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曲藝界,他一個人創(chuàng)立并支撐著一個曲種――“北京琴書”,并把“北京琴書”推到了極致。世人熱情地尊之為“琴書泰斗”。 　　在電影《有話好好說》中,他的那段“我從小在北京土生土長,沒招誰也沒惹誰,總想要點兒強……”讓大眾領略了北京琴書的韻味和旋律。對此,導演張藝謀大加贊賞:“這段琴書為我的電影添了不少彩兒!”
　　在演藝生涯里,他唱過上千個段子,演出近兩萬場,即便年邁了也依舊為琴書鼓與呼。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曾授予其“新中國曲藝五十年特別貢獻曲藝家”稱號,并為其頒發(fā)“中國曲藝終身成就獎”。
　　在創(chuàng)作段子時,他強調(diào)只有“演新唱新”才能更貼近生活、更貼近群眾,因而既注重整理、改編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曲目,又精心研究、豐富發(fā)展具有時代特色的新式段子。對此,相聲演員李金斗說:“他是曲藝界最與時俱進的人。”
　　他就是著名北京琴書表演藝術(shù)家關學曾先生。
　　
　　年少家貧,十二歲拜師學琴書
　　
　　1922年8月1日,關學曾出生于北京。
　　關家是一個沒落的瓜爾佳氏(翻譯成漢語就是“關”)旗人后裔,關學曾的父親推著租來的獨輪車走街串巷賣菜,母親帶著包袱皮和針線蹲在崇文門外的一家五金店門旁給人做點縫補,姐姐留在家里看火、燒飯。一年到頭,四口人只蓋兩床被子,屋里除了一個破舊的小爐子再也沒有別的帶腿的家具了。
　　幼年時的關學曾,特別喜歡聽故事。那時,只要聽說有人在哪兒擺攤開講《濟公傳》、《封神榜》,他會立刻尋過去聽上半天。有好多次,講故事的人散場了,還不過癮的關學曾就跑回來纏著父母要繼續(xù)聽“下一回”。離關家不遠處住著一位叫“麻叔”的街坊,是一個講故事的行家里手,《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太平天國》,都能信手拈來繪聲繪色地講上半天,常常把關學曾吸引得忘記了回家吃飯。關學曾記下了故事內(nèi)容,慢慢地也能有鼻子有眼地講給別人聽了。
　　轉(zhuǎn)眼之間,就到了讀書的年齡。關學曾的父親想方設法湊了一點兒錢把兒子送進了私塾。在這里,關學曾很快學會了識文斷字,并顯露出了過人的才華和聰穎。然而,僅僅讀了一個學期關家就交不起學費了,關學曾只好搬起小板凳回家。第二年,父親說了一大堆好話并交納了部分學費之后,關學曾來到離家很遠的五虎廟上學,但也只念了三個月就再度因交不起學費而被“轟”了出來。值得慶幸的是,關學曾的記性特別好,因此“輟學”之后還能自己摸索著讀書,這樣也就多多少少地學到了一些東西。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眼看著家里吃了上頓沒下頓,年少懂事的關學曾做起了小買賣――把山里紅果穿成串串,掛在脖子上和胳膊上沿街叫賣,也能賺點兒錢。除此之外,他還賣過冰核兒、臭豆腐,在大年三十的時候挨家挨戶地敲開人家的門,一邊搓著凍得冰涼的手,一邊甜甜地推介著:“大叔,大嬸,給咱家買一個‘財神爺’吧,保佑來年財源滾滾……”
　　十一歲的時候,關學曾的父親尋思著讓兒子學習一門手藝,就把他送進了前門外濕井胡同專營洋貨批發(fā)的寶成堂當童工,學做拉鎖,一個月一塊現(xiàn)大洋。這個時候的關學曾,日子過得很清苦,但也會自己找樂子――聽書:在距離寶成堂不遠的地方,有一家名叫“憶盛鑫”的茶館,一天到晚有人開場說書。關學曾付不起錢,就變著法兒地聽“蹭兒”,一來二去就和茶館的老板混熟了。也就是在這里,關學曾記下了許多藝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唱段,尤其對翟青山先生和他唱的單琴大鼓崇拜有加,常常暗想:要是有一天能跟著翟青山先生唱單琴大鼓那該多好啊……
　　巧的是有一天關學曾下班回家,無意間聽到街坊李大媽說翟青山是她家的親戚,他頓時高興得跳了起來,纏著問道:“李大媽,我想跟著翟先生學唱單琴大鼓,麻煩您老給引薦一下,好嗎?”李大媽點頭同意了。過了些日子,李大媽興沖沖地找到了關家,對關學曾說:“孩子,翟先生來不了了,但我請來了常德山先生。常先生和我是老鄉(xiāng),也是唱單琴大鼓的,一點兒也不比青山唱得差,你看拜常先生為師行不行?”關學曾小雞啄米似的點著頭說:“行!行!行!”
　　就這么著,十二歲的關學曾拜在了常德山的門下,拜師大禮是一把花了五塊大洋買來的揚琴。
　　不料,學了半年多,一個凄冷的早晨,在唱了一段單琴大鼓之后,常德山歉意地對關學曾說:“孩子呀,我眼下窮得無法,要奔錢,就沒工夫教你了。你還小,趕明兒我請唱樂亭大鼓的石金榮先生當你的師傅吧,別誤了你的前程。”關學曾有所不知,此時的常德山已因抽“白面兒”搞垮了身體……
　　在常德山的引薦下,關學曾改拜在石金榮先生門下學唱了。
　　
　　亦唱亦研,五十年耕耘不止步
　　
　　眨眼,一年多過去了。在石金榮的精心調(diào)教下,關學曾愈來愈“入道”了。
　　這一天,學唱結(jié)束之后,石金榮把關學曾叫到了一邊兒,開門見山地說:“明天是隆福寺廟會,你先上,給我墊個唱�！标P學曾立刻就蒙了,猶豫了好一會兒,才怯怯地問:“師傅,我唱常師傅教的《小姐倆拾棉花》咋樣?”石金榮爽朗地笑開了:“成啊。”
　　在隆福寺廟會上,十四歲的關學曾攜一曲《小姐倆拾棉花》登臺了,字正腔圓的唱腔、嫻熟老練的動作征服了臺下的一干觀眾,熱烈的掌聲和忘情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一炮打響,關學曾即開始在石金榮的指點下頻頻地出場了:先是在天橋“練場”。在這里,關學曾天天和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雖然沒有摳出什么酒肉來但也沒有餓著肚子,更重要的是大大地見了世面、開了眼界。
　　再就是到商場“站攤”。舊時的北平,西單商場是一個“中產(chǎn)階層”消遣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每逢關學曾演唱的時候,旁邊緊挨著聽相聲和看摔跤的人都一窩蜂地往這邊跑,最后還把賣藥的廣告商也“吸”了過來。
　　再后來是上電臺“公演”。舊時的北平,擁有“話匣子”(收音機)的多半是一些高官和富賈之類的“上層人士”,在收聽電臺節(jié)目的時候少不了會“雞蛋里挑骨頭”。但即便是這樣,關學曾還是憑著扎實老到的演唱功夫使他們欲罷不能,為之傾倒。因此,在艱苦的磨煉和演唱中,關學曾的書藝漸進,形成了“說似唱、唱似說”的自然質(zhì)樸的風格,從而在各個地方都擁有了一大批忠實的書迷。為了表示對他的尊崇和愛戴,三十多位各個行業(yè)的熱心觀眾合伙湊錢做了一塊很大的匾額送了過來,上面刻著四個斗大的字:琴書泰斗!
　　關學曾成了“大腕”之后,來找他做廣告的商家就多了起來,以至于在電臺說書的“?節(jié)兒”上得多次停頓下來插念廣告,最多的時候演唱一段三十五分鐘的琴書竟然要插念十二次廣告。這還不算,關學曾還靠著琴書“說”來了一個漂亮媳婦。那時,有一位姓劉的老太太常來聽他說書,有一天,劉老太太悄悄地對關學曾說:“小關呀,今兒個散場后來家里坐坐吧�！边M門后,他這才知道,原來劉老太太是要給他說門親事。正吃驚著哩,只見劉老太太從里屋拽出了一個姑娘來。關學曾頓時愣住了:咦,這不是在鼓樓說書的時候時常擠坐在前邊聽書的那位姑娘嗎?他一張臉“刷”地紅了。這門親事就這么定了下來。
　　新中國成立后,關學曾加入了北京曲藝團,從此開始滿腔熱情地當起了“黨的宣傳員”:編歌詞,歌頌新中國;排節(jié)目,傳唱人民英雄……
　　1950年,抗美援朝戰(zhàn)爭打響后,關學曾前往朝鮮戰(zhàn)場為志愿軍演出。在戰(zhàn)場上,他編寫、演唱了許多新段子,深受志愿軍官兵的歡迎與好評。此行也讓關學曾大開眼界,見識了不少曲藝形式,尤其是琴書,如山東琴書、四川琴書、徐州琴書、冀州琴書等,各具地方特色。他琢磨開了:我的節(jié)目是北京的土特產(chǎn),我又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而且也是用地道的北京話唱的,能不能把它叫做“北京琴書”呢?回來之后,在北京前門箭樓的一場演出中,關學曾小心翼翼地打出了“北京琴書”的招牌,不想竟然得到了同行和廣大觀眾的一致認可。于是乎,“北京琴書”這個名字就這么定了下來。
　　1976年,周總理逝世。在王存立先生創(chuàng)作出《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間》的唱段之后,關學曾大刀闊斧地改造唱腔,提出“在樂隊中要出現(xiàn)《國際歌》”,于是就在伴奏中加上了《國際歌》的曲調(diào)。結(jié)果,節(jié)目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觀眾紛紛落淚……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已是花甲之年的關學曾煥發(fā)了青春,繼續(xù)登臺演唱琴書。在舞臺實踐中,針對生活節(jié)奏加快且很少有觀眾能耐住性子聽完一個四十分鐘的唱段的情況,他摸索著進行改革,在加強了對小段的研究之后提出了“五分鐘藝術(shù)”的概念,隨后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短小但五臟俱全的小段琴書,比如《長壽村》、《禮尚往來》、《怕婆村》等,同樣受到觀眾的好評,尤其是《長壽村》還被選入了中學課本。
　　1984年,關學曾從北京曲藝團退休了。關學曾沒有在家“賦閑”,而是“開館育人”,免費收徒不說,中午還管一頓炸醬面。
　　2006年4月,已經(jīng)銷聲匿跡了四十多年的天橋茶社重新開張,關學曾擔任名譽顧問。在出席開業(yè)慶典時,他親筆題寫了“天橋曲藝茶社”的牌匾,末了還即興演唱了四句“北京琴書”,引得與會者一片喝彩:“關老即興編詞演唱之功不減當年!”
　　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幾個月之后,就在2006年9月27日,關學曾溘然長逝了,實在是一件憾事!
　　“我從小在北京土生土長,沒招誰也沒惹誰,總想要點兒強……”七十年來,關學曾與北京琴書融為一體,唱過上千個段子,演出近兩萬場,男女老少書迷不知道有多少�，F(xiàn)在,關老已經(jīng)走三年多了,但他的北京琴書依然在廣大觀眾的心頭縈繞�！�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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