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超過泰國之后，中國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嗎? 　　前不久的一個晚上，記者在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國際出發(fā)區(qū)辦理值機手續(xù)。目測，三列長隊的四五十人里，大約20多人是拎著大包小包的泰國人，有10多人從交談能聽出是日本或韓國人，另外有10多個西方游客。
　　能確定是中國人的?好像沒有。這個猜測很快得到了驗證。當記者在值機柜臺前拿出護照時，國航的小姐竟然歡呼起來：終于有個中國人了!
　　看來，旅游局對團體游的禁令，以及媒體對“紅衫軍”渲染性的報道，確實嚇阻了許多中國游客。
　　“紅衫軍”真有這么可怕嗎?
　　
　　邂逅“紅衫軍”
　　很快，飛機到達了泰國曼谷的蘇旺納蓬機場，雖然已是午夜，依舊人潮涌動，無論是繁忙的工作人員，還是興奮的外國游客，都沒有表現(xiàn)出什么擔憂的神色。
　　第二天上午，記者乘坐BTS(類似輕軌)去郊區(qū)，看到下面的街道上有許多人，或席地而坐，或擺著小攤，像早市，但與周圍繁華的建筑不協(xié)調(diào)。記者心生好奇，就出了車站下去看個端詳。
　　這個“早市”就沿著輕軌下面的馬路延伸著，每個“攤位”大約五六平方米，有的搭了帳篷，有的只是簡單的鋪了一下，有的一家人還在酣睡，有的則已經(jīng)擺起了攤位，有賣早餐的，也有賣服裝的。
　　馬路的盡頭有一排用竹竿和車胎圍成的路障，幾個穿著像防暴警察一樣的黑衣人守在那里，正在檢查一輛車。記者這才發(fā)現(xiàn)有點不對，轉(zhuǎn)頭左看，恰好出現(xiàn)了穿紅衫的一男一女。原來這就是紅衫軍集會的地點，只是因為他們多數(shù)已經(jīng)脫下了紅衫才一直沒有認出來。
　　記者和這兩位紅衫軍進行了簡單的交談。他們來自北方的清邁，也就是他信的大本營，都是大學畢業(yè)生，在紅衫軍里學歷算是比較高的了，也擔任一定的志愿工作。大部分紅衫軍都是普通的農(nóng)民，按地區(qū)(泰國稱為邦)組織好來到曼谷，每批人待半個月時間，會有下一批人來接替。
　　談到參加紅衫軍的原因，他們說：“那些拿軍方錢的黃衫軍霸占機場，把我們選出來的政府趕下臺，卻攻擊我們都是屁民，不配有投票權，我看我們比他們高尚得多!”
　　沿著紅衫軍的陣地一路走去，以兩條線交匯的拉差巴頌路口為中心，大致就相當于北京的復興門到東單，再加上西單到宣武門這樣一個T形地段，在周邊都圍起了路障，路障外則是政府軍。
　　這一切當然對這一地段的商業(yè)造成了巨大影響，一路上除了一些超市和連鎖快餐，其他的商業(yè)中心都停業(yè)了。但是不少紅衫軍認為，這些商業(yè)中心都是權貴開的(其中又以王室和軍方背景的居多)，受影響也是活該。
　　在紅衫軍的營地里，感受不到任何緊張氣氛，許多家庭悠閑地坐著聊天，有的老人帶著孩子在曬太陽，還有一些像我一樣的游客在好奇地觀看。無論男女老幼，每個人臉上都帶著微笑，當我拍照的時候，他們都會微笑地看著鏡頭。
　　紅衫軍大部分都是衣著簡樸的底層民眾，其中不少老人和婦女。不過也有一些年輕人，我就碰到一位來自普吉島的華人女青年Thong，能講簡單的漢語，她說她值班的日期就要到了，也許可以在普吉島再見面。不過后來我到普吉后卻一直聯(lián)系不上她，不知道她是否還在曼谷，又是否安全撤退了呢?
　　在蘇差拉頌路口聚集了大約一千余名紅衫軍，正在聽演講。這次的演講是英文的，大意是要保持非暴力，不能中政府的圈套。聽眾都坐在臺下，但是演講者卻不在臺上，而是在一個嚴格保護起來的掩體中，周圍有許多黑衫衛(wèi)隊守護著。
　　
　　“民主病”假象
　　說起泰國，中國人似乎并不陌生，“新馬泰”曾經(jīng)一度是出國旅游的代名詞。但是我們真的了解泰國么?
　　作為“亞洲四小虎”之一，泰國在1970年代末即成為中等收入國家，1990年代中人均GDP就達到3000美元(同期中國只有600美元)。亞洲金融危機使泰國受到巨大沖擊，但是現(xiàn)在泰國的人均GDP仍然略高于中國。2009年中國人均GDP大約為3687美元；而泰國為3939美元。
　　僅僅是經(jīng)濟數(shù)據(jù)也許不足以說明問題，而且現(xiàn)在看來中國的人均GDP遲早會超過泰國的。不過兩個有意思的小事也許值得回味：
　　其一，中國公民辦理泰國個人旅游簽證需要提供單位擔保信和存款證明，并且在簽證處有著明顯的警示：不得假借旅游簽證進入泰國非法務工。
　　其二，咨詢南非世界杯信息時我得知，泰國護照到南非是可以免簽證的，中國護照呢?當然不可以。
　　“紅衫軍”只是泰國近年來政治危機中最新的一波，這被許多媒體和所謂學者渲染成了所謂“泰式民主病”，這當然是一種輿論陷阱。泰國的危機是因為“太民主”引起的嗎?
　　在《經(jīng)濟學人》雜志公布的2008年世界民主指數(shù)中，泰國排在16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第90位，屬于“獨裁和民主混合體制”，在東盟國家中低于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在指數(shù)包含的五個指標中，泰國最低的就是“選舉過程”這一項。
　　當然，對于什么樣算民主有著不同的看法，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絕對完善的民主――事實上今天也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號稱絕對不“民主”――所以應該問的是，到底是泰國政治中哪些較民主的因素，還是哪些不夠民主的因素導致了政治動蕩?
　　對于王室、憲法法院在政治動蕩中的角色姑且不論，軍隊推翻民選政府，這無論在哪個國家都不能算“民主”的表現(xiàn)，而恰恰是這些因素構成了泰國政治動蕩的直接導火索。
　　
　　泰國式“中等收入陷阱”
　　雖然有些別有用心的媒體指責泰國的民主體制導致了政治動蕩和經(jīng)濟衰退。但事實上，姑且不考慮泰國民主的缺陷，泰國經(jīng)濟自到達人均3000美元以后就停滯不前，除了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正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這也是“紅衫軍”興起的一個原因：高速增長的經(jīng)濟為曼谷周邊的所謂中產(chǎn)階級分享，不同于西方由第三階級發(fā)展出來的中產(chǎn)階級，這些中產(chǎn)階級往往依附于權貴資本，形成了固化的既得利益群體，全面壟斷了政治、經(jīng)濟、文化權力，而城市低收入群體和廣大農(nóng)民無法分享經(jīng)濟增長的利益。
　　政府有錢修建豪華的世界頂級機場，卻不愿意為農(nóng)民提供基本的醫(yī)療保障，被趕下臺的總理他信正是因為試圖改變這種做法，卻因此得罪了權貴階層。
　　北京大學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姚洋教授指出，擴大民主正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良策，比如韓國就是因為實施了同步的政治改革，因此最終進入了發(fā)達國家行列。
　　泰國本來也有這樣的機遇的，可是既得利益階層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而是利用掌控的暴力機器去對抗民主機制，給國家?guī)�來了流血沖突，更帶來了也許需要二十多年才能愈合的裂痕。
　　荒唐的是，我們很多人卻將這歸結為“民主病”，這就正如林肯諷刺的：“你拿著槍對著我說：‘交出錢來!否則我就殺了你，而你就成了殺人犯!’”
　　在一些國人為泰國的動蕩而幸災樂禍，鼓吹“超越泰國”的時候，可曾想到，人均GDP超過泰國之后，中國就一定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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