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度過了2010年的春節(jié),在長子家住了一個來月,作了方方面面的采訪。特別是臺北的張大千、胡適、蔣介石故居等各具特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蔣介石最后的行宮
　　
　　2010年2月上旬去了臺北的陽明山,3月上旬再上陽明山。這次去陽明山,為的是探秘蔣介石在臺灣的最后行宮――陽明書屋。
　　2月上旬的陽明山,已經(jīng)花團錦簇。過了一個月,陽明山進入盛花期,綠樹叢中不時爆出一團團鮮花猛放的“紅霞”和“白云”。陽明山上豎起巨大的廣告,上書“花季”兩字。由于上山賞花的市民太多,陽明山常常堵車。幸虧那天我和妻出發(fā)早,由司機張先生開車,總算避開了堵車高峰。
　　不過,我很驚訝,張先生在臺北開車多年,卻問我陽明書屋在哪里,我告訴他,我事先從網(wǎng)絡(luò)上查過,陽明書屋在中興路,他又問我中興路在哪里,這下子難住了我。反正陽明書屋就在陽明山上,到了山上打聽唄。
　　陽明書屋確實不大為人所知,普通民眾會以為是一個賣書或者讀書的地方。其實,這名字是后來才起的。當年蔣介石住在那里的時候,為了遮人耳目,叫“中興賓館”、“中興招待所”,外人誤以為那里是一家賓館。蔣介石去世之后,中興賓館一度空置。后來,考慮到這里比較安全,1979年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遷此辦公,國民黨中央的黨史資料以及“總統(tǒng)府”機要室掌管的“大溪檔案”也都集中在中興賓館的地下室里,從此對外改稱“陽明書屋”。由于保密,鮮為人知,難怪司機張先生不知道。就連那條中興路,當年由于蔣介石住在那里,屬于軍事禁區(qū),所以也鮮為人知。上了陽明山,張先生下車去問交通管理員,這才明白中興路在哪里。
　　中興路其實是通往山上的一條公路,沿途沒有住戶。隨著陽明書屋對外開放,這條公路也就對外開放了。不過,這條路上沒有公共汽車,倘若我不是乘私家車來,那就得在離得最近的公共汽車車站下車之后,向上步行將近半小時,才能到達陽明書屋。
　　參觀陽明書屋的大都是旅游團,采取“團進團出”,由陽明書屋派出導覽員帶領(lǐng)參觀。我和妻加上司機張先生,三人算是“散客”,陽明書屋的游客服務(wù)站非常負責,派出志工陳先生擔任我們這三人的導覽員。由于人少,我在參觀過程中得以隨時請教陳先生,獲益多多。
　　進入陽明書屋――亦即當年的中興賓館之后,迎面就是一條寬敞的柏油馬路,路的兩側(cè)樹木蔥郁,碧草如洗,看上去像一座公園。在馬路的拐彎處,有一大片柏油鋪成的平地,如同停車場,陳先生告訴我,那是應(yīng)急用的直升機停機坪。如果中興賓館遭到意外的襲擊,或者蔣介石突然患急癥,就用直升機接他去安全地帶或者醫(yī)院。
　　中興賓館掩映在高大的樹木叢中。陳先生指著主樓和周邊的副樓說,所有的外墻一律為綠色,為的是不顯眼。馬路邊上有綠色的崗?fù)�。陳先生說,那是明哨。他領(lǐng)著我來到馬路邊,一處看似小山坡,上面長滿灌木,與地面齊平處有一個洞,仿佛是排水溝的出口。他告訴我,其實這里是暗堡,那小山坡是偽裝的碉堡,那“排水溝的出口”就是?望孔,哨兵在這里監(jiān)視所有進出中興賓館的車輛和人員。
　　蔣介石有著在“夏宮”生活的習慣。在南京的時候,每逢夏日,他總是到廬山上的“夏宮”生活。到了臺灣之后,他通常住在北投的士林官邸,但是在夏日則住在陽明山的草山行館。草山行館原本是日本統(tǒng)治臺灣時期高層人士的溫泉別墅,是現(xiàn)成的,并非專為蔣介石建造的。后來,這一帶新建了陽明山莊、中山樓,逐漸使陽明山成為國民政府的行政決策中心。于是,國民政府決定為蔣介石新建一座避暑行館,即中興賓館。中興賓館就在草山行館的上方。興建中興賓館時,請臺灣著名設(shè)計師黃寶瑜設(shè)計,為蔣介石“量身定做”。黃寶瑜曾經(jīng)設(shè)計臺北圓山飯店,頗受蔣介石贊許。中興賓館自1969年三四月間籌建,一年后竣工使用,總面積十五公頃,賓館面積近四千平方米。蔣介石于1970年夏入住中興賓館,作為夏日的居所以及接見中外賓客之用。
　　我先是看到中興賓館的副樓,看上去像大學里的宿舍樓。那里有著蔣介石的侍從室、通信班、營房、車庫、參謀及警務(wù)人員辦公、住宿房舍。
　　我來到中興賓館主樓。主樓朝南。從外面看過去,這座灰綠色的大樓顯得很樸素,一點也不張揚。在主樓大門對面的影壁中心,是“千秋萬歲”四個紅色篆字,四周圍著五只蝙蝠。陳先生說,蝠與“�！蓖�音,至于五只蝙蝠這“五”,則因為蔣介石是五星上將。在中興賓館里,許多飾紋多喜歡用五組,如五朵花瓣,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五扇門,“典故”都出于此。
　　步入中興賓館,在走道兩側(cè)是兩個庭園,桂花的清香撲鼻而來。很奇怪,在上海通常是中秋賞桂,而陽明山在3月綻放桂花。陳先生說,桂與“貴”同音,跟映壁上的蝙蝠的“�！焙显谝黄�,就是“富貴”,而蝙蝠、桂樹都安排在大門口,意即“富貴臨門”。蔣介石很講究風水,這樣的刻意安排,很得蔣介石的歡心。
　　在庭園四面,是長長的回廊。這是設(shè)計者考慮到蔣介石、宋美齡喜歡飯后散步,而陽明山多雨,長長的回廊可供他們雨天散步之用。
　　走過庭園,迎面是底樓的正廳。正廳中央,掛著蔣介石身穿披風的畫像,畫像中蔣介石的身高與實際身高相等。畫像前放著紅木條幾、圓桌、太師椅。正廳的兩側(cè)是客廳。東客廳用來接待外賓。不過,當時正值1971年10月25日聯(lián)大通過決議,把蔣介石代表驅(qū)逐出聯(lián)合國,所以幾乎沒有什么重要的外賓到訪臺灣,這個客廳鮮聞?wù)勗捴�聲。�?jīng)常啟用的倒是西客廳,那是蔣介石用來接見部屬的地方。墻上掛著蔣介石與母親的合影�？蛷d的一角斜放著一張辦公桌,蔣介石通常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跟對面沙發(fā)上的部屬談話,據(jù)說這樣的布局是便于蔣介石觀察部屬的一舉一動。
　　沿著寬敞的鋪著紅地毯的大理石臺階上了二樓,正廳里掛著孫中山的大幅畫像。正廳的東側(cè)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的臥室,西側(cè)是蔣介石的辦公室、小會客室和文件室。
　　蔣介石和宋美齡分床而睡,兩個臥室之間是相通的。陳先生解釋說,他們分床并不代表兩人感情不和,而是因為生活習慣不同,作息時間不同,蔣介石軍人出身,早睡早起,而宋美齡喜歡晚上看電影、看書,晚睡晚起。
　　宋美齡的臥室里放著畫桌。繪畫是宋美齡的愛好。她曾經(jīng)拜張大千為師,學習繪畫。宋美齡確有繪畫才能。曾有傳言,說宋美齡的畫作是“槍手”代作。宋美齡為此宴請臺灣名畫家,并當場繪畫。在名畫家的見證下,謠言不攻自破。
　　宋美齡喜歡粉紅色,她的衛(wèi)生間里安放著一套粉紅色美國進口潔具。陳先生特別指出,蔣介石的衛(wèi)生間有三扇門,而宋美齡的衛(wèi)生間只一道門。此外,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五扇門。這是因為建筑設(shè)計師深知蔣介石的習慣,蔣介石自從經(jīng)歷了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后,變得多疑而謹慎,多一扇門,在突然襲擊發(fā)生時多一條退路。
　　站在二樓的陽臺上,可以遠眺七星山、大屯山、紗帽山,如同沉浸于一片濃綠之中,令人心曠神怡。
　　陳先生帶我下樓,來到地下室,這里的一大排檔案柜用來保存重要文件和檔案,還有一條密道,可作防空洞,而且可以直通直升機的停機坪。從1979年開始,國民黨中央的黨史資料以及“總統(tǒng)府”機要室掌管的“大溪檔案”就安放在這地下室里,直至1995年5月23日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才全部完成這批重要機密檔案的接收工作。
　　走出中興賓館主樓,便是有水有樹有花有草的后花園。林間小徑上布滿青苔。在無雨的傍晚,蔣介石常與宋美齡漫步林中,呼吸山間的新鮮空氣。
　　不過,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入住中興賓館前的1969年9月16日下午,在陽明山發(fā)生嚴重車禍,蔣介石和宋美齡都受了傷,蔣介石的主動脈瓣膜也受到重創(chuàng),在醫(yī)院里躺了好幾個月。蔣介石自稱,這次車禍,損他二十年陽壽。入住中興賓館之后,蔣介石又有過小中風。于是,有風水師稱,這是因為中興賓館面對七星山,而蔣介石只是五星上將,“七星克五星”抗不住七星山的“七星”,所以流年不利。還有風水師稱,中興賓館正對的淡水河和基隆河,形似彎弓射箭,弓箭所指,正是蔣介石所住的中興賓館。
　　1975年4月5日,清明節(jié)那天,蔣介石病逝,中興賓館也就成了蔣介石最后的行宮。
　　
　　臺北的傅聰身影
　　
　　2010年2月在臺北市中心的仁愛路兩側(cè),許多燈柱上掛著海報,上面印著的照片我一望而知,非常熟悉。那是為了紀念波蘭音樂家肖邦誕辰二百周年,鋼琴家傅聰前來臺北舉行肖邦鋼琴演奏會。
　　在上海,我?guī)锥炔稍L過傅聰,寫過《傅雷與傅聰》一書。傅雷是傅聰之父,中國著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
　　二十幾年來,傅聰多次前來臺灣獻藝,成為臺灣觀眾熟知的音樂家。有時,傅聰一年之中到臺灣來幾次。傅聰來臺,再也不是政治敏感問題。我不由得記起,1986年傅聰跟我談起第一次從英國倫敦飛往臺北引起的震撼……
　　那是在1982年5月18日中午,臺北桃園國際機場。一個穿著紅色襯衫、藍色細格子外套、身材修長的中年男子,剛剛走下飛機,便被成群的記者包圍了,他便是傅聰。他應(yīng)臺灣作曲家許博允的新象藝術(shù)中心的邀請,第一次前往臺灣演出。
　　消息傳出之后,臺灣新聞界轟動了。傅聰是在1982年5月17日上午11點飛離倫敦,前往香港。次日從香港搭機前往臺北的。飛機還在空中,幾十名臺灣記者已經(jīng)守候在機場了。正因為這樣,傅聰笑稱在臺北機場受到記者“圍剿”。他面對眾多的話筒、錄音機,什么話也沒有說,就跟許博允一起鉆進了轎車。他甩開了尾追的記者,直驅(qū)臺北圓山飯店。
　　臺灣的記者如此關(guān)注傅聰,就在于海峽兩岸當時還處于劍拔弩張之局面。傅聰有著非同一般的特殊政治背景,所以記者們很想知道傅聰會說些什么,但傅聰一言不發(fā),很使在機場久等的記者們失望。
　　傅聰之所以成為政治敏感人物,是因為他的父親傅雷先生在1958年“反右派補課”時被“補”為“右派分子”。當時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接到回國的通知。他不愿回國之后參與“兒子揭發(fā)老子”的運動,就斷然從華沙飛往英國,被當時的臺灣媒體說成是“投奔自由世界”。尤其是傅聰?shù)母改辅D―傅雷夫婦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而雙雙自盡,臺灣媒體更是不時拿傅聰做文章。其實,盡管傅聰迫于無奈而出走,但是他對于當時的臺灣媒體一直非常警惕,不愿讓臺灣媒體把他列入“反共義士”的行列。傅聰用“不接見、不表態(tài)、不去臺”這樣的“三不”對待來自臺灣的記者以及臺灣的各種各樣的邀請。
　　中國內(nèi)地的大災(zāi)大難――“文革”終于過去。傅雷的冤案得以平反。1979年上海市文聯(lián)和上海作家協(xié)會共同為傅雷夫婦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經(jīng)鄧小平批示同意,傅聰也終于得以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xiāng)上海,出席父母的追悼會。
　　此后,傅聰一次次回到祖國內(nèi)地,并應(yīng)聘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這時,傅聰不必也不再堅持那個“三不”原則。傅聰說:“我是一個彈鋼琴的人。我愿意用我的琴聲,為祖國的統(tǒng)一盡一點微力�！闭�因為這樣,傅聰在1982年接受臺灣邀請,前去舉行鋼琴演奏會。
　　在傅聰?shù)竭_臺北的翌日,國民黨中央機關(guān)報《中央日報》在第一版刊登消息:《“肖邦的代言人”傅聰昨午返抵國門》。這則消息只是介紹傅聰其人、藝術(shù)造詣以及來臺演出的日程,如此而已,并未提及傅聰?shù)峙_后的片言只語。
　　傅聰在臺灣的行程,安排得那么緊張:他到達的第二天――19日晚,便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舉行鋼琴獨奏音樂會。幾乎所有的臺灣報紙,都報道了傅聰鋼琴獨奏音樂會消息:“臺風穩(wěn)健,才華洋溢,從十指間流浮出旋律……”他在臺北連演三場,場場“大爆滿”。他還在臺中、高雄各演一場。除了演出之外,他每天堅持練琴六小時并聲明記者不得打擾。
　　臺灣音樂界對傅聰?shù)那偎?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音樂家林和惠說:“真是不可說的境界,他把我的心都揪在一起了!真是迷人!”
　　音樂家王青云說:“太好了,真不知道該怎么形容�！�
　　鋼琴家蔡采秀說:“傅聰?shù)囊魳穪碜运�的心�?自由而明朗。傅聰對樂曲的詮釋有其獨特的風格,和他內(nèi)在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有關(guān)。只有有豐富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才能賦予他這么完美的性格表現(xiàn)。”
　　鋼琴家葉綠娜說:“傅聰?shù)囊羯�美極了,讓人無法致言�！�
　　聲樂家劉塞云說:“傅聰?shù)囊魳纷屓送��?他卻有著‘自我’,穩(wěn)穩(wěn)地控制著節(jié)奏,實在是音樂表現(xiàn)的最高境界�！�
　　在臺灣,傅聰最為欣慰的是在5月23日中午,他前往臺北外雙溪,在摩耶精舍和畫壇巨匠張大千夫婦以及他們的大兒子保羅愉快地會晤。
　　二十年前,傅聰在巴西演出的時候,正值張大千也在那里訪問。他們結(jié)識了。這一次重逢,張大千舉行家宴,歡迎傅聰。他請傅聰吃“東坡肉”。張大千親自擔任“導游”,領(lǐng)著傅聰,參觀他家的假山、流水、亭閣。一幅巨畫,幾乎占據(jù)了整個畫室。那是張大千畫的廬山。
　　張大千一手指著巨畫,一手拉著傅聰,意味深長地說:“我沒有去過廬山。這幅畫畫的是我心中的廬山!”
　　最使傅聰感到困惑的是,成群的記者緊緊盯著他。
　　最使傅聰感到不安的是,有幾家臺灣報紙的報道說:“傅聰終于回來了――九年前,傅聰曾說:‘總有一天,我一定會回去的’……”
　　傅聰很少有召開記者招待會的習慣。然而,就在他離臺的前一天――5月25日下午3時,他在臺北太平洋國際商業(yè)聯(lián)誼社,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我曾經(jīng)細細聽了傅聰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錄音帶。
　　剛剛坐定,傅聰單刀直入,打開天窗說亮話:“有些報道不符合事實,我感到很遺憾。有些報道斷章取義,張冠李戴。比如說,我在九年前說過,‘總有一天,我一定會回去的’。于是,就有報道說,這一次我‘終于回來了’。其實,對于我來說,我的家是在北京,在上海。我說我要回去,當然是指回北京、上海去,而不是指臺灣,臺灣對于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地方。當然,臺灣的人民,也是中國人,也是我的同胞。但是,我到臺灣來,是以搞音樂的身份來的�！�
　　緊接著,傅聰又說:“這里還有的報道講,我是‘悄悄地回到大陸’。我不懂得這句話是什么意思。這是不是影射我這一次很熱鬧地來到臺灣?”
　　在記者們的大笑聲中,傅聰毫不含糊地說:“我到任何地方去,都是正大光明的,用不著‘悄悄地’。我還要聲明一點,這兒慣用的字眼,說我當年是‘投奔自由世界’。我從來沒有用過這樣的字眼。我的出走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在我有可能、有機會回中國內(nèi)地的時候,我就回去。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希望為中國做一點事情。我也是抱著這樣的信念,來到臺灣的。我想,這也是很清楚的吧�！�
　　一位女記者問:“傅先生,你什么時候再來?”
　　傅聰巧妙地答道:“假如我明天看到的報道,是如實的報道的話,那我就有可能會再來。不然的話,就使得我很為難�！�
　　全場哄堂大笑。
　　一位記者說:“傅先生,照你這么講,我們記者的責任很大�！�
　　傅聰接過她的話,馬上就說:“記者的責任,當然很大。在外國,記者的一篇文章,可以把一個總統(tǒng)搞下去!”
　　又是大笑。
　　緊接著,記者們提出一大堆他們關(guān)心的問題:“傅先生你會不會改行當指揮?”“從事音樂工作,怎樣自我教育?”“傅先生,你很喜歡網(wǎng)球,能否談?wù)勔娊?”“哪位音樂指揮家給你的印象最深?”……傅聰有問必答,逐一答復(fù)了記者的提問。
　　第二天,臺灣的《中央日報》、《星島日報》、《中華日報》、《聯(lián)合報》、《民族晚報》、《中國時報》、《中華晚報》等報刊,都報道了傅聰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中央日報》的報道說傅聰“這次是以音樂家身份返國,而音樂是高深而嚴肅的學問,音樂家是沒有時間受音樂以外的事情的干擾的”。
　　一家民辦報紙,以《傅聰像一位過客,瀟瀟灑灑地走了》為題,透露了傅聰對臺灣報界“張冠李戴”的做法的批評。
　　《五場演奏,臺行琴聲裊裊醉人;來去匆匆,問君歸期未置可否》;《琴韻心聲,植根基于傳統(tǒng)文化;談古論今,音樂直達心靈深處》……眾多的報道,都對傅聰?shù)那偎嚱o了很高的評價。
　　幾乎所有的臺灣記者,都注意到傅聰在臺灣彈奏了賀綠汀的鋼琴名曲《牧童短笛》,作曲者是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赌镣�短笛》剛剛曲終,劇場里爆發(fā)出雷鳴般的掌聲�！陡德斦勊嚢Ф�不傷,牧童短笛,余音繞梁》,報上的大字標題,醒目地報道了那琴聲和掌聲。
　　此后,1985年3月,傅聰再度應(yīng)邀訪問臺灣,《牧童短笛》又在臺灣響起來。這一回,聽眾的掌聲經(jīng)久不息,更為熱烈……
　　隨著海峽兩岸之間堅冰的逐漸消融,傅聰穿梭于海峽兩岸。年已七旬的傅聰,用琴聲在海峽兩岸架起一座音樂之橋。■
　　(責任編輯/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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