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你過來。我現(xiàn)在退休了，也沒有什么事�！敝袊�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何方先生說。隨后，何方先生的夫人宋以敏女士告訴我地址，并詳細地向我描述如何到順義。 　　何方先生由于與張聞天在一起工作十余年，能采訪他，實為難得。
　　見到何方先生是2010年12月7日，他住在順義的一個安靜的小區(qū)，宋以敏女士熱情地在小區(qū)門口迎接我們。雖然還是早晨，宋女士仍一再建議我們中午留下吃飯，她說：“我們家難得來一回年輕人�！�
　　雖然已經八十八歲高齡，何方先生卻依然精神矍鑠，講述往事坦然平和，對于別人最回避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他都一一予以認真回答。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一時糊涂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fā)批判’張聞天�！�
　　何方1922年出生于陜西臨潼。1938年進入延安抗大，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隨“東北干部隊”進入東北，先后在承德、哈爾濱、雙城、東豐、遼陽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為遼東省青委副書記，時任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發(fā)現(xiàn)何方的“文筆不錯”，將其調至身邊。從此，何方開始跟隨張聞天工作。兩人的最后一次相處是1959年廬山會議后，何方去張聞天家中看望在廬山會議上“出事”的張聞天，自此兩人最后一別，直至張聞天被迫害致死，有著“師生之誼”的二人再也未能單獨見面。
　　如今，耄耋之年的何方回憶起往事，更多的是對張聞天的懺悔，他一直耿耿于懷的就是那次對張聞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我與張聞天最后的談話
　　
　　1959年7月初，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為總結經驗，糾正“左”的錯誤。張聞天參加了會議，這次參會徹底改變了張聞天的人生軌跡。會上，彭德懷的一封信引發(fā)了廬山會議議題由糾正“左”的錯誤轉向了反右。
　　廬山會議本來跟我毫無關系，我也并不關心會議情況。我還是像往常一樣，只是作為辦公廳副主任和張聞天的一個助手，從發(fā)給外交部和張聞天本人的文件電報中挑出應當給他看的，交給中央辦公廳的機要交通員送到廬山，每天一包。有時也同他帶上山的政治秘書蕭揚通通電話，問問他們還需要什么。
　　我的印象是，蕭揚沒有提出過還要什么，估計會議提供的材料就已經夠看的了。只是有一次我在電話中問蕭揚他們近來的情況，蕭揚說，張部長想在小組會上作個發(fā)言，不過還在猶豫。我隨口就說，一個小組會發(fā)言還有什么猶豫的，也真是的，謹慎得過分了。還有一次是蕭揚給我來信，里面用了一句“高處不勝寒”。我想廬山是避暑勝地，當然涼快些，根本沒有想到有什么含義，而且直到現(xiàn)在也沒問過他是否有通風報信的意思。就是這些完全正常的工作，過后不久就成了我為張聞天送反黨炮彈，鼓勵張聞天做反黨發(fā)言的罪狀了。
　　廬山會議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我得知這一消息后大為錯愕，充滿擔憂。可以說，廬山會議猶如晴天霹靂，中斷了我的緊張工作和平靜生活，開始接受飛來的橫禍和連續(xù)二十年的煎熬。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里散了一陣子步。我們談話時他舉止輕松，看來他本人也沒想到情況會有后來那么嚴重。他的黨內地位還照舊，就是把彭德懷的國防部長和他的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職務免掉了。他說這無所謂，還照樣笑瞇瞇的。他說，以后不讓做這種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研究國際問題來安度晚年也好，他甚至還談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說：“你們要戒煙，我要‘戒舞’�！睆埍救舜_無其他嗜好，唯對跳舞有點兒興趣。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讓被認為“里通外國”的人去研究國際問題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干嗎要對國內問題發(fā)言呢？”他說：“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xiàn)在后悔也來不及了，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著他還做出失足狀，向院子的路徑旁一閃。
　　談話間，通信員送來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寫著“我以極大熱情歡迎洛甫同志（看）這封信”。他看后顯得很高興，并順手交給我看。我看后也覺得輕松了一點兒，因此告辭時還說要過幾天再來看他。哪知這竟是我向景山后街甲一號的最后告別，也是和張聞天的最后一次談話。
　　第二天就開始通知開會批判了，他也開始知道了問題的嚴重性。隨著外事會議的召開，不但我被禁止去張聞天家，而且連我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回，只能由外交部派車、由蕭揚幫我打點運回了。
　　廬山會議通過關于“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決議后一兩天，陳毅就在外交部黨委會上作了傳達和通報，并宣布不準外傳，說誰說出去就開除誰的黨籍。我由于任黨委秘書，所以聽到了這個傳達。當時雖然大吃一驚，卻并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更沒想到會直接牽連到自己，影響一輩子。后來有人揭發(fā)，曾在延安當過張聞天的秘書，這時才升任西歐司司長不久的徐達深，聽到傳達后就說他萬念俱灰。
　　我當時心里想的主要是兩個，一個是為張聞天的命運而惋惜，這樣一位黨內少有的高明領導人，從延安整風后就一直沒得到重用，這樣一來不更是永遠都完了？黨內不是又興起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了嗎？另一個當然是想到了自己，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知道自己一定會受牽連，但又以為沒什么了不起。因為，一則我和張聞天只是正常的工作關系，跟著他，我沒占到過任何便宜，在職務升遷上其實還受到他嚴格要求的影響；二則對反黨、反毛澤東、反三面紅旗，自以為沒有任何辮子可抓。所以我聽到傳達后，雖然有點兒心思，但工作仍和以前一樣，誰也看不出有什么變化。由于嚴守紀律，我自然不會告訴妻子，所以連她也沒感覺出來。一切都風平浪靜。
　　過了幾天，也就是1959年8月20日前后，陳毅主持召開外事會議，先傳達廬山會議決議，然后開始批斗張聞天，規(guī)定外交部司局級干部參加。沒想到會前幾分鐘我又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大家一起乘車到中南海，進會場后，眼看馬上就要開會了，在我旁邊的領事司司長秦力真問我：“老何，開會傳達什么呀？”由于馬上就要傳達，我也就放松了紀律這根弦，順口答了一句：“關于批判‘彭黃張周’的事�！彼�又問“彭黃張周”是怎么回事？我因心情不大好，再沒回答，只是說了句“不是馬上就要傳達嗎”，就各自歸座。不想到了批斗我時，秦力真這么一揭發(fā)，問題就嚴重了。我初時還辯駁說，離傳達只差幾分鐘，算不上泄密�？扇藗冋f，差一分鐘也不行。我只好低頭認罪了。
　　會議開始后，結合文件的傳達，陳毅簡單介紹了廬山會議的情況和張聞天歷史上和這次錯誤的嚴重性，然后號召大家揭發(fā)批判，說會議不限時間，一定要把這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
　　接著張聞天檢討，會議開始了批判。這一來，好像一下揭開了油鍋蓋，一些部黨委委員和駐外大使爭相發(fā)言（看來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備而來），其火力之猛烈和氣氛之緊張，實在是我生平不曾見過。延安搶救運動只是些群眾和小干部在人數不多的圈子內瞎嚷嚷，哪兒有這么大的規(guī)模？也沒見過這么多的大干部在一起大吵大鬧；反右派時我也參加了幾次批判大會，和這回相比也只是小巫見大巫。不知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只見李一氓離開座位怒吼起來，似乎要到前臺進行面對面批斗的樣子，當即被人拉住坐下。內容忘記了，但這個場景，當年與會的人都印象深刻，擔任會議記錄的原國務院外辦主任劉山去世前還幾次和我談起。我和李一氓可算是莫逆的忘年交，幾乎無所不談，但是此后二三十年的交往中從來沒談過他對張聞天的意見。另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是講話溫文爾雅的陳家康。他在發(fā)言中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還作了一副對聯(lián)，得到主持人陳毅的贊賞，道是：“狹高空怯私，原形畢露張思美；地富反壞右，末路投奔彭得華。” （注：思美是張聞天用過的筆名,和洛甫一樣，均取自留蘇時俄文名字中的譯音。而得華，則是彭德懷的原名，廬山會議時連毛澤東都批評他有野心，要得到整個中華。）
　　這樣大轟大嗡約一個禮拜左右后，就慢慢降溫了。一則是主持會議的陳毅不知因何緣故不再來了，會議改由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和孔原先后來當主席，而且內容也變得很單調，只是集中攻張聞天的“里通外國”問題。二則參加會的人也不斷減少，大使們都出國赴任去了，領導干部和許多司長也請假去忙本職工作去了，最后除主持人和會議記錄外, 只剩下張聞天夫婦、我們幾個有干系的人和專門安排的一小批支撐門面、找碴子、施壓力的“積極分子”了。別看人數減少了一大半，但對張聞天的壓力反而更大，因為內容轉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國”上去了。據他的夫人劉英后來說，她以前沒見過聞天落淚，這時卻看他不住地流眼淚。
　　這個拖拖拉拉開了兩三個禮拜的會，由于張聞天要住院動手術，無奈停開了。后來再和軍委擴大會代表一起聽了幾天中央領導的講話，外事會議就正式宣布結束，反右傾的批斗戰(zhàn)場也從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發(fā)了張聞天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fā)批判”張聞天。雖然當時我自己的確是迫不得已，但是對一個領導自己的好人去揭發(fā)、批判，我認為這是罪過，所以我決定受罪補過。不管是什么場合，人總應該說真話，不能說假話。不能把好人說成壞人。這是我所了解的準則，但是在當時，你是站在毛主席那邊，還是站在張聞天這邊，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后來發(fā)現(xiàn)毛主席也不一定正確，我這才認識到自己當時的錯誤是多么嚴重。所以也不能完全說我是被逼迫的。
　　批判張聞天的外事會議一開始，我就發(fā)現(xiàn)自己對這場斗爭的認識和思想準備實在差得太遠了。
　　外事會議開始后，陳毅曾向外交部全體黨員干部作了一次傳達廬山會議和動員反右傾的報告。報告相當溫和，還特別講到對張聞天身邊工作人員的態(tài)度問題，說應該根據各人的情況，不能因為跟張聞天工作就受株連，我們不搞封建社會那種瓜蔓抄，要不然以后還有誰敢給我們當秘書？對我來說，聽了這幾句話，等于吃了一顆定心丸，以為這次運動會比較文明些，陳毅的領導真的開明�？墒鞘聦嵑芸炀头鬯榱宋业幕孟�，一下就陷進了瓜蔓抄，連人身自由也不保了。不但會上會下壓我揭發(fā)張聞天，要我和張聞天劃清界限，對跟毛主席還是跟張聞天做出抉擇，而且生活和行動也受到一定管制，我被限令交回一些文件，晚上服用安眠藥也須得由辦公廳主任韓念龍經倪立羽每次給一片眠爾通……
　　我的思想展開了激烈斗爭。無論從什么角度說，我都只能選擇跟毛主席這一條路。
　　還有就是當時特別怕開除黨籍。我看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交代，都是翻箱倒柜，真貨假貨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國外，真是要什么給什么。像我這樣小不拉子干部還有什么好顧慮的呢？所以經過三四天的思想斗爭，我“豁然開朗”了，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堅決跟著毛主席和黨中央走。用什么來表現(xiàn)呢？辦法只有一個，就是站出來揭發(fā)批判張聞天。而且大家對我的期望值最高，認為與會者以至在整個外交部，除劉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
　　決心既下，就要理出揭發(fā)的內容和定下揭發(fā)的尺度。當然這一切只能自己一個人想，不能和任何人商量。當時真是搜腸刮肚、煞費苦心。最后自己內心定了這么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盡量多講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因為這既不是大家追逼的重點，也怕說不清楚；三是自以為關系重大、人們又無法知道的事情，就堅決不說。
　　我的揭發(fā)內容，現(xiàn)在想來并沒什么了不得，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嗡，比例失調如何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煉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wèi)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區(qū)大姐（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qū)夢覺）說廣東已經出現(xiàn)餓死人的事，等等。這些話現(xiàn)在看來無所謂，但在當時講出來還是很嚴重的。我不但揭發(fā)出了這些私下談話（多是我們一起散步時的議論），重要的還是把這些上綱為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群眾運動，和毛主席對著干。特別是提到餓死人的問題，更引起人們的聲討，說是造謠。因為直到這時，外交部還沒有人意識到中國社會經濟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還以為形勢是一片大好。我現(xiàn)在實在想不起我的揭發(fā)有什么特別的東西，但作用和影響卻不是一般人可比。這是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揭發(fā)出這么多和這么具體的問題；第二，我是被視為張聞天“親信”的。
　　看得出來，張聞天對我的發(fā)言是有幾分感到意外的，但是當時我心想，只好對不起了，誰叫你反對毛主席呢？“文革”之后，劉英還告訴鄧力群，說聞天對何方的發(fā)言非常吃驚。我聽到后心里涼了半截。其實我在揭發(fā)的時候心里也很難過，思想斗爭很激烈，后來一直為這件事后悔、苦惱，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解脫。由于此后再也沒能見到他，所以就永遠失去了當面檢討的機會，只能用別的辦法贖罪補過了。這也是我進入耄耋之年改行學習黨史和研究張聞天的原因。
　　作為張聞天“親信”的揭發(fā)，我的發(fā)言格外“寶貴”，上會議簡報是很自然的。事后就聽到一些熟人談起，但我自己卻不知道是以什么形式向全國高級干部作了通報的，并且職務定為張聞天的“秘書”，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些人這樣稱呼我。另外我還聽人說，我的“揭發(fā)”竟然引起了毛主席的關注。
　　我在發(fā)言中曾經談到，我和張聞天、劉英散步時對“大躍進”中的一些現(xiàn)象是當做笑話議論的，嘻嘻哈哈不當一回事。例如說大煉鋼鐵中把老百姓家里鐵打的家具甚至吃飯的鍋也砸了去煉鋼，結果不但沒煉成鋼，反而弄成沒有用的燒結鐵。這“燒結鐵”，對我們三人來說是個新名詞，是劉英的弟弟，時任冶金部副部長的劉彬講給我們的。由于新鮮，所以就當成了笑話。我在發(fā)言中還提到“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其他一些可笑的事情。簡報是怎樣整理的，我不知道，但到毛主席那里卻演繹成了張聞天看到我們犯了錯誤就高興。后來聽到的傳達，更進而變成：他們（彭德懷、張聞天等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希望我們犯錯誤，犯了錯誤他們就高興，做對了，他們反而不高興，他們的思想感情是和人民完全不同的。據說這些話的毛坯就來源于我的“揭發(fā)”。
　　但是我的揭發(fā)還是有保留的。有些我認為關系重大又只是張聞天和我兩個人談的，我就沒揭發(fā)。這主要是涉及毛主席的問題。例如他跟我談《新民主主義論》對國際形勢特別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計不正確或者已經過時；對1954年毛主席批評沒有及時突出臺灣問題不以為然，說不應急著解放臺灣和爭當反美先鋒，還是先把大陸上的事情辦好，臺灣被日本占了五十年，中國還不是中國，等等。沒講這些當時認為屬于尖端問題的原因，倒不是為了保護張聞天，主要還是怕說不清楚，麻煩越惹越多。當然這樣想并不能減輕自己在揭發(fā)張聞天問題上的罪責。
　　
　　想起張聞天第一次與我談話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和張聞天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前。大概是1941年的四五月間，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領導通知下來，說洛甫同志要找一個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時間比較長的干部去談話，領導上研究后決定讓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規(guī)定的日期和地點，早飯后一個人到了楊家?guī)X張聞天的住處。從我們住的清涼山東邊的黑龍溝到楊家?guī)X，甩開大步，大約也得走一個小時。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無阻地被領到張聞天住的窯洞里。那時他和劉英的窯洞有相通的兩孔，像住房的套間一樣，里間住人，外間辦公。我進門后，他們夫婦一起接見我，張聞天就問起了抗大的教學情況和我對學校教育的意見。
　　在我匯報后，他提出，過去那種學習是不是離實際遠了一點，因此今后需要改變，少學點馬列主義書本知識，多了解一些實際問題，比方把在學校學習的時間縮短，盡早到實際工作中去，著重在實際中學。他的談話帶有對過去學校教育過多否定的意思，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時我也才十八歲，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氣地把他的意見給頂了回去。我認為抗大過去的做法還是對的，馬列主義還學得不夠。因為新參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學點馬列主義，怎么能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永遠跟著共產黨干革命呢。很明顯，張聞天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他并沒想完全說服我，只是和顏悅色地和我交換意見，所以我們談得還挺好，一直談到勤務員打來午飯的時候，他們就留下我吃飯。
　　那時他們吃的小灶和我吃的大灶懸殊并不太大。他們有兩個炒青菜，沒肉，油水并不多；我們是一種大鍋菜，都是煮熟的，沒油水。主食，我們完全是小米飯。他們卻每人有四個約半兩的小饅頭，小米飯管飽。劉英挺熱情地說：“你們平時吃不上饅頭，今天這幾個饅頭都歸你，我們吃小米飯�！边@幾個小饅頭對我甭提多有誘惑了。我毫不客氣地給吃了個精光。雖然連個半飽都談不上，卻不好意思再吃小米飯，只好起身告辭，打道回府了。后來我跟張聞天工作了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和劉英來往了二十多年，還多次提到那次談話。對我來說，那次談話的詳細內容是大半忘了，但那幾個小饅頭卻始終牢記在心。
　　從楊家?guī)X回來，大家都問我談了些什么。聽我敘述后，他們也和我一樣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來我改行學習黨史，才領悟到這是張聞天要緊跟毛澤東的表現(xiàn)。張聞天整風期間所寫的《反省筆記》上講，大約從1940年起，毛澤東就老是批評他主管的宣傳教育工作，包括經過毛看過和書記處通過的有關干部教育的文件�？梢�，張聞天找我談話時說的，已經流露出毛澤東要“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意思。不過說老實話，我的感覺還是太遲鈍，不但當時，就是事后也沒把這次談話和很快就開始的整風運動聯(lián)系起來。
　　我的懺悔
　　現(xiàn)在還有不少人認為我做過張聞天的秘書。我跟張聞天工作十多年，無論組織編制還是職務名稱，都從來沒做過他的秘書。在東北，他當省委書記，我做省委青委副書記。在駐蘇聯(lián)使館，他當大使，我任研究室主任�；氐酵饨徊�，他是副部長，我是研究室專員和辦公廳副主任。而且作為政治局委員，他的政治秘書（蕭揚）、機要秘書（先陳國泰，后張?生）、生活秘書（王仙府）、警衛(wèi)秘書（顏廷武）一應俱全，并無我的位置。或許是因為，在外交部，張聞天確實把我當大半個政治秘書在使用。甚至劉英有一次向人介紹我時也說是聞天的政治秘書。特別是1959年全國外事會議批斗張聞天，我也被以秘書的身份推上了批斗臺，發(fā)向全國的內部簡報中我也被稱為秘書。其實這也真說不清，因為我雖然沒有秘書的名義，但又確實做了相當部分的秘書工作。在外人看來，我出來辦事，究竟以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身份，還是以張聞天政治秘書的身份，甚至代表張聞天本人，已分不清，成了一筆糊涂賬。談這些，并不是要辨清名分，而是為了便于說明這一時期的處境和工作。
　　1978年春天，我從干�；乇本┨接H，打聽到張聞天夫人劉英已回到北京住下。我沒有敢貿然去看她，而是先寫了一封信試探。在信中，我作了一個簡單但真誠的檢討，并且問到能否去看她，以便當面向她謝罪。很快，劉英就回了信，歡迎我去看她，還說不要做什么檢討。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見面，我先作檢討，說對不起她和聞天同志，1959年外事會議上的揭發(fā)，既表明自己嚴重的個人崇拜思想，也包含有只顧個人過關的私心雜念，辜負了他們兩位十多年的教導。由于二十年不見，又感到羞愧和對張聞天的懷念，我這個很少失聲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劉英卻不同意我作檢討，反倒認為他們連累了我，跟著他們吃了苦，還影響了前途。從此我同劉英恢復了來往，而且經常見面。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在小組發(fā)言中提出為彭德懷平反的問題。雖然他沒提張聞天，但彭張是一個案子，理應一同處理。同年12月24日，中央已為彭德懷舉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會。本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劉英就向新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提出，希望將張聞天的骨灰從無錫移回北京安放在八寶山公墓，并得到胡耀邦的應允。但由于當時擔任中央副主席兼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阻撓，竟又拖了半年，直到1979年5月才將骨灰運回。那天胡耀邦參加了在八寶山舉行的骨灰安放儀式。這時中央已決定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原準備7月下旬舉行，但是當時在杭州休養(yǎng)的陳云要求參加，希望等他回到北京后再開，并提出追悼會讓他主持或致悼詞都行。這樣就使追悼會推遲到了8月25日。
　　為了準備開追悼會，胡喬木、鄧力群還指定曾彥修、徐達深和我起草一份中央領導同志在會上宣讀的悼詞。8月25日，由陳云主持的張聞天追悼會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這標志著中央對張聞天平反昭雪。
　　緊接著中央批準成立了《張聞天選集》編輯領導小組。我也是其中的一員。我以前是研究國際問題的，大概有五十年時間吧，寫的東西都是這方面的，后來覺得實在應該對張聞天進行贖罪補過，所以離休以后就改行學黨史了，對張聞天當總書記的那段歷史我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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