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胡風案件點滴|胡風案件
發(fā)布時間:2020-02-27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又見胡風 1980年7月10日,我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曾漢周代表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發(fā)的緊急通知,限我在五天之內必須趕到最高人民法院報到。 7月15日,我從上海虹橋機場乘飛機趕往北京。
7月16日,曾漢周給我交代任務――進入北京郊外的秦城監(jiān)獄,參加公安部對“四人幫”的預審。
9月15日,對“四人幫”的預審結束,我和參加此項工作的公安、檢察、法院的工作人員一起,從秦城監(jiān)獄搬到位于西直門的國務院第二招待所,著手準備起訴和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并任命我為特別法庭審判員。
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里,我們參加兩案審判的工作人員和參加國務院有關會議的人員在一個大廳里吃飯,每桌十人,四菜一湯,每月四十五元伙食費。當時與我們一同住在國務院“二招”的,還有新成立的司法部機關和國務院人事部等部門的機關干部,以及全國各地來京辦理各種公務的人員,他們在另外一個大廳里吃飯。
9月底的北京,天氣還有些熱,因此每次吃飯的時候我都去得比較晚,為的是避開高峰期。
一天早晨,因為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場小雨,空氣濕潤,路邊的樹葉和草地上凝著晶瑩的水珠。我在外面活動了一下之后,就獨自朝飯廳走去。這時,我看見前面的路上,有一對老人相互攙扶著,步子邁得很緩慢。
在我的印象中,進出于國務院“二招”的人,大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中央機關和各省市黨政部門的干部,很少有這樣步履蹣跚的老人。
我好奇地走上前去。
兩位老人沒有發(fā)現(xiàn)我,他們仍然慢慢地朝飯廳方向走去。
我卻一下子驚住了。
個子較高的老頭微微有點發(fā)胖,有些禿頂,臉上的表情顯得木訥、呆板。他右手拄著拐杖,左手搭在老太太的肩頭。老太太面目清秀,身材修長,看起來比老頭的精神要好一些。
我心中不停地問自己:難道真是他們?
兩位老人在另一個飯廳里吃飯。
我胡亂吃完了早飯,就朝兩位老人所在的飯廳跑去。只見那個飯廳里擠滿了人,老太太已將老頭安排在一張桌子前坐下,自己到前面排隊取飯去了。過了一會兒,她將早飯端來放在桌子上,與老頭一起坐下來吃飯。
由于就餐的人很多,大家相互都不認識,兩位老人也未注意到我。
我細細觀察他們后,終于確定了這兩位老人的身份,差一點驚叫起來――
不錯,這對老人正是胡風和他的夫人梅志!
這一對苦命夫婦長期以來被關押在秦城監(jiān)獄,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即將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時候,他們?yōu)槭裁磿䜩淼竭@里?
那時,遍于全國的各種冤假錯案正在進行糾正,莫非中央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定下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有什么新的政策?
由于胡風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動在上海,其“集團”的骨干也大都集中在這里,因此公安部認為上海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個最重要的據點,必須進行重點清查。1955年到1956年這兩年時間里,我被抽調到上海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以下簡稱“胡風專案”) 辦公室工作,此間我曾多次查看和辨認過胡風、梅志以及其他“胡風分子”不同時期的照片。萬萬沒有想到,二十五年之后竟會在北京見到他們!
新中國成立后,我一直從事公安和司法工作。在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預審之前,曾擔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兼平反糾正冤假錯案辦公室負責人。今天在“二招”見到胡風和梅志,一種職業(yè)的敏感使我一陣興奮――胡風能從關押他的秦城監(jiān)獄出來,住進國務院“二招”,這說明中央對胡風案件有了新的說法,這件新中國成立初期曾轟動海內外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也到了實事求是予以糾正的時候了!
從此,每隔幾天我都會早早地吃完飯,跑到另一個飯廳里去看看這對劫后余生的老人。
我的心情沉痛而不安。
后來聽人說,胡風住在“二招”,是在等待中央給他們解決問題。
我不免為他們感到擔心:他們的案子是當年“欽定”的“鐵案”,能夠得到公正的解決嗎?
1980年10月,我投入了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是嚴肅、緊張而繁忙的。
有一天,審判江青結束后我回到“二招”,剛進屋機要員就送來了一份文件。這是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29日發(fā)出的二十七號文件,上面的標題是《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的通知》。
我作為當年這個案件的一名辦案人員,周身的熱血一下子沸騰起來,迫不及待地看下去。
通知中寫道:“‘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
通知中還寫道:“造成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件錯案的責任在中央!
看完文件后,我不覺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盡管這個通知遲來了二十五年,但這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件大冤案,終于揭開了它沉重的鐵蓋,讓塵封已久的歷史晾曬在了陽光下。
接手驚天大案
我還記得20世紀50年代中期接手胡風案時的情景。
記得那是1955年的一個早晨,我剛走進上海市公安局的大門,就被分管經濟保衛(wèi)工作的副局長叫住,他讓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說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談一談。
副局長很客氣地讓我坐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告訴我,經組織決定,調我到新成立的“胡風專案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擔任公安預審員,負責對被捕的“胡風分子”的審訊工作。
我一點兒思想準備都沒有,感到很吃驚。因為隨著全國各地“胡風分子”的不斷被揭露、被逮捕,“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已成為令世界矚目的一件事,中央對此也抓得特別緊。我一直都是從事經濟保衛(wèi)工作的,對于文藝界了解甚少,讓我來參加這樣一件驚天大案的預審工作,與“胡風分子”進行面對面的斗爭,責任重大,我擔心自己完成不了任務。
我說:“領導和組織的信任我很感謝,但過去我是搞政權建設工作的,對審訊沒有經驗……”
我還未說完,副局長就打斷了我的話,揮揮手說:“老王,我們都是炮火中過來的人,打仗時有向后退的道理嗎?組織上既然定了,你就趕快回處里去移交工作吧!”
我也很倔,說:“這文藝界的事情,本來就該局里面文保處派人參加,為什么來我們經保處抽人?”
副局長一聽就笑了起來,說:“老王,你這人做事就是太認真,太刻板,任何事都有個靈活性。我怎么給你說呢,本來按理是應該從文保處抽人的,因為這是他們的業(yè)務范圍嘛,組織上開始也考慮調文保處一名副處長參加,但政治部發(fā)現(xiàn)他有某些政治方面的問題,不好參加這項工作。由于你沒有政治歷史問題,黨組決定調你出來。胡風集團案情重大,參加的辦案人員必須可靠。”
這時我才知道,副局長已經分管“胡風專案”的工作了。可是,在此之前,我們同在一個大院里,卻一點兒都不知道消息。
可見當時對于此項工作的保密程度。
副局長見我不再說話,接著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當前全國的一件大案要案,中央對此十分重視,公安部指示,上海是胡風多年活動的地方,是胡風集團的一個重要‘據點’,必須在公安部的具體指導下,迅速完成對‘胡風分子’的清查任務,主要是查清他們集團中的相關人員及其政治歷史問題,你我負責在這個專案里擔任審訊員!
我問:“這審訊員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副局長說:“審訊案犯、負責外調,實事求是查清他們的問題。你去后可以先閱讀一些文件,熟悉一下情況,了解當前全國各地清查胡風分子的動態(tài)。然后著手工作。你的首要任務是專門審訊主要的‘胡風分子’……”
副局長的話還未講完,我就急著說:“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在1953年以前,主要是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擔任政權建設科科長,做的是各級人民政權建設方面的工作,審訊犯人這種事從來沒有做過,我也不懂!
副局長堅持要我去,他說:“成立‘潘楊(潘漢年、楊帆)’、‘胡風’兩個專案組,抽調了不少干部,這是當前的一件大事,黨中央對此十分重視,我們這些人都是從部隊上下來的,當年打江山我們付出了鮮血,今天我們難道能讓反革命分子將人民的江山奪走嗎?我們公安干部就是要保衛(wèi)人民的政權,要到最艱苦困難的崗位上去工作才對,這個道理你是明白的!
副局長將這項工作已經講到了這個程度,我還有什么可說的呢,只好服從命令。
副局長又說:“上級要求很嚴,規(guī)定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不能參加。你十八歲就入黨,在革命斗爭中一直表現(xiàn)不錯,沒有任何的政治歷史問題,叫你參加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
就這樣,我第二天移交了手頭的工作,到專案組報到了。
胡風被捕經過
到胡風專案組后,我才知道這一驚天大案的來龍去脈。
1954年7月22日,胡風懷著極其復雜的心情,走進了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室。文教委員會的領導接待了他。
胡風從隨身的小包里取出一疊厚厚的稿子來,雙手捧著交到領導手里。
這一疊厚厚的稿子,是胡風花了整整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完成的一份報告,他希望文教委員會的領導能夠將它轉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報告標題是:《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
胡風盼望這個報告能夠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重視,調整文藝方針,使作家們獲得一種更加寬松而活躍的文學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同時也改變自己的處境。
胡風的心是真誠的,對黨和領袖是信任的,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為此付出一生的代價――成為共和國歷史上第一個因文字(信件)被定成“反革命集團”的“罪人”。
1955年5月16日,對于胡風和家人來說,是一個永遠無法忘記的日子。
這天下午,胡風和家人正在吃晚飯,房門是敞開著的。有幾個人來到胡家,這些人中胡風和家人只認識一個人,就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領導人劉白羽。
胡風忙與劉白羽答話。
孩子們見家里來了客人,知道大人有事,急忙吃完了飯,到外面玩去了。
這幾個人將胡風單獨叫到一間屋子里。
在此之前的5月13日,《人民日報》公布了胡風寫的《我的自我批判》和《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舒蕪),這主要是一些新中國成立前胡風寫給舒蕪個人的信件摘錄。
這些公布的信件,成了胡風“反革命”的鐵證。
拘捕胡風的行動是在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決定之前,當時到底是中央的指示還是公安部的決定,在我所接觸的材料中,都沒有文字記載。現(xiàn)在根據我所經歷和了解的史實可以肯定,胡風是在被秘密拘捕兩天之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正式做出逮捕決定的。
也就是說,拘捕胡風根本沒有任何的法律程序,而是根據有關命令進行的秘密逮捕。在逮捕之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才做出拘捕決定。這個遲到的決定,只不過是一種掩人耳目的形式。
拘捕胡風的行動由公安部執(zhí)行。
公安部事先將此秘密通知了全國作家協(xié)會有關領導,并由作家協(xié)會派一名熟悉的領導隨行。為了不驚動更多的人,公安部的人穿著便衣,將汽車停在門外,裝著找胡風有事的樣子,趁吃晚飯的時候,來到了胡風家里。
胡風怎么也不會想到,這幾個人會將他的生命之舟,帶向另一個完全陌生又充滿危險的海洋。
幾個人在屋子里談了一個多小時。
胡風的夫人梅志一個人坐在客廳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聽著里屋的動靜,不知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她感到這間小小的屋子,有一種山雨欲來之勢。
自從胡風的“自我批判”材料和胡風在新中國成立前寫給舒蕪的信公布后,胡風和他的友人們就被稱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了。胡風夫婦為之吃驚,為之苦惱。說他有點個人主義,有些小團體主義,有些宗派主義……他都會承認,可說他反黨,這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這可是天大的冤枉!
可是后來冷靜下來想一想,也就沒有完全放在心上,總認為遲早會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頂多在文藝界或報刊上開展一些批判,只要思想轉過“彎”來,認真地進行自我批判,是會得到組織的諒解和信任的。
胡風對自己的被捕感到很突然。
從13日到被拘捕的16日,這幾天里全國上下都在“學習”那些報上的“材料”,而胡風本人則同過去一樣地開會、會見朋友和練拳,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與文藝界領導的這種在文藝思想上的不同認識,以及那些與友人交往的信件,會發(fā)展成為一件共和國歷史上的驚天大案,一個全國上下數億人都投入的運動,各行各業(yè)都會對他進行聲勢浩大的聲討和批判,除了自己之外,還會牽連到兩千多名無辜的人。
公安部的人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證,對胡風家里進行了搜查。
屋子里的書很多,搜查人員一本一本地翻過去,根據要求,對屋子里的信件搜查得特別仔細,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個地方,便于最后帶走。
一直搜查到半夜,才算結束。
公安部的人將胡風從里屋帶了出來。
胡風與梅志對看了一眼。面對突然發(fā)生的一切,他們都有些不解,眼里有些驚慌,但都沒有說話。
公安部的人要將胡風帶走。
胡風這時才給梅志打了個招呼。
濃濃夜色中,屋外響起了一陣汽車發(fā)動機的響聲。
汽車絕塵而去,胡風從此開始了他漫長而痛苦的囚禁生涯。
胡風被帶走后,公安部留下的人員再一次對他的家進行了搜查。
凌晨,負責搜查的人認為可以結束了,便將梅志帶走。
從此以后,整整十一年,胡風與梅志再沒有見過一次面。
最后的歲月
1980年10月,我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的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特別法庭的審判員,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遇見了胡風夫婦,并看到了中央對“胡風集團”平反的七十六號文件后,心中為他們感到高興。
在這個文件里,中央對于“胡風集團”冤案主動承擔了責任。
這是每一個“胡風分子”所盼望的――在經過了無數風暴和寒冬之后,他們終于盼來了生命的春天。
接著,胡風出任文化部藝術研究院顧問,不久又被增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政協(xié)常委,中國作家協(xié)會顧問。
就在我結束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后不久,聽說胡風全家搬入了文化部分配的住房,合家團圓度過了胡風平反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
長年的囚禁生活,摧殘了胡風的健康。胡風生病期間,周揚曾專程前往探望。經歷了難以想象的人生風雨之后,兩位白發(fā)蒼蒼的老人,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1985年6月8日下午4時,胡風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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