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由于毛澤東的那篇《別了，司徒雷登》，讓司徒雷登作為教育家的生涯被人們遺忘，僅僅以“披著羊皮的狼”的虛偽形象停留在中學語文課本里。如今，經(jīng)過歲月的淘洗，司徒雷登作為一個虔誠的傳教士，一個生活在中西文化夾層里的人，一個為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人的形象，走進了人們的視野……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美國基督教南長老會派到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老司徒雷登先生二十八歲來到中國，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六年。清朝同治、光緒年間司徒雷登的父母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區(qū)耶穌堂弄)，會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十一歲時到美國弗吉尼亞州上學，在那里曾被人譏笑為不會說英語的怪物。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話來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于是一個美國人”。在大學期間受“學生志愿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轉到神學院。立志于傳教事業(yè)。司徒雷登及兩個弟弟在美國讀完大學后，先后來到中國當了傳教士。后來，司徒雷登回美國教會服務。在二十八歲那年，帶著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國傳教。1908年，金陵神學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會推薦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十一年。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學院擔任教師的第三年，正好趕上辛亥革命爆發(fā)。美聯(lián)社那時聘請司徒雷登擔任他們的戰(zhàn)地通訊記者，負責報道中國的時局。1912年4月1日，孫中山宣布辭去大總統(tǒng)職務，讓位于袁世凱，司徒雷登是在場的唯一的外國記者，也是唯一的外國人。因為從他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以來的活動以及收到的效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刮目相看，而且也使他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1915年回國時，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還在白宮召見他，向他了解中國及中日關系等情況。
　　那時候，美國基督教會決定讓位于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xié)和大學)合并。司徒雷登從來沒有想到，他之后的命運會與這兩所大學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當年“學生志愿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撥?史庇爾(Robert E.Speer)認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yǎng)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因此他判斷“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學(后改名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督教青年會國際協(xié)會副總干事布魯克曼(F.S.Brockman)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華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身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兩。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北京大學里能調和中外，折中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司徒雷登被推舉為校長，1919年1月赴京上任。
　　
　　校長生涯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達北京。他坐著一輛臨時雇來的黃包車，頂著深冬凜冽的寒風，來到位于城北的長老會布道團上任。他赴任的大學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此外，剛弄到手的原是德國人建的一座兩層的廠房，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另有網(wǎng)球場和籃球場�！拔医邮艿氖且凰�不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人關心的學校。首先是給這所由幾所教會學校合并的大學命名的問題。”《在華五十年》里司徒雷登回憶了當時的“緊張”和“分歧”。當時的匯文大學校長劉海藩博士堅持保留舊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緊靠原校址。匯文大學畢業(yè)生代表團也聲稱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認這所學校是他們的母校。而協(xié)和大學的一些學生宣布如果采用了“匯文”這個校名，他們會戲劇性地把他們的畢業(yè)文憑堆積在通州的校園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毀滅。在糾纏的泥坑之中，作為唯一的中間人，司徒雷登建議提名由一些不帶偏見的中外人士組成一個專門委員會作出決定。一位叫誠靜怡的杰出傳教士提議用“燕京”。古代燕國的首都，這是富有魅力和詩意的名字，每個人都感到滿意。
　　為新校選地址，司徒雷登親自騎毛驢或自行車四處勘察，看中了西郊一處寬敞的地方。那個園林是被陜西督軍陳樹藩買下的私人園林，司徒雷登親自前往西安游說，陳樹藩被他的誠意感動，不僅以象征性的六萬銀元低價出讓，還把其中的兩萬銀元作為獎學金捐給燕京大學。在正式接受董事會的聘請之時，司徒雷登曾提出不管經(jīng)費的事情。據(jù)說那是美國私立大學新任校長的通例。作為一所教會大學，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經(jīng)費完全依賴教徒捐贈和教會組織籌措。但選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臨的最重要的還是籌款問題。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魯斯博士陪同，司徒雷登便推薦他擔任紐約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經(jīng)費方面的問題。司徒雷登到任后，不得不以極大精力為資金問題奔波，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國，向社會各界尋求資助，要說動美國人為一所遠在中國的教會大學獻金并非易事，在給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訴苦說：“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于他們這一類。”經(jīng)過他的不懈努力，爭取到了中美兩國民間機構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爾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財力雄厚的組織的資助，可以為學校修建校舍，添置、維修設備，興辦文化事業(yè)(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1926年，在司徒雷登多方努力下，燕京大學終于遷入新址――燕園。
　　燕京大學是教會辦的大學，但司徒雷登一直倡導一種自由、開放的教學氛圍。他和幾位皆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一起為燕京大學擬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務”的校訓，他們認為教會學校應當是一個由宗教信仰、科學精神與方法，以及無畏的探求精神所構成的混合體。在燕京大學初創(chuàng)時期，司徒雷登延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yè)兩位名師，在他們的協(xié)助以及影響之下，一大批學術大師紛紛奔赴燕京，到20世紀20年代，燕園之內已經(jīng)是名師云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有張東蓀等名宿。在五十六位教授級的教師中有三十六位是中國人，其中二十位在美國大學里獲得博士，其余十五位也都取得碩士學位，有一位是在中國舊科舉制度中取得功名的進士。
　　真正讓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20世紀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yè)大王霍爾(1863―1914)有一筆巨額遺產(chǎn)捐作教育基金，并聲明遺產(chǎn)中的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lián)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zhí)行這項計劃，起初遺囑執(zhí)行機構選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但司徒雷登 設法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于是在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并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在哈利，魯斯博士的不懈努力下，司徒雷登和霍爾遺囑執(zhí)行人克里夫蘭律師見面交談之后，說服了那位律師，答應給燕京大學五十萬。1928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統(tǒng)計，燕大被列為甲級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其畢業(yè)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燕京大學被認為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見到這位律師，款項提高到一百五十萬。 燕京大學已經(jīng)發(fā)展成能與北大、清華鼎足而立的中國著名高等學府。
　　司徒雷登熱心弘揚中國文化的逸事，一向在文化界為人津津樂道。20世紀30年代，梅蘭芳赴美演出，資金不夠。司徒雷登到各方募資，最后還自掏腰包，使梅蘭芳得以成行。梅蘭芳的美國之行極為成功，在美國引起中國文化熱，梅蘭芳被多個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抗戰(zhàn)中的燕京大學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中國政府和教育機構紛紛內遷之際，美國政府也要求在華的美國人迅速撤離，凡不肯撤離者，后果自負。燕大選擇了留在淪陷區(qū)，此舉一度令許多人不得其解。畢業(yè)于燕大社會學系的費孝通特地從倫敦經(jīng)濟政治學院致函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批評其留守決定違背了中國政府關于阻止日本勢力在中國生根的原則，日偽政權將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從而葬送燕大美名。其實，早在1935年中日《何梅協(xié)定》簽訂時，司徒雷登就已預見平津不保，為此開始考慮燕大去留，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的朋友高厚德的一席話打動了他：“燕大的最高理想是為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單純?yōu)槟硞�政治勢力或某個政府服務。在人類生活中有許多基本的關系，政治關系只是其中的一種。燕大必須在淪陷區(qū)堅持下來，為淪陷區(qū)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彼�舉例說，當年耶穌并沒有設法逃出古羅馬人的統(tǒng)治，而是在壓迫中繼續(xù)他的事業(yè)和使命。司徒雷登深以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執(zhí)仗上前線，就地反抗也是一種反抗，而且是一種更堅忍、更無畏的反抗――這成了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了燕京大學師生的共識。
　　為了使燕京大學不受日偽襲擾，司徒雷登迅速在燕園升起美國星條旗，以表示此處屬于美國財產(chǎn)。又特別在大門上貼上公告，不準日軍進入。司徒雷登本人雖然不認同共產(chǎn)黨，但在這樣的時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學里得以正常出版。為最大限度地滿足淪陷區(qū)學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規(guī)模急劇擴張，從以前奉行精英教育，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到1938年7月錄取新生六百零五人，為歷年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燕大學生的注冊人數(shù)達到了創(chuàng)紀錄的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燕京大學成了不甘做亡國奴的淪陷區(qū)學子的寄身之所。選擇燕京大學就意味著不與占領當局合作，選擇燕京大學就意味著拒絕奴化教育。這樣一來，燕京大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屈的象征。
　　隨著戰(zhàn)爭形勢的日益嚴峻和民族斗爭的日益尖銳，燕京人才大批輸送到大后方和敵后根據(jù)地，司徒雷登指示校方承擔全部路費。“凡是要走的學生，臨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臨湖軒設宴餞行。設宴踐行的會上，司徒雷登說他希望燕京大學的學生無論是到大后方，還是到敵后根據(jù)地，都要在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之間起到橋梁作用，以加強合作，共同抗日�！痹�經(jīng)有燕大的畢業(yè)生這樣回憶說。
　　1934年，北平學生反對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南下請愿示威。燕大的學生在愛國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參與其中。學校無法解決，只好連電催促正在美國募捐的司徒雷登返華解決問題。司徒雷登返校當日說：“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請愿了嗎?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愿，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
　　一天，一隊日本憲兵開到燕大門前，要求搜查學生宿舍，抓一名共產(chǎn)黨員。司徒雷登強硬拒絕，聲稱：燕大是美國人辦的學校，受治外法權的保護，任何外國人要進燕園搜捕學生，必須首先得到美國駐北平領事館的批準。由于司徒雷登寸步不讓，占領當局從此不敢再到燕大來找學生麻煩，只好改到校門外抓捕抗日學生。但即便如此，司徒雷登仍不肯坐視，但凡有燕大學生在校外被捕，他都要與占領當局交涉，迫其放人。刺殺周作人的燕大學生，就得益于司徒雷登的保護而成功脫逃。
　　燕京大學是淪陷區(qū)抗擊奴化教育的主要陣地，占領當局對此懷恨尤深，便借口增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到燕大任教，人選和經(jīng)費均由占領當局承擔，深得中國文化精髓的司徒雷登沒有斷然拒絕，而是玩了一招太極――他拒絕占領當局派遣日本教授，表示寧可關門也不犧牲學校的獨立性，但他并不反對燕大教職向日本學者開放，于是由哈佛燕京學社推薦，從數(shù)名蜚聲國際的日本學者中挑選了鳥居龍藏作為客座教授來燕大從事研究工作。鳥居龍藏不僅學問博大精深，而且宅心仁厚，一直堅定地反對侵華戰(zhàn)爭，到燕大后，他埋頭治學，絕不與占領當局合作。而當燕大遭占領當局查封時，他竟以七十多歲的高齡站在校門邊，顫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師生深鞠一躬，似乎要代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向受害的中國人民致以歉意。
　　人心的公開滲透不可得，日本占領當局轉而謀求經(jīng)濟上的滲透，而當時燕京大學確實在經(jīng)濟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厄。占領當局派了一個高級軍官去見司徒雷登，詢問燕大是否接受日本方面的一筆可觀的補助年金。司徒雷登一口回絕。日本高級軍官氣壞了，揚長而去。占領當局對司徒雷登的嫉恨因此與日俱增。一天，校園里發(fā)現(xiàn)了一枚炸彈，司徒雷登相信，這是日本人用來恐嚇他的。他的回答是：“我寧叫日本人像炸南開大學一樣把燕京大學炸掉。也決不會同他們合作來貽我們全體學生之羞�！�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不再顧忌美國方面的反應。在戰(zhàn)爭爆發(fā)的當天早晨，早已經(jīng)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心懷不滿的日本憲兵隊闖進燕園，對學校實行包圍和封鎖，并逮捕了燕大師生十八人。次日凌晨，日軍包圍燕京大學，日本憲兵用刺刀逼著代理校務長高厚德宣布學校解散，燕大即時由日軍接受管理。師生們立即回宿舍收拾行李。當天下午，日本憲兵兩人一組，各在一個翻譯的陪同下，拿著早就備好的黑名單，逐樓逐室地照單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學生，三十多個燕京師生鋃鐺入獄，除了事先逃奔敵后根據(jù)地的寥寥數(shù)人外，核心人物無一幸免。在淪陷區(qū)堅守了整整四年的大學被迫暫告中止，燕園被改成日軍的傷兵療養(yǎng)院。這是燕京大學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學的驕傲――因為，鋃鐺人獄的三十多個燕京師生，沒有一個人低下自己高貴的頭。
　　事發(fā)當天，司徒雷登不在學校，他前一天應天津校友會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 返校，日本憲兵找到他的下榻處將他逮捕，押回北平，與一批海軍陸戰(zhàn)隊隊員關在一起，四周后，絕大多數(shù)人被釋放，只有司徒雷登與協(xié)和醫(yī)院院長亨利�；纛D博士及財務主管鮑恩博士仍被關押。1945年7月4日，已瀕于潰敗的日本方面終于允許司徒雷登的老父親探望司徒雷登，被囚禁三年多來，父親成了司徒雷登見到的第一個“外人”，此后，父親一直探望司徒雷登，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監(jiān)禁了三年零八個月又十天的司徒雷登重獲自由。
　　
　　戲劇性的外交家
　　
　　1946年7月，經(jīng)馬歇爾推薦，美國政府決定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離職的赫爾利。
　　七十高齡的司徒雷登戲劇性地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國共談判的調停人，又是美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的代表。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占南京，當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包括蘇聯(lián)在內的許多國家使館人員都撤到了廣州，而一直被視為暗中支持國民黨打內戰(zhàn)的美國大使卻一直堅持留在南京未走。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廣州，便徹底失去了與共產(chǎn)黨接觸的機會，于是，雖然使館大部分人員都已撤往廣州，司徒先生還有幾個年輕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后，被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工作的是黃華。黃華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較早加入共產(chǎn)黨的燕京大學畢業(yè)生。黃華以私人身份到美國大使官邸拜訪了司徒雷登。如今黃華先生已將這一段歷史寫了出來(注：指黃華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離華真相》)，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官方檔案也已經(jīng)解密，實際上黃華的所有舉動完全是經(jīng)過中共高層領導同意的。那時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夠到北平，與周恩來等中共高層當面會談，中共方面答復同意他以“燕京大學校長”的身份北上，并可安排與中共領導人會面，老司徒雷登先生極力建議他“先斬后奏”，先到北平與中共領導人見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實，但司徒雷登還是決定暫緩北上，等候國務卿艾奇遜的意見再做決定。7月2日，艾奇遜來電，要求司徒雷登須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暫時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雷登還致電國務卿，要求允許他到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但幾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國的電報。1949年，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司徒雷登拒絕撤退，敦促美國政府率先承認共產(chǎn)黨政權，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秘密邀請他北上，但由于美國政府反對，中美之間高層的接觸機會稍縱即逝，此后便是幾十年的敵視和對立。
　　于是，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舊的美國軍用飛機離開中國。他心情沮喪，離開了一生的大部分事業(yè)所系之地和在西子湖畔和燕園里長眠著的父母妻子，為了挽回影響，8月5日，美國政府發(fā)表“中國問題白皮書”，司徒雷登也成為頂罪者之一，1945年8月18日新華社播發(fā)的社評、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最終使司徒雷登成為一個徹底的悲劇使者。因為他曾秘密建議白宮拋棄國民黨政權，蔣介石1952年也明確表示不歡迎他再到臺灣。1952年，幾乎貫注司徒雷登畢生心血的燕京大學被解體分別并入了八所大學。司徒雷登在中國生活并苦心經(jīng)營的五十年成為政治笑料，并永遠淡出中國人和美國人的視野。
　　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lián)、中國等共產(chǎn)黨國家有過關系的人都受到監(jiān)控和盤查，像有名的中國通費正清都受到圍攻。司徒雷登是從中國回去的大使，當然也不能例外。司徒雷登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系，不許接受記者采訪。由于國務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參加一些與宗教有關的活動，司徒雷登備受打擊，有一次，他前往紐約參加一個基督教團體的聚會，返回華盛頓的途中在火車上不幸中風，摔倒在廁所里，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在華盛頓與世長辭，享年八十六歲。他生前有兩個心愿：一是將1946年周恩來在重慶送給他的那只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墓穴旁。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最終安放于杭州。
　　
　　責任編輯　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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