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沈蘇儒　賈宗誼　錢雨潤 　　 　　“我愛中國，愛中國人民，中國就是我的家，是這種愛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國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报D―愛潑斯坦 　　剛剛度過90歲生日的愛潑斯坦――中國人民尊敬和熱愛的老朋友離開了我們。
　　去年4月，本刊推出了一組重點話題《致意，與我們共同走過的外國朋友們!》，讓讀者認識了幾位與中國人民一道，為建設新中國作出貢獻的外國朋友。同期，開始對愛潑斯坦先生的回憶錄《見證中國》進行連載，受到了業(yè)內讀者的關注。
　　我們現(xiàn)將《見證中國》一書中最為精彩的新中國建設章節(jié)分兩次奉上，以滿足讀者的強烈閱讀愿望。
　　
　　回歸：一個煥然一新的中國
　　
　　我們從波蘭的格丁尼亞海港出發(fā)，航行了49天才到達我曾在那里長大的中國港口城市天津。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貨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種新型的顧客――穿著工作服的工人和農民。在過去，像他們這樣穿著的人，店員非但不予理睬，而且還會把他們推出大門。從前外國租界的行政大樓――一座用來嚇唬中國人的龐然大物，現(xiàn)在被中國政府收歸國有。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時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依然存在，但已派做新的用場。過去，大著膽子進入這些住宅區(qū)的中國人，心里總會產生一種像是個闖入者的感覺�，F(xiàn)在這些街道的氣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樣，不是讓人想起屈辱的過去和畏視眼前的困難，而是洋溢著對今天勝利的喜悅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
　　當時，新中國不僅要醫(yī)治舊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還要應付朝鮮戰(zhàn)爭，然而她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數(shù)字式的通貨膨脹。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確是事實。政府的經濟措施是經過縝密考慮的，包括國家掌握足以保證市場供應的糧食和棉布儲備來保持幣值。政府的指導思想是保障全體勞動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眾的擁護。如果不是這樣，那么不管經濟措施如何精明，都不可能取得這樣好的效果。
　　現(xiàn)在再回顧一下我們回到中國后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我們是應宋慶齡的邀請從美國返回中國的。當我們在北京站走下火車時，前來迎接的人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蒼勁有力的筆跡：“歡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親切、及時，使我們感到無比的溫暖。
　　現(xiàn)在她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請我們協(xié)助創(chuàng)辦一份英文雜志，她給它命名為“ChinaReconstructs”(《中國建設》)。宋慶齡委托我們的一位老朋友、著名學者陳翰笙博士負責籌辦工作。陳不久就帶我們去見她和周恩來總理、周的夫人鄧穎超。我們同他們不僅討論了有關這本雜志的計劃，還談論了在國外的老朋友的情況，包括他們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諾。那時正是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橫行的時代，他們對斯諾的處境深表關切。
　　在這些早期歲月里，我們跟新中國對外宣傳戰(zhàn)線上的同事們一道工作、學習和娛樂，不論級別和年齡，彼此親密無間。為了趕急稿，我們常常一起度過于許多個緊張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時才暫時放下手里的工作。在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國的革命氣氛，就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平民世界”。
　　我們的娛樂生活也跟大家一樣。冬天，我們跟同事們擠上一輛卡車，到紫禁城外的護城河去滑冰；夏天，我們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間的簡單運動，工間休息時在辦公樓區(qū)就能進行。我們集體觀看免費的電影和演出。我們在本單位舉辦歌舞晚會。我們根據(jù)自己的能力，為支援抗美援朝運動捐獻現(xiàn)金和實物。
　　前面談了我們和中國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同之處，但也還存在著一些細微的差異。
　　在北京的早期歲月里，我仍穿著在美國穿的衣服，系著領帶，而我的中國同事則清一色地穿著藍色棉中山裝，這是一種外表上沒有地位或財富標志的制服，人們穿著它常常感到驕傲，認為這是同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為他們服務的象征。此外，它很方便――剪裁得寬松，不管你怎樣活動都很舒適；四個上衣口袋足以裝下你要隨身攜帶的東西；穿著它什么場合都合適――出席晚會或觀看演出也不必換衣服，而且耐磨耐洗。就拿我來說，我巴不得盡快換穿中山裝。
　　最重要的是，艱苦樸素已經真正變成人們樂意接受的價值觀念。邱茉莉和我后來領養(yǎng)的幾個中國孩子都不喜歡穿新買的衣服。有一次，我們給我們的小男孩買了一條新褲子，他卻說：“你們不能給它縫上一兩塊補丁嗎?這褲子看上去不夠艱苦樸素。”
　　伙食費相當充足，飯菜也做得不錯。主要負責干部的伙食花樣多一些，對此誰都沒有意見。但當他們從公共食堂轉移到用屏風分隔的小飯廳后，批評就出現(xiàn)了――他們是否太脫離群眾了?只管自己說話而不跟大家談談心?談公事在辦公室里照樣可以談嘛，為什么要單獨吃飯，不跟群眾隨便交換意見呢?
　　在對外關系方面，中國的立場是很鮮明的。它跟西方“大國”政府沒有正常的外交接觸，因為后者不承認這個新生的國家。但人民之間的友誼生動地體現(xiàn)在1952年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大會”上。出席大會的有來自幾十個國家的代表。我以記者的身份參加了會議。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起，中國就跟蘇聯(lián)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系。之后不久，又跟新獨立的印度及北歐一些中立國家很快建立了正常關系。
　　十幾年后，中國跟戴高樂領導的法國交換了大使。只有美國，在中國革命勝利后23年，即1972年尼克松訪問北京時，才承認了這一現(xiàn)實，并于1979年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系，這已整整過去了30年。在等待中，輸家是華盛頓，而不是北京。
　　隨著日本法西斯的戰(zhàn)敗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新關系也開始了。
　　總之，新中國的精力正在日益顯現(xiàn)，盡管在重建和復興過程中面臨著困難，盡管西方――特別是美國――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國作為一個實體已經不復存在、已經變成蘇聯(lián)的領地和工具。然而，即使在解放初期的中國，沒有任何東西能掩蓋世人的耳目，人們都能看到新中國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光明前景――這是一種激發(fā)人類歷史上所有偉大革命的激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英國詩人華茲華斯年輕時曾熱情謳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他寫這“這是天堂，沐浴著朝氣和曙光；青春、美麗的樂園�！睂τ诖蠖鄶�(shù)中國人以及他們在許多國家的朋友來說，1949～1956年這段時期，大體上就是如此�？傊�，這一階段無疑是一個樂觀主義的時期。
　　具有明顯象征意義的是，1952年在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建成了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把該省的主要經濟中心重慶跟省會成都連接了起來。同時，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上，長江上從來不曾有過一座橋梁，雖然美國工程公司曾為舊中國政府繪制過藍圖。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在蘇聯(lián)的技 術援助下，中國才成功地建成了長江上的第一座大橋――武漢長江大橋。在建設過程中，我曾爬上還未全部合攏的鋼架，對它進行現(xiàn)場采訪。1957年，邱茉莉參加了盛大的鐵路橋和公路橋通車典禮。
　　在這段早期歲月里，中國只能從蘇聯(liá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東歐集團得到外援。這些援助包括興建156項大型工業(yè)項目，它們幾乎都是舊中國時期完全空白的部門。這為建立一個完整的現(xiàn)代化國家工業(yè)體系奠定了初步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新中國宣布“15年內超過英國”的目標，主要指鋼的總產量而言。
　　在社會改革方面，第一階段的關鍵進程是完成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了幾億中國農民耕種；不僅分給了男子，也分給了過去從來無權擁有自己的土地的婦女。與此同時，在家庭關系方面，頒布了《婚姻法》，從法律上確立了男女基本平等。在總的經濟領域，土改為逐步向農業(yè)合作化過渡奠定了基礎，也確保在以后逐步實現(xiàn)城市工業(yè)國有化的過程中，贏得了占當時全國人口90％的農民的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賴以贏得內戰(zhàn)的“農村包圍城市”戰(zhàn)略的最新發(fā)展。走完了這一步，城市及其工廠將成為中國工業(yè)發(fā)展的火車頭。
　　就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發(fā)生重大變革的同時，在文化領域里也開展了多次群眾運動。1951年，發(fā)動了對一部廣泛放映并深受好評的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三年以后，開展了一場對偉大的18世紀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的討論。
　　這些發(fā)生在文化領域里的事情，邱茉莉和我都能理解、支持和參加的反腐敗運動不同，我們沒有予以密切關注和參與。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我們都不能流利地講、讀中文，不能理解所有有關的文章和論點。但是我們對這些指控深信不疑，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舊中國、創(chuàng)建了新中國，所以黨怎么說我們都接受。
　　我們返回中國的時候，朝鮮戰(zhàn)爭正打得熱火朝天，后來又持續(xù)打了兩年。
　　在朝鮮戰(zhàn)爭中，以志愿軍名義參戰(zhàn)的中國軍隊發(fā)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把美國軍隊推回到三八線以南，這無疑是繼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后又一個恢復中國人民自尊的最偉大的勝利。
　　1953年7月27日，我以記者身份來到板門店，采訪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的簽字儀式。美國代表在沒有戰(zhàn)勝的情況下在�；饏f(xié)定上簽字，這在美國歷史上是惟一的一次。我以美國進步刊物《國民衛(wèi)報》記者的身份參加了記者團。
　　在那場戰(zhàn)爭中，美國方面在宣傳戰(zhàn)線上也遭到了慘敗，因為新聞官員們向記者發(fā)布假消息或實行新聞封鎖，而中朝方面卻及時提供被證明是準確的事實。這主要應歸功于兩位特派戰(zhàn)地記者：倫敦《工人日報》的英國人艾倫?溫寧頓和英國《每日快報》的澳大利亞人威爾弗雷德?貝卻敵。他們常常冒著戰(zhàn)火，到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才確立的停戰(zhàn)區(qū)內的“中立地帶”，與敵方陣營的記者接觸，逐步贏得了后者的尊敬。開始對方不大愿意跟他們交往，后來相互成了私交甚篤的朋友。中國記者從未提供過假消息，連垂頭喪氣的美國發(fā)言人最終也不得不承認這些都是真實的，是未加掩飾的事實。
　　這不能不說是戰(zhàn)爭新聞史上的一種罕見的藝術。
　　譯／錢雨潤
　　
　　四訪西藏
　　
　　我在1955年、1965年、1976年和1985年四次訪問西藏，每次相隔十年，每次訪問的時間持續(xù)三四個月。在新中國我看到的所有變化中，“世界屋脊”上的變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從農奴制和奴隸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
　　按照我參觀訪問的順序，下面是給我深刻印象的一些變化：首先是西藏同全中國的交通聯(lián)系。
　　1955年，我第一次從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前往拉薩，乘坐吉普車和卡車，顛簸了12天才到達目的地。這條剛剛通車一年、長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經很不平整，顛得我骨頭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時而爬上海拔5000米高的陡峭山口，時而進入深深的峽谷――這是中國和整個亞洲幾條大河的發(fā)祥地：金沙江是長江的源頭，瀾滄江到了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變成了湄公河，雅魯藏布江流到印度則成為布拉馬普特拉河。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國的民航班機。從成都到拉薩，用了兩個半小時。這條航線的氣候條件十分惡劣，變化無常，所以試飛最初是由空軍的老資格飛行員進行的。
　　到1976年我第三次訪問西藏時，已經有兩條正規(guī)航線了，一條以成都為起點，另一條以甘肅省的蘭州為起點。我們來去乘坐的是兩條不同的航線。
　　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時候，已經可以從北京直接飛往拉薩了。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也可以直飛拉薩，這是拉薩的第一條國際航線。我頭兩次訪問西藏還是稀客，因為幾十年來甚至幾百年來訪問西藏的外國游客是很少的�，F(xiàn)在，來自國外的旅游者從數(shù)以百計不斷增加到數(shù)以萬計。他們都是乘坐世界級的巨型客機來的。
　　在西藏境內旅游，仍然是靠陸路。在老西藏，連大車道都沒有，更不用說汽車路了。惟一有輪子的東西是祈禱用的、制作精美的銅輪車，它是用手轉動的，或者用流速較快的河水沖動的。車上有許多經文，每轉動一次，便等于是為朝拜者提供背誦許多經文的記錄。在以后的年代里，建設了幾條大型公路，三條通向中國各地，一條通向加德滿都。路面、路基和通過能力都不斷改善。在西藏境內，幾乎所有的縣都已有公路相連。
　　運貨汽車結伴而行，每個車隊有幾十輛卡車，它們在“世界屋脊”上吃力地爬行著。汽車的發(fā)動機還不如人的心臟和肺，連四五千米的高度都不能適應。但是，西藏的研究機構不僅在為人類研究一種適應高原條件的藥物，而且也在設法使發(fā)動機在世界缺氧的屋脊上能夠“比較暢快地呼吸”。
　　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自治區(qū)的援助一直是多方面的。西藏的行政開支大部分是由國庫撥款的。西藏的稅收只占全國內地省份總額的很小一部分。中央政府對遠距離援藏物資進行補貼，使其在西藏的價格同原產地的價格持平。內地到西藏進行科研的人員和西藏到中國內地各大專院校學習的學生，他們的費用都是由中央政府負擔的。給西藏的大部分工業(yè)設備是無償調撥的，農業(yè)機械則是低價供應的。但是，西藏農牧民生產的產品收購價格則比其他地區(qū)的同樣產品提高好幾倍。
　　我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首次訪問拉薩時，西藏仍然是中世紀的景象，生活在尖銳的矛盾中。新中國的五星紅旗已經在拉薩上空飄揚。新修建的幾條公路在拉薩匯合。第一個現(xiàn)代化醫(yī)院和第一座世俗小學已經建立。
　　1955年10月1日，在布達拉宮前面的廣場上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周年的慶典上，我看到了這方面的一個極其明顯的例子。廣場上掛著毛澤東主席的巨幅畫像，兩旁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畫像。他們兩人都 曾保證遵守1951年協(xié)議。我請求他們在我的請?zhí)�上簽字，首先遞給班禪喇嘛�！拔沂沁_賴喇嘛，”達賴喇嘛從我手中搶過去，第一個簽字。就是在這樣一件小事上，他都要占上風。
　　1951年，我會見過許多西藏人，并同他們交談過。他們現(xiàn)在大多成了西藏的領導干部。他們原先處于社會的最底層，沒有任何人權可言�？梢赃@么說，西藏的干部分為三代。
　　第一代是西藏人中最早接觸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人。當20世紀30年代中期，紅軍長征經過有大批西藏人居住的省份時，他們參加了紅軍。他們在部隊里受到了教育，參加了抗日和解放戰(zhàn)爭。1949年革命勝利以后，他們參加了政府的工作，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政府的工作。
　　第二代藏族干部是在人民解放軍20世紀50年代初期進駐西藏時成長起來的。他們的社會成分和參加革命的動機同第一代藏族干部很相似，不過，他們的人數(shù)要多得多。
　　第三代藏族干部是在1959年農奴主的叛亂被鎮(zhèn)壓以后成長起來的。
　　鄉(xiāng)鎮(zhèn)級以上的藏族干部在20世紀80年代初達到36000人，占干部總數(shù)的60％以上。在西藏地區(qū)的合格醫(yī)務人員中，一半以上是藏族人。在西藏地區(qū)6000所小學的教師中，大約90％是藏族人，在1370名中學教師中，1／3以上是藏族人；在各類技術人員中，這個比例正在不斷上升。20世紀90年代，在這些類型的人才中，藏族人所占的比例進一步上升。
　　1965年我第二次訪問時，看到的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新拉薩。布達拉宮仍然雄偉地屹立在那里，燦爛輝煌。在拉薩，建成了許多新的、有著藏族風格的建筑物，如自治區(qū)政府大樓、擁有1200個座位的人民文化宮。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戲院和劇院。在這些文化設施里，坐滿了不久以前還住在牲畜棚里的男男女女。附近，有一家國營百貨公司，里面擺著各色商品，從針頭線腦到晶體管收音機、縫紉機和自行車，應有盡有。
　　拉薩現(xiàn)在已有幾公里長的新的柏油馬路，兩旁有電燈照明，地下鋪設了排水管道。航空站也是嶄新的。還有一個長途汽車站，人們可以坐上在濟南和上海專門為高原生產的、帶有暖氣和氧氣設備的公共汽車去旅游了。
　　根據(jù)向我們提供的數(shù)字，自從解放以來，特別是自從民主改革以來，拉薩修建的住宅、工廠、學校、醫(yī)院和戲院的總面積為這個城市建城1300年以來建筑總面積的十倍之多。在民主改革以前的拉薩，只有達賴喇嘛和少數(shù)貴族住所有電，而且還很不穩(wěn)定。到1965年，即民主改革六年以后，這個城市十分之九的家庭有了電燈，有些家庭還用電做飯。1976年，當我第三次訪問的時候，西藏有了幾個中型水電站，供城市使用。
　　西藏豐富的古代語言也是如此。在舊西藏，95％的人是文盲。今天，學齡兒童用自己的語言學習讀和寫。法律規(guī)定，公告之類的東西必須是雙語的，藏語在前，漢語在后。西藏地區(qū)社會科學院成立以后。西藏的第一所大學也問世了。西藏擁有豐富的文獻資料，還有許多文化寶藏有待開發(fā)。西藏本土本來應是世界藏學研究的中心，但過去多少年來，藏學研究卻主要是在外國的學術界中進行的。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把那些過去運往國外的珍本典籍的原件或影印件，物歸原主，還給西藏。
　　這并不是說，不鼓勵藏族人學習中國多數(shù)民族使用的語言――漢語，因為他們若不懂漢語，就無法同中國的其他民族自由地溝通、交流，無法到內地各省份接受更好的普通教育和專門教育。除漢語外，現(xiàn)在西藏的中學和大學還增加了英語課程，使他們有了一個進行國際交流的渠道。
　　1985年，我已經看到人們開始使用藏語電腦�，F(xiàn)在，藏語電腦使用得更加廣泛了。
　　譯／賈宗誼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很晚才聽說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消息。
　　我當時的主導思想是，“當歷史的火車頭急轉彎時”，不要讓自己從革命的列車上掉下來；也不要像毛澤東所用的中國式比喻中所說，像一個小腳老太太走路，遠遠落在英勇前鋒的后面。
　　在這方面，美國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陽早所寫的一張大字報對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們這張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是：
　　呼吁有關領導接納具有革命思想的在華外籍工作人員參加這場運動
　　我是公開積極響應這張大字報的第一個“外國專家”，后來別人也紛紛響應。1966年9月8日毛澤東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給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等人：
　　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樣做。如何請酌定。
　　為了傳達和執(zhí)行這一批示，外交部長陳毅元帥把寒春、陽早和我們幾個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談話。他強調參加運動必須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壓力。
　　于是我們成立了一個紅衛(wèi)兵類型的外國人組織，取名為“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
　　在開始的時候，我以為所有“紅衛(wèi)兵”組織都一樣是革命的、動機純正的，有點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紅衛(wèi)兵”組織請我去參加它們的集會或在會上講話，希望借此顯示國際上是同情中國這場革命的。對于這樣的邀請，絕大多數(shù)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過20次演講。
　　在“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有一段時期我是實際上的“頭頭”，領導小組成員除我之外還有智利、比利時和斯里蘭卡籍的外國專家。
　　不久，所有外國人都不許同“文化大革命”沾邊，有少數(shù)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兩條，一條是伙同他人，陰謀篡奪對外宣傳的領導權，另一條是充當國際間諜。邱茉莉也被懷疑是國際間諜。但始終對我們沒有正式的起訴，也沒有正式的審訊。
　　譯／沈蘇儒
　　
　　注：本書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定價：48．00元
　　聯(lián)系電話：010-68998733
　　責編：朱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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