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在美蘇爭霸的冷戰(zhàn)格局中，新中國試圖積極開辟“中間地帶”(“中間地帶”來源于1946年毛澤東接受斯特朗采訪時的論述：美國和蘇聯(lián)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參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9頁)，爭取西歐、日本和亞非拉國家的支持。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通過一系列對外宣傳活動，新中國向“中間地帶”國家表達了“和平共處”的原則與態(tài)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國的國際封鎖，也稀釋了中國對于蘇聯(lián)的過度依賴。
　　
　　黃華：中方的新聞稿被一搶而光
　　
　　1954年4月，新中國作為五大國之一，參加了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會議，與英美法蘇等國共同商討朝鮮問題和越南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大國身份躍上國際舞臺。新中國抓住這次絕佳的對外宣傳機遇，促進了與西方各國的聯(lián)系和交往。
　　長達3個多月的日內瓦會議，被新中國看作是外交與外宣工作的一次大閱兵，實力強大的代表團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擔任團長，副團長則包括外交部的三位副部長――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代表團下設7個小組，除了喬冠華領銜的朝鮮問題組、陳家康領銜的越南問題組以外，新聞宣傳組的實力非常強大――黃華擔任組長，外交部情報司司長龔澎和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分別擔任副組長，另有熊向暉等近20位成員。
　　除了政府代表團，新中國還派出了單獨的中國記者團，吳冷西兼任記者團團長。副團長吳文燾是新華社英文廣播的創(chuàng)辦者之一。此外，還有負責英語外宣的沈建圖――他是新加坡歸僑，也是日內瓦會議中唯一能用英文直接寫稿并播發(fā)的中國記者；負責法語外宣的李風白――他長期在法國生活，夫人也是法國人；負責俄語外宣的蘇河清――他是革命烈士蘇兆征的兒子，從小在蘇聯(lián)長大，并曾就讀于莫斯科電影大學攝影系。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在國際場合進行直接外宣的“處女秀”，很多成員都是第一次參加如此重大的國際活動，難免表現(xiàn)得緊張和青澀。日內瓦會議吸引了近2000名各國記者，對于他們而言，中國代表團的衣食住行與言談舉止，都是了解與認識新中國的重要窗口。據時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的王炳南回憶，代表團的第一次亮相差點鬧出了國際玩笑：
　　說來非常有意思，在考慮置裝問題時，我認為中國代表團成員的服裝要莊重、嚴肅，就選擇了一種黑色面料，為每個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裝。后來，當我們穿著這套服裝出現(xiàn)在日內瓦大街上時，只見路人都恭敬地立定，向我們脫帽致敬。以后我們才知道，在瑞士牧師是穿黑衣服的，很多人誤認為我們是傳教的牧師。這是件小事，卻也說明我們初次走向國際，有多少東西要學。
　　周恩來非常重視此次去日內瓦的對外宣傳。在他的安排下，擔任代表團發(fā)言人的黃華、龔澎和吳冷西，動身出國前還專門召開了內部的模擬記者招待會，由國內的同事們扮成外國記者，向發(fā)言人提出種種刁鉆的問題。據參加模擬發(fā)布會的王炳南回憶，整個場面熱氣騰騰、令人感動。
　　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表現(xiàn)得極為傲慢，中美之間的政治較量成為各國記者矚目的焦點。1954年4月28日，中國代表團舉行了第一次記者招待會，300多名記者擠滿了會議廳；而據新華社記者楊翊回憶，在附近房間舉行的美國記者招待會，只有區(qū)區(qū)40名記者參加。據代表團發(fā)言人黃華回憶：
　　在當晚8時舉行的第二次記者招待會上，我對杜勒斯的發(fā)言進行了評論。本來沒有安排正式提問，但我剛講完，記者們便紛紛擁上來提問。我有選擇地做了回答。在這次招待會上我們還向記者們散發(fā)了周總理發(fā)言稿全文，帶到會場去的五十多份發(fā)言稿被一搶而光，于是我們又向日內瓦的媒體中心“記者之家”咨詢處補送去了幾十份，后來聽說還是不夠，我們又送去了一批。
　　
　　周恩來：請你欣賞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日內瓦會議召開期間，電影亦是中國代表團對外宣傳的有效工具。借助各國人士云集的機會，代表團接連組織了多場電影招待會。第一場放映的是彩色紀錄片《1952年國慶節(jié)》，到場的300多位記者無一提前退席。國外記者普遍反映良好，僅有個別懷有偏見的人提出，片中有國慶閱兵的鏡頭，說明“中國在搞軍國主義”。
　　周恩來聽到“軍國主義”的議論后說：即便是個別看法，也值得注意，再給他們看一部《梁山伯與祝英臺》。于是，中國代表團向國外記者們發(fā)出了新的請柬，上面寫有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據黃華回憶，這場電影征服了許多西方記者，不少女性記者甚至哭得稀里嘩啦：
　　由于場地不大，只發(fā)了250張請柬，結果劇場的座位全都坐滿，晚來的只好站著，連未被邀請的美國記者也前來觀看。放映過程中，有的記者竟感動得頻頻拭淚。后來，我們駐瑞士使館在日內瓦圣彼得廣場劇院又放映了一場《梁�！�，招待日內瓦州的官員、名流和與我建交國的使館人員，四百多個座位的劇場仍然爆滿。
　　一部故事片有時比一百段干枯的文字更有力量。據黃華回憶，看過《梁�！泛螅�一個美國記者突然悟出一個道理：中國現(xiàn)在不要戰(zhàn)爭，要工業(yè)化。不久，《梁�！返拇竺�不脛而走，傳到了旅居瑞士的電影大師查理?卓別林耳中。
　　今天被人們漸漸熟悉的“公共關系”與“公共外交”，周恩來當年早已經運用自如。很快，他指示黃華，組織記者前去采訪卓別林，并邀請卓別林夫婦到中國代表團做客。據當時安排晚宴的王炳南回憶：
　　宴請卓別林時，大家談得非常熱鬧，卓別林還為我們表演了一些獨特、滑稽的走路動作，引得大家不斷地哄堂大笑。他非常稱贊中國菜，特別喜歡茅臺酒，他說，他喜歡這樣的烈性酒，因為這是真正男子漢喝的酒。臨走時，總理特地送了他一瓶。
　　
　　李莊：組織對立的實力政策不得人心
　　
　　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無疑企圖主導會議的進程和走向，據原新華社副總編輯楊翊回憶，當年他作為采編人員在日內瓦會議報到注冊時，競發(fā)現(xiàn)美國人將各國代表與記者的資料全部收走，以備“參考”：
　　我在記者團的身份是記者兼秘書，別的記者已先辦了，我因晚到，只得單獨補辦。當我去到萬國宮會議秘書處時，年輕的辦證小姐接待了我，檢驗證明后，向我索取四張照片。我問她為何要這許多?她率直地說，證件需要用兩張，另兩張送給美國駐日內瓦總領事館。我感謝她的坦誠，也驚訝于美國人氣焰的囂張，居然把中國代表團與記者團人員的資料裝入了他們的檔案袋。
　　美國意欲控制日內瓦會議，主導朝鮮與越南局勢，這使其與英法兩國產生分歧，也成為新中國對外宣傳的重要契機。代表團成員利用一切機會，與英國和法國的官員及記者結交朋友，周恩來亦經常在代表團駐地宴請各國賓朋。英國副首相艾登、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都曾是周恩來的座上賓。
　　正是在日內瓦會議上，英國與中國正式達成了互派外交代辦的協(xié)議，兩國建立了“半建交”的外交關系；法國亦接受中國提議，在印度支那實現(xiàn)了軍事�；�。由此，日內瓦會議成功突破了美蘇冷戰(zhàn)格局中的軍事對立氛圍，誠如時任中國記者團副團長的人民日報社原總編輯李莊所總結的：
　　日內瓦會議達成印度支那問題協(xié)議，再一次證明世界上贊成和平共處的國家越來越多，任何制造分裂、組織對立的軍事集團的實力政策都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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