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txt篇一：歷史的起源和目標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德〕卡爾·雅斯貝斯著

魏楚雄 俞新天 譯

目錄

譯者序

序言

第一篇世界歷史

緒論 世界歷史的結構····································〔3)

第一章 軸心期····································(7)

一、軸心期之特征···································(8)

二、自軸心期以來的世界歷史結構···································(I3)

三、對軸心期論點的查審···································(15 )

第二章 世界歷史綱要···································(3。)

第三章 史前····································(36)

一、歷史和史前····································(36)

二、我們對史前的看法···································(39 )

三、史前的時間綱要···································(42)

四、史前發(fā)生了什么?···································(44)

五、史前之全貌··································· ( 51)

六、所有的人都是一個整體的構成部份嗎?···························(52 )

第四章 古代歷史文明···································( 55)

一、概要····································(55 )

二、什么事件開創(chuàng)了歷史?····································(56 )

三、古代文明之間的相似性和多樣性····································(60 )

第五章 軸心期及其后果···································〔62)

一、軸心期前的世界歷史結構···································

二、軸心期后的世界歷史結構···································

三、印歐語系民族的重要性···································

四、西方歷史···································

第六章 西方的特殊性···································

第七章 東方和西方，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

第八章 世界歷史的又一綱要···································

第二篇 現(xiàn)在與未來

第一章本質更斷:科學和技術··································· 導 言···································

第一節(jié) 現(xiàn)代科學···································

第二節(jié) 現(xiàn)代技術···································

第二章 世界現(xiàn)狀···································

導 言

一、現(xiàn)狀之特征···································

二、什么造成了現(xiàn)狀?···································

三、總 結···································

第三章 未來···································

第一節(jié) 目標：自由···································

第二節(jié) 基本傾向···································

第三篇 歷史的意義

緒論 歷史觀的意義···································

第一章 歷史的界線···································

一、自然和歷史····································

二、遺傳和傳統(tǒng)···································

三、歷史和宇宙···································

第二章 歷史的基本結構···································

導 言

一、普遍與個別···································

二、歷史的變遷···································

第三章 歷史的統(tǒng)···································

導 言

一、表明統(tǒng)一之事實···································

二、通過內(nèi)涵和目標而達成的統(tǒng)一···································

三、為思考整體觀念而達成的統(tǒng)一··································· 總 結···································

第四章 我們現(xiàn)代的歷史意識···································

第五章 戰(zhàn)勝歷史···································

注 釋···································

雅斯貝斯的其它著作···································

譯者序

卡爾·雅斯貝斯于1883年生于德國奧登堡。最初，他在海德堡、慕尼黑學習法律，后轉學醫(yī)學，獲醫(yī)學博士學位，對臨床精神病學作出相當貢獻。在現(xiàn)象學派哲學家胡塞爾的影響下，他又從醫(yī)學轉向哲學，于1921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1932年，他發(fā)表了三卷本的《哲學》，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存在主義思想。自此，他與馬丁·海德格爾并列為德語世界存在主義哲學的兩個代表人物。在納粹統(tǒng)治時期，雅斯貝斯遭到迫害，被迫僑居瑞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才回國。后因著書認為德國對發(fā)動戰(zhàn)爭負有罪責而受到國內(nèi)壓力，又遷往瑞士，并加入瑞士籍。1969年，他溘然而逝，畢生著作，約三十余部。

雅斯貝斯的歷史代表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于1949年問世，1953年被譯

成英文。為了準確把握人類歷史的本質，深入探索人類發(fā)展的奧秘，西方不少思想家以其所處時代為下限，從文化形態(tài)的角度和哲學的高度，對自古以來的歷史現(xiàn)象進行了盡可能廣泛的理論概括。施本格勒提出了八個歷史的存在，湯因比歸納出二十多種文明，雅斯貝斯則在此書中向世界奉獻了他對歷史的獨特解釋——軸心期理論。

雅斯貝斯認為，人類發(fā)展已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是史前。那個時代是如此久遠漫長，以至人們永遠只能揣測而不能確知當時人的思想與狀況。在史前，由于語言的產(chǎn)生，工具的制造，火的應用，人第一次變成了人。從生物學上說，全世界各人種、各民族的人同屬一類，這種一致性是后來人認識歷史的基礎。

第二個是古代文明。三個最早的文明在地球上三個地區(qū)興起:先是埃及、蘇美爾、巴比倫、愛琴海，然后是前雅利安印度文化，接著是古代中國。這時已有了文字、高大的建筑和美妙的藝術品。由于管理河流灌溉，形成了國家組織。馬的使用改進了戰(zhàn)爭技術裝備，擴大了人的交往。更重要的是人的內(nèi)在變化，人類開始從非歷史走向歷史。然而，這一時期幾乎沒有精神運動。

第三個是軸心期。公元前800—200年發(fā)生的精神過程標志人類歷史正處于一個軸心時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在此歷史階段，在中國，誕生了孔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時代，所有的哲學派別，包括不可知論、唯物論、詭辯論、虛無主義等，都得到了發(fā)展，在伊朗，襖教提出了挑戰(zhàn)性的觀點，將世界視為善與惡的斗爭。巴勒斯坦出現(xiàn)了以利亞、以賽亞等先知，希臘涌現(xiàn)出荷馬、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賢人哲士。所有這一切幾乎是同時而相互隔絕地在中國、印度和西方產(chǎn)生。

第四個是科學技術時代。它從15世紀開始，經(jīng)過17世紀決定性的發(fā)展，到19世紀全面展開，把歐洲與世界其它地區(qū)，特別是亞洲完全分開，使歐洲成為世界的中心。人們今天感受到的是這一時代改造的結果。

在雅斯貝斯看來，上述四個時期的歷史意義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史前與古代文明可以說是間歇期，而軸心期是突破期，科技時代則是第二個間歇期。在軸心期，眾多的哲學家在世界上三個地區(qū)首次涌現(xiàn)，反映出人類意識的覺醒;當時，人體驗到了人世的恐怖和人對外部世界的束手無策。正因為看到自己能力的限度，人類才意識到自己作為整體的存在，才去追求更高的目標，才對歷史有了認識。人開始敢于依靠自己站立起來，在自己身上尋找根源，以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借此又超凌于自身與世界之上。軸心期產(chǎn)生了我們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種基本思想，創(chuàng)立了人類賴以不斷生存的世界宗教。從各種意義上看，人類進入統(tǒng)一的第一步完成了。

在此后人類歷史的每一次新飛躍前，人類都要回憶這一時期，從中獲得希望�；貞浐椭匦抡J識軸心期的做法或叫做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原動力。任何沒有獲得軸心期突破的民族;仍是“原始的”，繼續(xù)其沒有歷史的生活。生活在軸心期三個地區(qū)以外的民族，要么與之保持差距，要么與之有所接觸，被拖入歷史。例如，西方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東方的日本人、馬來人和暹羅人。

當然這一時期并沒有達到盡善盡美。在當時的條件下，哲學家靠個人游學傳道，間接地影響大家。杰出人物與蕓蕓眾生之間的鴻溝極大，絕大多數(shù)人跟不上圣賢的步伐。從全球來看，三大文明區(qū)域還只是孤立的三個點，因此這種統(tǒng)一只是在意識上和本質上的，而不是現(xiàn)實的、完全的一統(tǒng)一。這一時期也有破壞與下降，最初的自由后來變成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為了擺脫這種狀況，三個地區(qū)都建立了

強大的帝國(中國秦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和希臘羅馬帝國)，而軸心時期精神上的聯(lián)系仍在各地留存，一直受到尊崇，并影響了后來的學派和教育(儒家思想在漢朝的發(fā)展，阿育王時的佛教，奧古斯都時代希臘羅馬式的文化教育)。

相比而言，科技時代這第二間歇期與第一間歇期有著根本的不同。其一，在第二個間歇期，人們有了對前一個間歇期的歷史經(jīng)驗，其二，第一個間歇期內(nèi)，人類世界是分裂成幾個平行發(fā)展的地區(qū)，哪怕是在最大帝國內(nèi)發(fā)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對整體沒有決定性影響，這就有可能造成西方的特殊性，使它率先進入技術時代。而今后不可能再有中國、歐洲與美洲的界限，對局部是決定性的事件對整體必然也是決定性的。第二個間歇期有可能導致新的軸心期。

上述是雅斯貝斯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綱要性勾勒，通常簡稱之為“軸心期理論”。在西方，許多學者都知道軸心期一說，但并不十分清楚《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的完整的思想內(nèi)容。這說明雅斯貝斯作為一位存在主義哲學的開創(chuàng)大師，名聞遐邇，但作為一位歷史哲學家，其思想理論卻鮮為人知。其實，在軸心期一詞下，蘊藏著雅斯貝斯既豐富又系統(tǒng)的歷史哲學理論。

在第一部份的導言中，雅斯貝斯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想要在此書中解決的歷史哲學命題:歷史是什么?歷史來自何處?歷史通往何方?

關于第一個問題，他認為，歷史應該區(qū)分為自然(歷史)和(人類)歷史兩類。自然(歷史)是指過去在永恒的自然界中無意識地、反復發(fā)生的一切，人類無法知道它的起源與終點。自然(歷史)是體現(xiàn)“超然存在”的客觀存在�？陀^存在可以被人直接感覺，而超然存在則超越主觀之上。自然(歷史)不包含人類的精神因素，因此是無意義的永恒而非“正史”。(人類)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它是指一切因精神而獲得意義和連續(xù)的現(xiàn)象演變，是通過人類記憶和繼承同人類現(xiàn)在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的過去。一切連系和再現(xiàn)過去的手段與實物，包括文字、遺跡、出土文物、考古等等，廣義地講都是記憶。它們既是在某時的客觀發(fā)生，又是這發(fā)生事件的知覺和意識反映，是歷史事件和歷史認識的復合。(人類)歷史的一切基本內(nèi)容就是那些曾經(jīng)作為歷史的因素，并將繼續(xù)通過人類的記憶和意識而成為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的因素的東西。(人類)歷史既是體現(xiàn)超然存在的客觀存在，也是體現(xiàn)超然存在的主觀存在。它作為人類存在的實現(xiàn)是過渡性的，但可以通過自我意識同超然存在發(fā)生逆向聯(lián)系，通過繼承和記憶而成為在時間中的不斷持續(xù)，它是在現(xiàn)實中已不存在、但卻在時間中永恒的東西。同時，人類在反應和思維上的千差萬別，造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切發(fā)生事件具有獨特的、不可被其它事件取代的特點(在自然中則不然)。歷史認識不可能不摻雜任何感情色彩地等同于事實本身，它在客觀性方面不是無懈可擊的。歷史意識是隨歷史一起變化的、現(xiàn)實生活的一部份，歷史遺產(chǎn)總是通過現(xiàn)存意識而非歷史地呈現(xiàn)。總之，過去發(fā)生的一切只有通過意識的媒介才能與現(xiàn)在發(fā)生聯(lián)系，未進入人類意識的一切是非歷史的、無意義的。有些發(fā)生在過去的客觀事件，由于沒有跟意識和記憶建立聯(lián)系，它們就被排斥在歷史之外。如史前人類，只要現(xiàn)代人未能通過某種手段與發(fā)現(xiàn)和理解有關他們存在方式的信息，那就是失落的歷史。

關于第二個問題，即歷史的起源問題，答案實際上已包含在上述闡述中了。雅斯貝斯認為，人類在史前形成的過程包括生物進化和歷史演變。生物進化導致可遺傳的永久性的人體特征，歷史演變造就可被失傳、遺忘和毀滅的文化遺產(chǎn)。表面上看起來，人類的歷史演變是在人的生物進化達到頂點之后才發(fā)生的，事實上二者是不可分隔的。精神不是某種在一定時候外加到人類身上的獲得物，生物實體與精神實體共同組成人類生命的全部方式，構成人的特性。由于科學發(fā)展水平和

認識能力的限度，人類迄今還無法認識人的生物進化和歷史變質相互作用的方式，也無法確證人類究竟是單種系起源還是多種系起源，但這無關認識歷史起源的宏旨，因為人類因內(nèi)部的相互關系而造成的歷史運動的動因和根本因素，基本上不在于人的生物學結構，而在于他們能相互理解，都具有意識、思想和精神。 那么，既然人類具有這種一致性，為什么歷史發(fā)展會呈現(xiàn)出多樣性和不平衡呢?雅斯貝斯分析說，人從他存在的時刻起，就潛藏著無窮的認識能力，它是一種通往超然存在的無限可能性。這種天賦人性的首次萌動，便是人類歷史的肇端。此后，在各種相應的歷史條件下，天賦人性潛藏的各個部份會輪流蘇醒或沉睡，這就使各個人、各民族和各時代的發(fā)展與特征呈現(xiàn)出多樣化和不一致。在人類歷史這個舞臺上，深奧的人性所達到的高度與其說是它在現(xiàn)實中的發(fā)展，不如說是它自身潛在因素的逐步展現(xiàn)，這種潛在因素的實現(xiàn)程度就是歷史進步的程度。當歷史變遷運動減弱時，人類意識和時代觀念容易陷入習慣和昏睡，這時歷史就出現(xiàn)“停滯”;當歷史的變質運動進行到一定階段時，人性由于不同時代、不同選擇的作用而不同程度地顯現(xiàn)后，會全部展現(xiàn)而達成一致，這時歷史就會發(fā)生突破。盡管歷史的發(fā)展有高峰和深谷，一切時代的人類意識都可以在自身深處感受到那種神秘的“本原”，而最偉大的一切是激烈變遷中的現(xiàn)象，人類歷史變遷運動的深度造成人類歷史意識的最高清晰。變遷運動越劇烈，時代的危機感越強，一切非歷史本質的東西越趨于消失，獨一無二的歷史意識的特殊作用就越會真實有力地顯示出來，歷史就越有可能達到突破。這正如黑格爾所語:“智慧女神之貓頭鷹僅在黃昏才開始翱翔�！�

雅斯貝斯承認，(人類)歷史包含著非歷史的因素即物質基礎，永恒的宇宙間的一切是它的基本成份、材料和手段，但意識與非意識的界限把它從其它所有的現(xiàn)實存在，從自然(歷史)的領域決然劃開。(人類)歷史只存在于人和人的創(chuàng)造中，存在于其它一切與人發(fā)生聯(lián)系的事物中。自然(歷史)在人類誕生之前早就存在于無邊無際的宇宙之中了，但這是無歷史的空無。自從生命產(chǎn)生意識，(人類)歷史就從“無”的母體中走向“有”，從“無知”走向“有知”，這才是歷史的起源。 關于第三個問題，即歷史的目標是什么，答案則由對前兩個問題的闡述中引申而出。雅斯貝斯指出，歷史的最終目標是歷史的統(tǒng)一。(人類)歷史在軸心期產(chǎn)生突破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了人類走向整體的基本根源、重要因素和必然趨勢。自軸心期以來，歷史雖然一直處于第二個“間歇期”，但始終保持著朝整體化發(fā)展的趨勢。也許是來自同一起源的人類在早期階段是相互孤立隔絕的。馬匹、戰(zhàn)爭、帝國和宗教等大大擴展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和聯(lián)系。地理大發(fā)現(xiàn)將各大洲連成一片，使人類進入了真正的世界歷史。歐洲人的對外擴張溝通了世界經(jīng)濟文化渠道，建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網(wǎng)絡。飛速發(fā)展的科學技術以它強大的力量把人類緊緊地連接在一起，現(xiàn)代化交通和通訊手段把人類世界縮小為一個緊密的整體。歐洲在本世紀初開始失去世界中心地位后，世界仍在以各種方式向整體繼續(xù)邁進。這種新的一體化趨勢使歷史不僅將走向本質和意識的統(tǒng)一，而且將走向在現(xiàn)實統(tǒng)一基礎上的完全統(tǒng)一。雅斯貝斯認為，促成人類歷史統(tǒng)一的因素是很多的，如:(a)人類的構成。各種人、各民族的天性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人性永恒不變的基本構成是人類歷史統(tǒng)一的堅厚基礎。(b)科學的進步。知識和技術能力的進步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它把人類在對自然法則的理解中聯(lián)系、統(tǒng)一起來。(c)時空的統(tǒng)一。人類生活、在共同的自然界里和共同的時間內(nèi)，人類內(nèi)部在一體的地球表面不斷擴大的交往為歷史的統(tǒng)一提供了可能性。(a)特殊的統(tǒng)

一。那是按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大量規(guī)律形成的個別統(tǒng)一。它們間隔地產(chǎn)生，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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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統(tǒng)計標準的改變，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數(shù)字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億大關（1.4億），并相繼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億，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 這幾個年代和數(shù)字因此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國內(nèi)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態(tài)度帶有鮮明的階段性：“1978年前不敢議及人口過剩問題，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學者都認為清代的人口過剩已十分嚴重”（注：袁祖亮、延勝：《中國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80年代以后， 清代“人口膨脹”、“人口激增”、“人口飛躍”、“人口爆炸”、“人口奇跡”、“人口危機”等諸多駭人的名詞更不斷涌出，清代人口研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近些年來中國日趨明顯的人口壓力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憂患意識，反映到學術研究，就是很多學者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確實增長過快”（注：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不少論著中只要涉及清代人口問題，學者們便不加辨析地拿此前歷代的戶數(shù)和口數(shù)（數(shù)千萬）與清代相對真實的人口數(shù)（數(shù)億）作對照，以證明清代的“人口奇跡”。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又使人們不太重視人口史研究動態(tài)的發(fā)展，造成一段時期內(nèi)，研究清代人口發(fā)展的論文雖然很多，但“大多數(shù)論文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fā)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頁。）。 葛劍雄、李伯重等先生顯然已注意到這個誤區(qū)，在各自的論著中作了精辟分析或質疑（注：參見前引葛劍雄、李伯重著作。），惜由于內(nèi)容所限，均是點到為止，未作詳論。本文正是以此為出發(fā)點，通過對清代前中期人口基數(shù)及人口增長率的估計，重新厘清清代人口發(fā)展狀況，為更加客觀真實地認識清代中期的人口現(xiàn)象做出努力。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

清(來自:www.newchangjing.com 蒲公 英文 摘:歷史txt)初人口與明末人口基數(shù)直接相關。明末人口經(jīng)過西方學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統(tǒng)計數(shù)字5000—6000余萬的可靠性，學者們根據(jù)各自研究，推測出早在明代中晚期（萬歷年間，1600年左右），中國人口就已愈億，數(shù)字在1.2億—2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shù)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然而，由于明末農(nóng)民起義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數(shù)字再次成為一個無法科學計算的難題，引起了諸多估計與爭論。中國學者的估計略為保守，一度傾向于“以丁折口”的學者，分別將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為1∶4、1∶5、1∶6等，從而根據(jù)官方對“人丁”的統(tǒng)計數(shù)字1063萬（順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別推算出清初人口當為4000余萬、5000 余萬和6000余萬，這種推算法現(xiàn)已基本為學界否定。程賢敏先生根據(jù)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間的人口年均增長率逆推出順治八年的人口當為7000余萬（注：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據(jù)的基數(shù)仍是“人丁”數(shù)， 所以推測數(shù)字顯然偏低。高王凌認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國人口約有7000—8000萬，到1700年大約有9000萬至1 億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人口理論與實踐》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因早已認定清朝前期的丁數(shù)只是賦稅單位，不能代表人口數(shù)或成年男子數(shù)，所以對清初人口的估計相對樂觀，他們普遍認為，清初人口（17世紀中期至17世紀末，1650—1700 ）當在1億—1.5億之間（注：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

人口學原理及人口發(fā)展史已經(jīng)證明：人口發(fā)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長時期內(nèi)形成的人口增長速度及其基數(shù)，會持久地依慣性向前運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們?nèi)匀蝗菀走^高估計社會動亂或朝代鼎革之際所造成的人口損失。事實上，戰(zhàn)爭在某些地區(qū)對人口雖

然有較大力量的損傷，但同時在當?shù)睾推渌�地區(qū)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著減少了的人口。即使這種彌補不能使人口總量繼續(xù)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時間長度內(nèi)，不會出現(xiàn)驚人的倒退， 短期的損失能夠在一段時間內(nèi)得到恢復。

將時間從清初推后2個世紀， 從晚清到民國近一個世紀的動蕩社會可以幫助我們證明這一判斷。從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沖至清代最高值4.3億，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內(nèi)戰(zhàn)結束， 中國社會歷經(jīng)百年浩劫與滄桑：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和捻軍等部的起義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辛亥革命、軍閥混戰(zhàn)、八年抗日、三年內(nèi)戰(zhàn)??大的戰(zhàn)爭歷歷在目，小的戰(zhàn)爭不計其數(shù)，尤其是洋槍、洋炮等新式武器的運用大大加劇了戰(zhàn)爭中的殺傷率，若按人們以往的邏輯推斷，100年后的20世紀50 年代左右，中國人口應銳減至3億、2億甚至更少。幸虧近代經(jīng)常性的人口統(tǒng)計為我們保存了更接近歷史真實的寶貴資料。據(jù)內(nèi)務部的統(tǒng)計，1912年的中國人口為4.058億，排除統(tǒng)計數(shù)字中的隱漏、 不實因素， 可以說， 從1851年至1912年中國的人口總量至少沒有減少；從1912年至1949年，戰(zhàn)爭的頻率、波及面及武器裝備的現(xiàn)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強，葛劍雄先生對此有過簡要論述：“這期間大小戰(zhàn)爭不斷，如護國戰(zhàn)爭、北洋軍閥間的混戰(zhàn)、北伐戰(zhàn)爭、蔣桂戰(zhàn)爭、中原戰(zhàn)爭、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這些戰(zhàn)爭直接造成的傷亡就相當大，如在八年抗戰(zhàn)中中國的人員傷亡至少有2000萬；從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國民黨軍隊死傷171萬，解放軍方面死傷131萬，失蹤19萬，平民的損失尚無統(tǒng)計。至于戰(zhàn)爭對人口增長所造成的間接損失就更大�！睘暮κ嵌髿⑷丝诘牧硪粡埦奘�，這期間自然災害的殺傷亦不容忽視，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長江大水、1932年的華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財產(chǎn)的巨大損失。1931年長江大水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達12.89億元， 受災人口有253萬戶；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萬畝農(nóng)田被淹，1400 萬人無家可歸，湖北漢川縣29萬人中有22萬人死亡??”（注：葛劍雄：《中國人口發(fā)展史》第258—259頁。）。但就是這樣多災多難的37年，中

國人口依然在頑強增長，1949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人口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甚至直沖

5.4億人的新高峰（注：見《中國經(jīng)濟年鑒》（1981年）， 經(jīng)濟管理雜志社1981年版，國家統(tǒng)計局：《1949—1979年經(jīng)濟資料選刊》。1953年中國大陸第一次進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數(shù)字為5.826億。）！把這種現(xiàn)象簡單解釋為“人類抗災能力和社會組織水平的一種進步”（注：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頁。）是不夠全面的。 試想如果歷史沒有留下如此豐富的人口統(tǒng)計資料，我們會作怎樣的猜測呢？

由此回頭審視明清鼎革，對其間人口的損耗自當作更謹慎的估計。在人口行為一以貫之的情況下，對明末人口估計數(shù)字較高，而對清初人口估計或推算突降，且時間跨度為50—100年， 這是以短時段現(xiàn)象推測中時段的結果，因而是不恰當?shù)摹?/p>

基于此，我們認為，如果中國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億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礎上即使沒有增長，至少不會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計，1700年左右的人口總量至少在1.5億左右（同何炳棣說），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發(fā)展的基數(shù)。

二、清代中期人口（1741—185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項賦稅政策的出臺，為清朝人口統(tǒng)計標準的變化埋下伏筆。經(jīng)過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間的摸索、實踐，至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出現(xiàn)接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對全體人員進行統(tǒng)計的人口數(shù)字：會計“各省通共大小男婦14341萬1559名口”。不過，由于人丁編審仍然未廢， “丁口”與“人口”單位在一段時間內(nèi)同時并用，直到丁賦丁額久定，“丁口”統(tǒng)計全失意義后，乾隆三十七年才正式停止“編審”，戶口統(tǒng)計完全成為人口統(tǒng)計。

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fā)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認為乾隆朝人口發(fā)展速度快于康、雍兩朝，因此所謂的“人口爆炸”、“人口奇跡”等稱呼，又主要是指乾隆年間人口“突飛猛進”的“發(fā)展”。早在本世紀40年代，羅爾綱先生就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人口數(shù)計算出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1741—1794）的53年間，平均增長率為1.485％， 自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794—1850）的56 年間，年均增長率為0.566％（注：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集刊》1949年第8卷第1期。）。全漢昇、王業(yè)鍵先生以此為據(jù)將清代人口分為4個時期：恢復時期（17世紀下半葉）； 迅速增長時期（18世紀初葉至末葉）；增長緩和時期（18世紀末葉至19世紀中葉）和停滯時期（19世紀50年代至1911年清亡），并尋找了一些相應資料進行證明（注：全漢昇、王業(yè)鍵：《清代的人口變動》，《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32本。）。周源和將乾隆朝分為三個時間段，計算出60年平均增長率為1.45％左右（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周祚紹則根據(jù)對官方數(shù)字的直觀印象總結說：“簡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國人口增長趨勢大體以乾隆朝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大約90年，由戰(zhàn)亂到安定，??人口的上升呈現(xiàn)出漸進的趨勢。后一階段則是全國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并斷言，“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確是事實”（注：周祚紹：《清代前期人口問題研究論略》，《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4 期。）。可見，雖然具體計算和考察角度略有不同，他們的共同之處卻不少：均是依據(jù)官方數(shù)據(jù)進行各個時期的比較，得出幾乎一致的結論，并進行“六經(jīng)注我”式的說明和“論證”。

如果我們承認乾隆年間官方的人口統(tǒng)計依然存在嚴重疏漏，那么，依官方數(shù)據(jù)作出乾隆年間人口增長速度大大高于此前三朝的結論時，是否還應同時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1.乾隆年間人口增長的內(nèi)在動力比康雍二朝有何巨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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