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這三個字，似乎遠不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等譯著的名字叫得響亮。今年已經(jīng)86歲高齡的他，去年“成他人之美”口述出“暢銷書”《上學記》。近日，新作《歷史的觀念譯叢》的校樣，又已擺上他的案頭。
　　
　　翻譯《西方哲學史》，是出于興趣“攬私活”，幾十年不知道是毛主席派下來的
　　
　　何兆武翻譯出版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這些著作，他在學生時代便讀過；著手翻譯，則是他“覺得好玩兒”攬來的“私活”――用他的話說，是“地下工廠”，是“自留地”的營生。
　　上世紀50年代，何兆武的“正業(y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因為經(jīng)常串門兒的大學同學時任商務印書館的副總編，他接到了一個“神秘的翻譯任務”――羅素的《西方哲學史》。“50年代，剛解放不久，‘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大家談得很多。羅素已經(jīng)得了‘諾貝爾’很有名了。他搞‘世界和平運動’，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新中國政府特別欣賞。于是羅素把《西方哲學史》送給毛。毛就囑咐下邊的人把它翻譯出來。那時候的出版界跟現(xiàn)在不同，分工非常嚴。但凡翻譯外國人文、社科的，都歸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就找到了我，也沒有跟我說，這個是哪里來的，只說要翻。因為是‘自留地’，所以每天都是下了班后在家里忙。精力有限，時間也有限。一年多后，翻了前面一段，我說不翻了，沒那么大的精力，就辭掉了。后面一部分是別人翻譯的�！敝皇堑健拔母铩苯Y束，他才從商務的朋友口中得知“毛主席”這回事兒。
　　
　　林紓這樣的大學者也會犯“拂袖而去”之類的翻譯錯誤。不少誤譯發(fā)人深思
　　
　　在他的翻譯之路上，何兆武稱“錯誤總是難免的，但應該盡最大努力避免犯錯誤”。他說，翻譯最大的問題，不在于語言本身，而在于背景知識。在《上學記》中，他曾提到,《天演論》的譯者林紓，曾用“拂袖而去”形容西裝革履的西方人�！爱敃r國人身著長衫，才有‘拂袖’的可能�！�
　　說起翻譯，何兆武講起好幾個著名的笑話：“孟子”在國外的刊物中現(xiàn)了一次后，再次“回國”，便被北大的一位先生“更名”為“孟休斯”。毛澤東說自己是“和尚打傘”，意指“無法（諧音‘發(fā)’）無天”；結果翻譯出來，便成了“毛主席說，我像是一個孤獨的和尚，撐著傘走”。他說：“做翻譯的，必須知道這一領域相關的專業(yè)知識。這都沒有，你肯定鬧笑話，甚至闖禍。這不是外文的問題，也不是漢語的問題�！�
　　在這么些年的翻譯生涯中，有一個自己發(fā)現(xiàn)的錯誤讓何兆武難忘�！吧虅沼�書館翻譯出版了英國19世紀梅因的《古代法》。那里有一章，專門對照法國的兩種法，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律，一種是大革命以后的法律。大革命以后是拿破侖當政，他修了一套法典。里面有兩種法典的對照，就是為了法國大革命前后的不同。此前是波旁王朝，叫做王政時期；以后是拿破侖做皇帝，所以叫做帝政時期。翻譯者是一位法學家，一些法國名詞都掐得很好，但在歷史問題這里犯了個錯誤，他以為王政也就是帝政。這一寫，有些思想完全攪亂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差別多大啊？所以，專業(yè)知識要有，一般知識也要有。”
　　對于哲學本身，何兆武心里也有一個“小問號”：“現(xiàn)在，我們總把哲學，劃歸人文科學，我覺得這一點值得商榷。中國的傳統(tǒng)，特別重視倫理道德，‘君子’、‘修養(yǎng)’……個人修養(yǎng)的問題，可以作為哲學的內容，但哲學主要的不是這個，得講出一個道道，一個原理來。近代真正的哲學家，基本上都是自然科學出身的，而不是文科出身的�！�
　　
　　《上學記》改好錯再送人
　　
　　提起《上學記》，何兆武打趣道自己還是“不務正業(yè)”：“原本沒想寫這本書�！睍�皮上顯示，他只是口述者，“撰寫，文靖”。“以前清華的研究生，畢業(yè)后去三聯(lián)做了編輯，來跟我聊過去的事情，本來就是談天兒。談了天以后，憑借記憶，文靖寫兩篇文，后來發(fā)表了。之后，他說，不如多談兩三次，干脆出一本書。后來沒事就聊天�！北臼且粯丁安毁M自己什么勁兒”，又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兆武沒想到會有很多人喜歡。只是每每送人，總得“改了錯才敢送人”，現(xiàn)在他還念叨，“改不勝改�！睍�里寫“解放以后”，其實是“勝利以后”。“1945年日本投降，叫‘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才叫‘解放以后’。”
　　那段歷史，何兆武自稱啥也沒說。從前連日記都不寫，倒是現(xiàn)在寫了�！皬那坝袕那暗脑�因，現(xiàn)在有現(xiàn)在的原因。這幾年腦子不管用，比如別人找我約稿，我得記下什么時候交什么稿子給誰。這些我忘了怎么行？至于以前,我是在汲取社科院歷史所顧頡剛的教訓。他啊，學清代漢學家的作風，每天日記非常詳盡，包括自己的思想、感情�！�運動’一抄家，哪一條都是‘罪狀’。”
　　
　　自言讀書不職業(yè)，最美好的讀書歲月只有兩度，那時的不少大師都沒學位
　　
　　在《上學記》中，何兆武如此談讀書：“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而且最好是沒有任何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彼麑τ浾哒f，自己讀書沒正經(jīng)讀，不是職業(yè)的，只是“票友式”的。“沒事兒就哼兩句，自由散漫慣了。跟有的人喜歡美食、有的喜歡炒股，沒什么兩樣，興趣不同而已。”
　　對何兆武而言，最美好的讀書歲月只有兩度，一次是從初二到高一三年，另一次就是 1939至1946年西南聯(lián)大的七年�！拔覀兡莻�時候，不過分注重學位，多看一個人的水平，看成績。從老師到學生，都是如此。像陳寅恪、梁漱溟、華羅庚……都沒有學位。包括錢鐘書。錢鐘書后來去美國，有沒有給他名譽學位我不知道，可原來他在英國那邊是沒有學位的。沈從文只念到小學，中學都沒念過，你有那水平就行了，你是大文學家�！�
　　言談間，說到當下研究生必須在核心刊物發(fā)表論文方可順利畢業(yè)，何兆武說：“真是沒有道理。作為學生，任務就是讀書，就是把書念好。有文章發(fā)表固然好，沒有必要一定要發(fā)表幾篇。結果有些學生就花個三千五千，到核心刊物買版面。拿到畢業(yè)證了，找到工作了，再把這部分錢給彌補回來。有點異想天開�！�
　　
　　幸福，是美好的希望；是“圣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
　　
　　年輕時的何兆武，看到17世紀法國的作家們，紛紛寫出“幸福論”、“愛情論”，讀到興致盎然處，也想自己寫上一本。老來提起，何兆武說：“那是年輕的想法，現(xiàn)在沒這個勇氣了�！边@時，他說起自己曾經(jīng)的譯作――美國歷史學家凱特?貝克爾的《18世紀哲學家的天真》。這本書描寫18世紀法國革命時，許多革命志士為推翻封建王朝、爭取民主自由而勵精圖治，許多革命者都上了斷頭臺――女革命家羅蘭夫人便是其中之一。“凱特?貝克爾說，如果羅蘭夫人知道，她所追求的那個理想，后來落實到現(xiàn)實層面上，就是二十世紀法國的‘第三共和’，從1870到1940年，一段充斥著貪污腐敗、派系斗爭的非常骯臟的歷史，當年羅蘭夫人上斷頭臺的時候，就沒有那個勇氣了。我非常欣賞這句話。年輕時候太浪漫了，有一個美好的理想，其實遠遠沒那么簡單�！�
　　何兆武說，“我想，年輕人都是這樣吧。把理想當作真實�；蛘咭詾槔硐刖驼娴氖强梢詫崿F(xiàn)的。這一點倒是非常唯物的。畢竟生活是非�，F(xiàn)實的東西，并不都是跟著理想走的。”但是，“人，總歸要有美好的希望，這是幸福的要義�！彼麑π腋５亩�義，是“圣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的考問與揚棄，而不是簡單的信仰”。
　　
　　缺席清華給自己舉辦的祝壽會，因為“我不贊成，不適合”
　　
　　2001年，清華試圖為何兆武舉辦一個八十大壽慶祝會，請了些人來座談，被邀者全是他的熟人，但是他一直婉拒。別人當他謙讓，祝壽會如期舉行。只是沒想到，座談當天，學生彭剛去接他，他家門上卻是一把鎖，“主角”缺席。當記者問起，他說“那太那個什么了。人貴有自知之明，你應該了解自己。一個人如果有成績，可以這么做。但我平凡至極的，你也這么來，我不贊成，不合適�！�
　　何兆武說自己有很多的缺點，譬如，“我說了很多假話�！痹诤幽闲抨枴案尚！逼陂g，每天早上讀毛主席語錄，背林彪寫的語錄前言�！白Ｃ�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統(tǒng)帥永遠健康，我是不信的，我相信人都是會死的。我知道這很荒唐，但每天早上舉著‘紅寶書’和大家一起念。在那種年代，你不荒唐就活不下去。赫魯曉夫曾有一個說法――‘健全的理智和常識’，我覺得這一點是永遠必要的�！�
　　年輕時，何兆武喜歡魯迅�！暗浆F(xiàn)在，雖然不看了,但還是欣賞。他非常勇于正視這個民族的劣根性。魯迅也正視自己的缺點，譬如，他說自己急躁等等。我覺得一個民族難免有缺點和弱點，你不正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勇敢。大到一個民族，小到一個人．往往容易只講光榮跟偉大的一面，這不是好的態(tài)度。人應該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不要覺得自己了不起，沒什么了不起的�！�
　　
　　有一個問題，到現(xiàn)在都沒有答案，一直想請教倫理學家
　　
　　“北大歷史系，有個老前輩，叫做鄧廣銘，他九十多歲死了。我在報上看到一篇他學生寫的悼念文章。“文革”以后，鄧廣銘說自己沒受過什么大罪，因為他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老實說，那個時代，都受罪的。這讓我想起倫理學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其實是“很根本的一個問題”：“一個人應該真誠，應該正直。但在什么條件之下，你可以懦弱？可以屈服？黑夜里路上碰到打劫的，這時候拼死斗爭，當然是了不起的勇氣，但交出錢包，也未嘗不是明智之舉。何必為了這點錢舍命呢？那種狀態(tài)，說真話，會讓人受到更多折磨。我弄不清楚，倫理學上碰到這種具體的問題，應該怎么講？你要那么想，好像也很泄氣，壓力一來，什么假話你都可以說，什么謠都可以造。這個社會沒有一點正義了。皇帝的新裝吧，你硬要說他沒穿新裝，而因此要自己的命，好像也犯不上。一個人應該正直，但要考慮正直的效果。這種兩難的局面，是倫理學上一個大的問題。我到現(xiàn)在都沒有答案。一直想請教倫理學家，讓他們給我一個答案�！�
　　 （1月29日《北京青年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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