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公共領域研究成為學界的熱點。我國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報刊公共領域，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本文以鄒韜奮主持的《生活》周刊為例，討論了當時報刊公共領域的建構。 　　【關鍵詞】公共領域 哈貝馬斯 《生活》周刊 鄒韜奮
　　
　　當下，無論在政治學、歷史學還是新聞傳播等學科領域，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將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公共領域。
　　何謂公共領域？其實，它是個舶來品，最初由德裔猶太女學者漢娜?阿特倫提出，主要側重于研究政治在公共領域中的作用。而公共領域研究的集大成者當數(shù)哈貝馬斯，他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公共領域的發(fā)展歷程、要素、運行機制，以及現(xiàn)代化的背景下，資本主義國家對公共領域的蠶食。簡單地說，哈貝馬斯眼中的公共領域就是獨立于政治之外的，介于國家和私人空間之間的，廣大民眾可以暢所欲言，自由討論和發(fā)表觀點意見的咖啡吧、酒吧、沙龍等公共場所。在這個領域內(nèi)公民的言論自由而不受政府的干涉。
　　哈貝馬斯的這一論斷是建立在他對歐洲國家歷史研究的基礎上，認為這樣的公共領域在歷史上確實是存在的，其扎根的歷史土壤是民主社會，是市民階級對公共權力的批判。①這樣看來，中國幾千年來的高度集中的封建專制制度似乎不能孕育出公共領域。這也是伯克利加州大學亞洲研究者魏斐德教授的觀點，他在《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問題的爭論――西方人對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思考》一文中指出，“雖然1900年以來中國出現(xiàn)了社會公共空間擴大的趨勢，但是國家強制權力也在繼續(xù)擴大，并沒有出現(xiàn)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
　　但也有學者認為公共領域在中國歷史上是存在的，然而其存在的形式并非哈貝馬斯描述的“咖啡吧、酒吧、沙龍”，并非獨立于政治之外的，而是和政治有密切關系的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報社、學會、學校這樣“三位一體”結構。②我國學者許紀霖教授所持的也是這一觀點。他認為，清末的新型士大夫、文人論政是囊括最廣大公眾自為形成的公共領域在中國的變種。在這里，公共領域不是具體的某個物理空間的概念，而是通過報刊、學會、學校形成的一種輿論空間。許紀霖教授認為這個時期比較著名的報刊如康梁創(chuàng)辦的《萬國公報》（后改名為《中外紀聞》）、《時務報》等都對公共空間的建構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筆者也認為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公共領域，但中國的公共領域并非獨立于政治之外，相反中國的公共領域，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明顯的政治性質。如那個時期報刊上的文字往往“在風格上缺乏文學式的優(yōu)雅，帶有政論式的急峻”。我國近代出現(xiàn)公共領域討論的雖然是公共政治問題，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權力之外建構的公共討論空間，相對于權力系統(tǒng)來說擁有獨立性。換句話說，當時的歷史大環(huán)境讓人不得不談政治，但政治只是建構的一個起點，政治只有在服務民眾時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完全的公共領域要依賴于最廣大民眾的參與，而絕不應該僅僅是幾個文人的振臂急呼，高談闊論，讀者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階層。許紀霖教授對《時務報》建構公共領域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上海公共領域的形成都有它的一份功勞，而筆者認為，真正將政治與市民生活較好結合的典范應該是鄒韜奮主持的《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1925年10月11日由中華職業(yè)教育社創(chuàng)辦于上海，是民國時期的一份著名雜志，從創(chuàng)辦到查封，《生活》周刊大致可以被分為三個階段，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機關刊――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時事政治周刊。而對公共領域建構貢獻最大的當數(shù)第三個階段，是同時關注政治和市民生活的時期。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報人的大眾立場。毛澤東是這樣評價韜奮先生一生的：“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個報人，只有心里裝著大眾，才能真正成為公共輿論的代言人，才能從大眾的立場而不是政治的或者經(jīng)濟的立場來報道民眾未知欲知的新聞事件，使得在一定歷史時期內(nèi)，那些沒有發(fā)言權的最廣大人民的聲音得以發(fā)出，這樣的一份報刊也是為民眾所信任的。
　　王志莘主持下的第一卷《生活》周刊作為中華職業(yè)教育的機關刊物，以反映和探索解決職業(yè)生活、職業(yè)修養(yǎng)等問題為主要旨趣，內(nèi)容因為專業(yè)化而比較枯燥，銷量較小�！爱斘医愚k的時候，它的每期印數(shù)約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贈送的居多”。③到鄒韜奮接手，主持第二卷的時候，為了適應讀者和社會需要，銳意改革，對刊物進行了改進。將服務大眾的思想貫穿在整個辦報過程當中，使得《生活》周刊逐漸成為大眾輿論的公共領域，成為大眾的報刊。從《生活》周刊第五卷起，刊物銷數(shù)達8萬份，廣告客戶以及收入激增。
　　其次，洞視時局的窗口。大眾是分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喜好，關心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討論，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重心話題，那哈貝馬斯所希望的公共領域內(nèi)大眾討論后的一致性意見是根本沒辦法形成的。歐洲歷史上之所以會出現(xiàn)咖啡吧、酒吧、沙龍等公共領域，也是源于其市民較強的民主覺悟。
　　但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熏陶出的中國人大多秉持了中庸的、以和為貴的思想。所以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在市民階層是沒辦法自主形成的，只有依賴于報刊的議程設置。經(jīng)過公車上書、《中外紀聞》、《時務報》的宣傳，一場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拉開帷幕。但這場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從新聞傳播角度來看，筆者認為究其原因，還是其主持者對公共領域的建構僅僅局限于社會的精英階層，忽視了廣大的公眾。
　　雖然鄒韜奮沒有像康梁那樣發(fā)起了一場政治運動，但《生活》周刊對公共領域的建構卻是成功的，得到了民眾的認可。前面我們提到《生活》周刊一共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而從都市通俗文化生活雜志到時事政治周刊的轉變正是依賴于建構公共領域的需要。所謂“公共”是依賴于大眾感興趣的事件，聯(lián)系到《生活》周刊存在的歷史時期，經(jīng)歷了北伐戰(zhàn)爭的成功與失敗、國名黨當權后國人的水深火熱，無情的現(xiàn)實迫使鄒韜奮反思“暗示人生修養(yǎng)，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辦報宗旨，繼而發(fā)現(xiàn)，公眾現(xiàn)在最密切關注的是政治，報刊需要服務的重點也應該落腳于政治�！渡�活》周刊對九一八事變的詳細報道，是這一轉變的最成熟的體現(xiàn)，不僅是鄒韜奮先生自己，很多《生活》周刊的讀者也是自此從改良主義立場堅定地站到了革命的民主主義，并且開始向馬克思主義靠攏。如《生活》周刊刊發(fā)了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什么是辯證法》、《階級是什么》、《論國家》、《論小資產(chǎn)階級》等。
　　最后，讀者來信的互動。筆者在前文中也提到，完全的公共領域的建立要依賴于最廣大民眾的參與，在近代中國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公共領域需要談政治，政治要和民眾的需要聯(lián)系在一起，為廣大的民眾服務。維新時期的報刊沒有做到的，《生活》周刊卻做到了。
　　鄒韜奮先生歷來非常重視讀者來信，凡來信必認真閱讀，對于不能刊登的信件也認真回復。他從讀者來信中了解大眾真正需要報刊代為發(fā)表的言論。韜奮先生的做法用現(xiàn)在新聞傳播學的話來說，是注重與讀者的互動。也正是因為有了與讀者的互動，才完成了《生活》周刊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建構，而不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雖然現(xiàn)在的媒體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和《生活》周刊的創(chuàng)辦環(huán)境截然不同，但我國當下的媒體依然是公眾輿論的引導者，依舊是大眾的代言人，是大眾了解外部世界和發(fā)表言論的平臺。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也在建構著當下的“公共領域”。早在八十多年前，鄒韜奮先生就用實際行動告訴了我們，面對物欲橫流的利益誘惑，媒體不應做脫離實際地高談闊論者，而應該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
　　
　　參考文獻
　　①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谠S紀霖，《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tài)、功能與自我理解》[J].《學習與探索》，1999（4）
　　③《韜奮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均為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0級研究生）
　　責編：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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