，出于不想過多付出或多做貢獻，就會選擇降低努力程度而不是幫助他人的行為策略。另外，由于擔心別人搭便車而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個體可能會進一步降低其努力水平，而且隨著團體規(guī)模的擴大，搭便車坐享其成的效應越明顯。因此，這種彼此缺乏信任和歸因偏差使個體進行努力比較（effort-matching），最終導致社會惰性行為的出現(xiàn)。
　　2.6 自我注意（self-attention）
　　自我注意理論強調自我監(jiān)控對個人行為的指導作用。當個體產(chǎn)生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即個體將自己的某方面與標準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有差距時，自我就會成為注意的焦點，這個時候自我監(jiān)控行為（self-regulation）就會出現(xiàn)。團體性工作會降低自我覺知水平，導致自我監(jiān)控水平下降，當個體的自我監(jiān)控機制失效時，社會惰性就會產(chǎn)生。
　　3 影響社會惰性的因素
　　通過理論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社會惰性產(chǎn)生有其復雜的心理過程，影響這個過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就影響社會惰性的因素進行探討。
　　3.1 個體變量
　　影響社會惰性的個體變量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即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和心理變量。
　　3.1.1 個體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
　　社會惰性的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研究的主要內容有性別、年齡和文化背景。研究發(fā)現(xiàn)，隨著個體年齡的增加，個體的社會惰性傾向也有增加的趨勢。女性社會惰性的傾向比男性低，來自東方文化背景個體的社會惰性傾向低于西方文化背景個體[2]。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當工作情境突然由個體轉為群體時，男性的社會惰性行為突然增加，而女性的社會惰性傾向則沒有太大的變化[3]。盡管這些研究都說明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與社會惰性有密切關系，但是本文認為，對于這些研究結果的解釋必須要結合具體的情境因素，因為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可能是與其它相關因素協(xié)同對社會惰性行為產(chǎn)生影響的。
　　3.1.2 個體心理變量
　　個體心理變量與社會惰性關系的研究不多，總結已有的研究發(fā)現(xiàn)，集體主義傾向、責任感[4]、自我努力、堅持性、對團體評估的預期[5]、團體目標承諾[6]、自我效能感[7]、工作滿意感[8]、合理歸因[9]與社會惰性呈顯著負相關；能力[10]、責任的分擔程度、信任、對同事努力的認知[11]、對同事能力的認知、疲勞[12,13]、成就目標取向[14]、對他人社會惰性的感知[15]、社會刻板印象[16]與社會惰性呈顯著正相關。盡管個體心理變量與社會惰性關系研究比較零散，但是這些研究都說明，個體心理變量與社會惰性有著密切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研究中，個別研究結果有較大分歧，例如，已有的兩項關于工作卷入與社會惰性關系研究[17-18]的結論互相矛盾，因此個別個體心理變量與社會惰性的關系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澄清，結論分歧的原因也需要進一步探索。
　　3.2 群體水平變量
　　總結已有的研究發(fā)現(xiàn)，影響社會惰性的群體變量主要有群體規(guī)模[2,19]、群體凝聚力[20,21]、團體效能感[22,23]、團隊成員熟悉程度[24]，群體成員的人際關系[25]、性別比例[26]、群體能力、團隊業(yè)績的可辨別性[19]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群體變量與社會惰性關系的研究中，有部分研究結果也存在較大差異，結論的不同可能與研究所采用的組織樣本以及結果變量的選取有關。從總體來看，群體水平變量對于社會惰性行為有著較強的解釋力和預測作用。
　　3.3 工作特征變量
　　工作特征變量也是影響社會惰性的重要變量。研究表明，工作難度、工作獨特性[27]、工作的聯(lián)結性特性[28]、工作的社會意義[11]、任務可觀察性、任務的可辨別性[29,30]、任務的相互依賴性、任務重要性、任務貢獻程度[31]、任務個別化，公開的個別績效反饋[13]、合作伙伴與工作情境的配合度[32]、短期工作任務[33]與社會惰性呈顯著的負相關。另外，開會時提出任務的數(shù)量[2]、工作任務的長期性[33]、目標達成的困難度[7]與社會惰性呈顯著正相關�？偨Y以上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盡管工作特征變量與社會惰性行為關系的研究比較零散，缺乏系統(tǒng)性，但結果的一致性較好，即工作特征是預測社會惰性行為的有效變量。
　　3.4 團隊管理特征
　　團隊管理特征也是影響社會惰性的重要變量。總結已有的研究發(fā)現(xiàn)，管理的公平性，下級目標設定（sub-maximal goal setting）、輸入輸出間關聯(lián)性（lessened contingency between input and outcome）[34]、不定期獎勵（contingent reward）[35]、分配策略、個人極小化策略[36]、任務評估的可能性、任務替代性、團體替代性、團體層級的比較標準、預期同事合作的績效、個人選擇投入獨特性產(chǎn)品[2]、工作懲罰威脅[37,22]、領導成員交換（LMX）[38]等因素與社會惰性呈顯著負相關。另外，競爭情境[39]、基于團體的績效評價[7]、定期的獎勵（no-contingent reward）[35]與社會惰性呈顯著正相關。團隊管理特征與社會惰性關系的研究，為管理者對工作情境中的社會惰性行為進行管理，最大程度上消除社會惰性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3.5 環(huán)境特征
　　環(huán)境特征與社會惰性關系的研究比較少。綜合已有的研究來看，工作環(huán)境特征（個人或團隊工作情境）[2]、組織文化的類型（群體或個體）[40]、社會比較標準[41]都與社會惰性有著密切的關系，塑造良好的工作環(huán)境和組織文化是減少社會惰性的較好途徑之一。
　　4 社會惰性形成過程研究
　　4.1 Karau的群體努力模型（collective effort model, CEM）
　　Karau于1993年正式提出群體努力模型[2]，該模型將期望理論和現(xiàn)代認知評價理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整合在一起。期望理論對影響個人行為動機的要素進行了闡述，而認知評價理論則對個人在群體活動中個人特定貢獻的評價和確認進行了描述。CEM模型認為，個體在群體活動中付出的努力程度取決于行為結果的工具性和效價，如果群體活動中個體行為與群體績效回報沒有直接聯(lián)系，或個體感覺到群體績效回報的重要性不大，就算結果很重要個體也不會付出努力。另外，與群體績效相關的回報的效價也具有個別差異性，許多權變因素會影響這個過程。這個模型的啟示在于：（1）相對強制性活動，群體性活動中個人行為的工具性、效價與努力程度的相關更低；（2）個人對預期結果的工具性和回報的重要性決定了個人的努力程度；（3）當個人的績效會被單獨評價，群體規(guī)模較小，意識到自己在群體績效中的獨特貢獻，明確的評價標準，工作對個人的價值和意義很大，個人對工作感興趣，有比較重要的參照比較群體，個人卷入程度較高，與有威望的人在一起工作，群體地位較低，對群體工作結果有積極態(tài)度，希望同事工作較差等情境或認知因素都會顯著降低社會惰性行為發(fā)生的概率。Karau在1997年對該模型又進行了修正，進一步強調了效價對社會惰性行為的影響[42]。本文認為，該模型忽略了群體動力的作用，對社會惰性形成的解釋存在片面性，該模型只是對社會惰性行為形成過程的理想解釋，真實社會中的社會惰性行為的形成過程可能復雜得多。
　　4.2 Miller的社會惰性形成過程模型
　　Miller認為，社會惰性行為與自我效能感、群體效能感有著密切關系[19]。首先是群體效能感會影響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和堅持性（persistence），個人堅持性會影響個人努力與群體成員努力程度。個人的自我效能感會影響個體的個人的支持性和努力程度，個人的努力程度也會影響群體成員的努力程度。同時，群體自我效能感會影響群體成員的努力程度。經(jīng)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該模型得到了驗證。本文認為，這個模型的重要價值在于明確了個體自我效能感、群體效能感與努力程度的關系，闡明了堅持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這個模型過于簡單，不足以揭示社會惰性形成的復雜機制。
　　
　　
　　
　　5 存在問題與啟示
　　目前對社會惰性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惰性的概念界定，社會惰性的形成及其與相關因素的關系上。這些研究結果加深了我們對社會惰性現(xiàn)象的理解，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
　　5.1 已有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并非完全一致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
　　目前，社會惰性與相關因素關系的結論存在較大分歧。例如，研究者普遍認為，社會惰性的發(fā)生與群體情境有著密切關系，一般來說，群體規(guī)模越大，社會惰性行為越容易發(fā)生，但是有的研究者認為，社會惰性的發(fā)生與個體是否意識到社會惰性行為存在有關，如果個體沒有意識到存在社會惰性行為，就不會表現(xiàn)出社會惰性，與群體規(guī)模無關。也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就算個體的工作在群體績效中可以被明確評價，群體自我效能感較高的情況下仍然會表現(xiàn)出社會惰性行為。另外，社會惰性對結果變量的影響效應與如何評定個體績效的方式有密切關系，特別是大多數(shù)研究采用自我報告法來測量個體的社會惰性和績效，這些主觀報告的數(shù)據(jù)與往往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差異，所以社會惰性對某些結果變量的消極影響需要進一步驗證。同時，社會惰性與相關結果變量可能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更可能是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有必要開展。
　　在社會惰性研究中，有一些特殊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研究來回答。例如，群體工作的長期效應是什么？是否個體都喜歡做省力或表現(xiàn)社會惰性的工作？社會惰性是一種適應性行為嗎？社會惰性是一種自動處理的過程，還是一種故意或策略性的行為過程？對于特定工作，群體背景是否是導致社會惰性的首要因素？群體管理機制是怎樣影響社會惰性行為的？這些問題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解釋。
　　5.2社會惰性的理論研究缺乏系統(tǒng)性，社會惰性內在動力機制研究較少
　　盡管社會惰性的研究越來越多，但文獻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研究比較分散，缺乏系統(tǒng)理論模型的支持。例如，社會惰性的理論解釋很多，但大多是從某一角度，分別獨立地在一個限定的范圍內對社會惰性行為進行解釋，過多地強調個別變量的重要性，或對其中某一作用機制進行闡述，這些都不能全面揭示社會惰性行為的內在作用機制與影響效應。
　　另外，社會惰性的研究領域比較狹窄，主要集中在社會惰性的概念、理論解釋、形成過程及其與相關因素的關系研究上，具有典型的環(huán)境決定論的特色。社會惰性內在認知作用機制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都比較少。本研究認為，社會惰性與個體的認知過程有著密切關系，認知過程在社會惰性行為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工作環(huán)境是客觀存在的，但這種環(huán)境效應（例如群體規(guī)模）是否對個體造成影響及影響作用有多大，會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會惰性行為，主要取決于個體的認知評價。社會認知變量不僅決定著社會惰性的產(chǎn)生、形成及其效應，對社會惰性的調節(jié)作用也非常顯著。文獻研究發(fā)現(xiàn)，目前關于社會惰性形成及作用機制的研究較少，缺乏深度，同時結論也存在著較大爭論。本研究認為，為了解決社會惰性是如何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主要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響，社會惰性對個體心理與行為的影響是通過什么內在機制產(chǎn)生作用等這些問題，社會認知研究中的主效應模型（main effect model）、緩沖作用模型（buffering model）和動態(tài)效應模型（dynamic effect model）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較好途徑和思路。強化社會惰性認知研究取向的理論與應用研究，澄清社會惰性行為過程中的認知作用機制應該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5.3 研究方法有待突破
　　目前，大多數(shù)社會惰性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實驗室實驗法，而且大部分社會惰性行為是在一種受限制或約束的條件下誘發(fā)的。實驗室與社會環(huán)境有著相當大的差異，而且社會真實群體環(huán)境非常復雜，在實驗室中很難模擬，因此這些研究結果的外部效度如何值得商榷，所以開展實驗室外的現(xiàn)場研究與準實驗研究，并將研究結果與實驗室實驗所得到的結果進行比較，尋找共同影響因素與特殊影響因素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同時，如何準確測量社會惰性和個人努力程度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大多數(shù)研究中，社會惰性和努力程度都是自我報告的，個體是否會真實回答，個體對自我狀況的知覺程度都會影響數(shù)據(jù)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應該強化縱向研究（longitudinal）及多特質-多方法（Multitrait-Multimethod）的研究范式。目前，社會惰性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存在的許多分歧與目前廣泛采用的橫向研究范式（cross-sectional）有較大關系。只有進行更多長期的縱向研究，才能有效解決上述分歧，真正了解社會惰性的本質。
　　5.4 社會惰性理論的跨文化研究不夠
　　目前，大多數(shù)社會惰性的研究都是以歐美文化為背景開展的，在這種情況下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如果直接應用于其它文化背景，就會有相當大的風險。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進行社會惰性的跨文化研究。因此，一方面要探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會惰性的形成以及對個體心理與行為的影響過程是否會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差異；另一方面由于經(jīng)濟全球化，多元文化的組織和群體越來越多，因此有必要對多元文化背景下組織中社會惰性的形成、作用機制及其影響效應等問題進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對于提高多元文化背景組織社會惰性管理的有效性，減少社會惰性的消極影響有著重要價值。另外，也有必要對部分已經(jīng)獲得的研究成果加以重復驗證，積極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因為這些研究成果可能會因研究的不同文化背景、具體情境或被試的不同而產(chǎn)生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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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troduction of Researches and Theory of Social Loafing
　　Wang Yanfei，Zhu Yu
　　（Colla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Social loafing is a reduction in motivation and effort when individuals work collectively compared with when work individually or coactivel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some important aspects about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of social loafing, presenting the concept,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heorical explanation, antecedents, formation models, summarizes some drawbacks in this field, several interest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raised.
　　Key word: social loafing, social impact, formation model of social loa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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