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歷史不接受假設，但總有人用“假如”這樣的句式來懷疑某些歷史階段的選擇，那么，新中國六十年，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走過來? 　　《世界博覽》：有人說：如果建國初期中國不貿然參加抗美援朝。就不會被西方世界如此長期地封鎖。新中國就不會與世界長期隔絕，這樣我們的發(fā)展就會快得多，今天看來，抗美援朝究竟有什么世界歷史意義?中國當時進行抗美援朝是否值得?
　　我們今天所采用的一個普遍的說法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其實我覺得還應該加一條，就是工作重點同時從中國轉向世界。中國人民學會認識世界，甚至是被逼迫著去改造世界，以斗爭的方式求得和平共處，以斗爭求得生存和發(fā)展的一線機遇，這更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歷程。
　　新中國建立伊始，我們所面臨的當然不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而是當時的世界――主要是二戰(zhàn)后牢牢主宰著世界控制權的美國，是否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的問題。有人說，美國本來是允許一個由國民黨領導的、自由的、與美國友好的中國存在的，美國只是不允許共產黨紅色政權的存在。這種膚淺的看法，甚至連蔣介石的認識水平都沒達到。應該說，美國確實允許一個戰(zhàn)亂不休、腐敗和沒有工業(yè)化能力的中國存在，這樣美國就可以一直向中國賣軍火，可以在戰(zhàn)亂中以“調�！泵婺砍霈F(xiàn)以駕馭中國，但是，美國卻不能允許一個和平的、統(tǒng)一的(特別是貨幣和財政統(tǒng)一)、工業(yè)化的中國存在，因為后者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在二戰(zhàn)結束之后，認識到這一點的并不僅僅是共產黨人，而且也包括美國利益的中國代理人蔣介石本人，這見之于《蔣介石日記》中蔣先生對美國私下所發(fā)的那些牢騷。
　　我們知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在1949年4月才成立的，而美國領導的北約成立之后打的第一仗，就是朝鮮戰(zhàn)爭。發(fā)動朝鮮戰(zhàn)爭的目的有幾個，第一個是保持二戰(zhàn)后陷入停頓的美國軍工企業(yè)的繼續(xù)大規(guī)模生產和投資，以拉動美國經濟，為金融資本家賺取巨額利潤；第二個是把歐洲和日本拉入到美國指揮的軍事同盟中來，讓他們老老實實當美國的附庸、聽美國的話；最后才是遏制蘇聯(lián)。當時的美國國力處于最鼎盛的時期，像麥克阿瑟和約翰遜設想的那樣，拿下朝鮮半島這樣的彈丸之地，同時趁新中國立足未穩(wěn)打掉它，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當然，實施朝鮮戰(zhàn)爭還是經歷了很精心的策劃，比如先是把在美國住了33年的李承晚空降到南朝鮮，取得了傀儡政權的合法性，隨后幾十萬北約軍隊才秣馬厲兵殺向東北亞，麥克阿瑟、約翰遜和杜魯門當時一致認為，解決朝鮮問題并把中共逐出東北，并不需要很長時間。
　　朝鮮戰(zhàn)爭是美國立國之后第一場沒有打贏的戰(zhàn)爭，作為北約成立之后的第一場戰(zhàn)爭，它也是北約吃的第一場敗仗，可謂十足的“開局不利”、事與愿違。僅美國一家，三年來對于戰(zhàn)爭的投入就是600多億美元(此前美國在南朝鮮就有12.5億的投資)，平均一年200億，一天打掉近一個億，正是朝鮮戰(zhàn)爭始料未及地把美國由世界的債主逆轉為欠債者，并從根本上顛覆了二戰(zhàn)后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從那個時候起，由于美國不能再以黃金儲備來償付戰(zhàn)爭債務，從而第一次開始發(fā)行美聯(lián)儲特別債券和美國短期國庫債券來償債，而一個不是由美國投資驅動，而是以美國的債務來驅動的世界經濟體系，其實正是朝鮮戰(zhàn)爭的產物。
　　朝鮮戰(zhàn)爭又是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獨立反抗西方列強取得的第一次真正的軍事勝利，軍事上的勝利是真正的硬道理。在朝鮮戰(zhàn)爭之前，其實沒有人真的看得起中國和中國人。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58年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書中，曾經溫和地批評美國的政策說：“無論是否情愿，我們早晚要接受同新中國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這個既成事實�！币簿鸵驗檫@么句話，他差一點就被麥卡錫點名關起來。在1958年，被戴上“紅帽子”而受迫害的西方進步知識分子的數量，一定比我們這里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多得多，其中就包括錢學森這樣的優(yōu)秀中國科學工作者在內。
　　同時，中國要完成現(xiàn)代化，就需要一次深刻的工業(yè)革命，由于中國的商人不事生產，這就非要國家投資的工業(yè)企業(yè)不可，對于這一點，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包括國共兩黨的有識之士在內，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國民黨事實上沒有能力建立起中國的國有企業(yè)，抗美援朝勝利后，蘇聯(lián)為了兌現(xiàn)其戰(zhàn)爭承諾，援建了中國一百多個大型項目，這是中國現(xiàn)代和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基礎。
　　抗美援朝戰(zhàn)爭值還是不值，我想，最有資格說這個話的是在這場戰(zhàn)爭中犧牲了的烈士及其家屬，包括已故毛澤東主席和他的長子毛岸英同志。毛澤東的兒子是作為普通一兵被派到朝鮮前線的，抗美援朝勝利后，毛澤東接見黃繼光烈士的母親時說：“我們的兒子都不在了，我們是一家人�！笔聦嵣�，毛澤東主席在世的時候，并沒有安排他的兒子起碼當一個校官，而是讓他去當農民、當一個普通的工人和士兵，盡管毛主席的這個兒子會四國語言，是真正優(yōu)秀的學者。毛岸英五歲的時候就與母親一起坐牢，整個少年時代是在上�？繐炱茽�流浪為生，新婚一年后就犧牲在疆場，有人說毛岸英不死，一定會如何如何，以我的智商，至今還不能理解說這種話的人的心術。我只能說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會有。
　　《世界博覽》：蘇聯(lián)長期支持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建立后又曾經大力援助我們，如果我們后來不與蘇聯(lián)鬧翻另搞一套，會不會發(fā)展得更為順利一些?
　　蘇聯(lián)對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提供了長期的支持和援助，對此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同時，蘇聯(lián)的支持既有出于無私的國際主義的一面，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對此我們也要有客觀的了解和認識。
　　丘吉爾在二戰(zhàn)前曾經預言說：如果英國不積極籌措，未來的世界一定會落在美國、蘇聯(lián)、日本和德國手中。這可能確是當時世界的共識，那個時候的世界列強，當然也包括蘇聯(lián)在內，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根本上說不會、也不可能在乎中國的利益。相反，為了適應一戰(zhàn)之后在結束英國霸權，重新分割世界利益的大趨勢，上述四個國家為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互相間進行了許多的交易，例如其中包括1938年德國和蘇聯(lián)所簽訂的《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互不侵犯條約》，條約規(guī)定了蘇聯(lián)以豐富的資源換取德國先進工業(yè)技術的合作發(fā)展模式，包括分割和肢解南斯拉夫一巴爾干地區(qū)的協(xié)定，“蘇德蜜月”曾令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震驚失望。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蘇聯(lián)曾經向日本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并于1935年與偽滿洲國簽訂了轉讓中東鐵路的協(xié)定，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蘇聯(lián)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這些都犧牲了中國的利益。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蘇聯(lián)所支持的主要也是國民黨而不是中共，因此，陳伯達在評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時，曾質問蔣“誰 是蘇聯(lián)支持的黃埔軍校的校長”又是“誰把兒子送到蘇聯(lián)鍍金”。1945年8月13日，國民黨政府為了換取蘇聯(lián)明確表態(tài)不支持中共，更與蘇聯(lián)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該條約承認了蘇聯(lián)支持下的外蒙古獨立，師哲回憶說，1950年毛澤東訪蘇時，正是圍繞著上述協(xié)議與斯大林發(fā)生了激烈沖突，并拒絕了斯大林訪問中共代表團駐地的要求。為此后的中蘇分裂埋下伏筆。
　　我們知道，聽憑金融依賴外國，這是自明代中期大規(guī)模進口美洲白銀以來，中國國家能力持續(xù)衰敗的最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更通過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以借款和貸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國經濟，而由于中國的財政經濟不能獨立自主，特別是國家喪失貨幣主權，中國的工農業(yè)也就不能獨立自主，國防就根本談不上。1930年，國民黨政府也曾積極進行幣制改革，希圖結束長期混亂的“多幣制”，實行中央銀行主導的國家發(fā)鈔體制，樹立國家貨幣主權，1935年，國民政府更以向英國借款，以使未來的法定貨幣與英鎊掛鉤的方式推進貨幣改革，結果，這卻導致了日本的軍事干預，促成了“九一八”事件的爆發(fā)。國民黨政府統(tǒng)一中國幣制的改革終于歸于失敗。
　　60年代中蘇之間的最終分裂之造成，除了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外，中國拒絕成為蘇聯(lián)的新朝貢體系中的衛(wèi)星國，拒絕人民幣成為盧布的附庸，乃是日后蘇聯(lián)制裁、封鎖和壓制中國的重要原因。按照蘇方的統(tǒng)計，從1950年到1961年蘇聯(lián)向中國借款14次，總計達18億1800萬盧布，其中還包括用于朝鮮戰(zhàn)爭的軍事借款2億盧布，利息是2％。這些借款的相當部分，被用于解放后中共迅速地完成國家?guī)胖频慕y(tǒng)一和財政的統(tǒng)一的工作。而關于抗美援朝的軍費，根據師哲的回憶，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過程始終，蘇聯(lián)從未說明蘇方提供的軍火屬于戰(zhàn)爭借款，而是―直聲稱是對中國出兵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補償，是蘇聯(lián)應該擔負的道義責任。但是，這一部分軍火后來卻被加入到中國的債務中，而且附以高額利息。
　　按照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的全國人大報告中所公布的數字，截至1964年，中國已經償還了蘇聯(lián)外債14億盧布，其余的款項籽通過邊貿的方式，以實物的形式于當年償清。正是在償還蘇聯(lián)債務的過程中，新中國勒緊腰帶、嚴格量人為出，從而確立起極其嚴格的國家預算體制，同時，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與盧布掛鉤，保證了人民幣的獨立自主。日本學者毛利和子在《中國與蘇聯(lián)》一書中作出了上述統(tǒng)計后贊嘆說：1957年，中國國家預算為128億美元，按照蘇聯(lián)的規(guī)定，當時的美元還低于盧布，故14億盧布相當于15億美元，這等于是中國國家預算i2％，蘇聯(lián)的債務毫無疑問加劇了中國的國家困難，但是從長遠看，中國如果不依附于蘇聯(lián)并成為其衛(wèi)星國，中國就要保證貨幣的獨立自主，于是就必須償還蘇聯(lián)的借款，如此才能與蘇聯(lián)“脫鉤”。奇跡般的是，中國到1964年就把蘇聯(lián)的借款基本還清了，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1956年才以批判斯大林主義為基礎，提出了《論十大關系》為核心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說50年代初期是新中國面臨的軍事壓力最為嚴峻的時期，那么，50年代后期則是新中國財政壓力最大的時期，50年代末是償還蘇聯(lián)債務的高峰期，同時國內發(fā)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這是新中國前所未有的兩個坎，一面跟美國打仗，一面要向蘇聯(lián)還債，新中國頭上同時頂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的滅頂壓力――認識到這一點，作為后來者我們在任何時候，恐怕都不好意思談什么形勢的困難了。我們不能忘記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幫助過我們的朋友，特別是蘇聯(lián)共產黨和蘇聯(lián)人民對我們的無私幫助，包括第三世界人民對我們長期的道義支持。同時，我們任何時候更不能忘記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我們事業(yè)發(fā)展的根本。
　　《世界博覽》：如果沒有60年代國際、國內的瞎折騰，把工作重心早一點轉到經濟上來，起碼我們的發(fā)展就會更快吧?
　　我認為不能這么說。我們現(xiàn)在看問題不能脫離歷史條件和情境。60年代新中國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之間的博弈，只不過是進入了相持階段而已對中國周邊的包圍實際上加強了，西起“巴格達條約”，東到“東南亞條約”和日美安保協(xié)定，這被美國稱為“新月形包圍圈”。北面是蘇聯(lián)在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勃列日涅夫甚至準備用原子彈轟炸中國。
　　所以整個60年代新中國都作出了最壞的打算。包括針對中國的世界大戰(zhàn)會打起來，毛澤東在60年曾經預言：未來的50年是世界體制發(fā)生天翻地覆地大轉變的時代，蘇美兩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會不會改變，就在這50年，而關鍵則在于最近的10～20年。今天看來，他的預言是準確的。整個1960年代，中國的工作就是進入基層，作長期的堅持。在世界上這就是聯(lián)系亞非拉，以新中國1969年援建坦贊鐵路為例，由于美國把持的世界銀行不肯投資，蘇聯(lián)又不愿援助，最后才找到了中國，修坦贊鐵路可以使得兩國的銅礦擺脫南非白人政權的控制，坦贊鐵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大使仲曦東發(fā)了心臟病，累倒在建設工地上，深深感動了尼雷爾總統(tǒng)。再例如中國長期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抗法斗爭，當時的大使曾濤接到的指示是：堅持不下去就隨時準備上山打游擊，他就是在阿爾及利亞多次會見了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當年聯(lián)合國成立的時候，美國為了保證自己的多數地位，花了無數的錢來收買拉美國家，費盡了心機，連聯(lián)合國總部的地皮都是洛克菲勒家族提供的，而當1971年26屆聯(lián)大，阿爾及利亞擔任輪值主席時，中國卻被第三世界的窮兄弟們抬進了聯(lián)合國安理會，這并不是偶然的。
　　我們在國內也是走基層路線，包括把城市青年派到農村去，派到三線去，邊疆去，其中一個原因是準備打仗，疏散是必要的。同時讓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學習基層民主，與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中共過去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奪取了全中國，我們同樣可以說，60年代的經驗是以第三世界包圍帝國主義的方式，再次奪取了勝利，1974年毛澤東在與卡翁達總統(tǒng)談話時正式將這個新的經驗總結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
　　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當然是越南革命的勝利，因為它徹底把美國和美元打崩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公開解體是1971年，但其實早在越戰(zhàn)失敗之后，美元就再也不能與黃金掛鉤了，除了發(fā)行國債和印鈔票，美國無法償還其戰(zhàn)爭債務。美國由20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這個真正的轉折就發(fā)生在60年代。1964年，毛澤東在一篇題為《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的文章中曾很高興地說：“除了美國之外有那么多資本家盼望跟我們做生意，就是因為他們不干涉我們的內政。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來中國，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關系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15 年，如果不夠，就再加嘛�！�
　　說到失誤、乃至錯誤總是有的，但絕不是什么瞎折騰。恰恰相反，若說中國國內的民主經驗，主要在基層，在基層的民主和政權建設，而說到世界視野，中國的經驗主要也是在基層，在第三世界國家。看不到這兩個基層，眼里沒有中國基層和世界的基層，那就看不到新中國的偉大和成就。
　　1960年，’中國發(fā)射了長程導彈，1964年之后，先后爆炸了原子彈和氫彈，1970年發(fā)射了人造衛(wèi)星，新中國真正在世界上突破層層壓力和封鎖，在世界上立住，最主要、最關鍵就是這20年，周總理說，一開始是軍事斗爭，后來則是政治斗爭為主，軍事和經濟斗爭為輔。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是通過斗爭得來的，不是求爹告爺求來的。1965年毛澤東與越南黨政代表團談話的題目就是――“勝利的信念是從斗爭中得來的。”
　　《世界博覽》：但是。長期與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搞對抗，畢竟不利于我們自身的發(fā)展。
　　搞對抗的不是我們，更不是美國一直敞開大門要求跟我們合作，而我們卻一直閉關自守。毫無疑問，美國人民是好的，美國文化也不壞，現(xiàn)在有些人罵美國人民是錯誤的，一概罵美國文化也不對。但是真正主宰美國的不是這些，而是華爾街和美聯(lián)儲。是否與中國友好，美國人民說了也不算，華爾街說了才算，大多數中國人也許并不知道，號稱最有權利的美國人民和美國國家，卻連貨幣主權都沒有，因為美國的發(fā)鈔權歸美聯(lián)儲，這是成立于1913年，由12家私人銀行構成的機構，美聯(lián)儲是銀行家階級的最高統(tǒng)治機構，當這個銀行家資本家階級16世紀中期剛剛在地中海產生的時候，他們所作所為不過是放債讓國家去打仗和冒險，而隨著美聯(lián)儲的誕生，情況就倒過來了，那就是由他們(銀行資本家)四處冒險、投資，而讓美國國家和全世界人民為他們作擔保，為他們的投資失敗埋單――而只要全世界都認美元，進而是認美國國債，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越戰(zhàn)的失敗，其實也就是美聯(lián)儲投資于大軍工集團的失敗，1968年，美聯(lián)儲的財政赤字就達到了300億美元，美元與黃金之間再也不能維持35:1的兌換率。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經下令關閉了美聯(lián)儲的黃金貼現(xiàn)窗口，以此宣告美元作為黃金券的終結。隨后，尼克松就把那些紛紛趕來向美國討債的盟友們的哭喊無情地扔在身后，在他的國務卿、華爾街天才基辛格的幫助下，開始策劃超被稱為‘新朝貢之旅”的北京之行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fā)表，標志著一個世界歷史新階段的開始，中美由軍事、政治對抗逐步走向經濟臺作，對于美國來說，與中國改善關系最大的好處在于，可以促使中國接受美元投資，從而借中國的生產能力和市場拉抬美元貶值的大趨勢，而對中國來說，改善中美關系，可以解除國家安全的長期威脅，隨著尼克松訪華，西方20幾國立即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的國際環(huán)境改善了，我們從此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設。
　　六十年來，僅從經濟上說，我們完成了四次偉大的戰(zhàn)略轉折：從四分五裂、落后挨打，到統(tǒng)一富強、獨立自主，從一窮二白，貧困落后，到建立起完善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單一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滿足國內需求到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這四個轉折是繼往開來、是有機聯(lián)系的，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不能割裂的。
　　《世界博覽》：作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美國經濟的復蘇對于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意味著什么?
　　首先，我并不認為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從60年代末開始，美國就已經開始逐步淪為世界上最大的欠債國。除了軍工和農業(yè)之外，美國的實體經濟基本被掏空了。1970年代不過是個過渡時期，從那時起到上世紀末，真正維持住美元崩潰的力量是兩個：一是美元與石油掛鉤的體制，美國可以通過拉高石油價格來支持美元，二是自1979年保羅，沃克爾擔任美聯(lián)儲主席以來，美聯(lián)儲通過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的方式，吸引石油輸出國組織、歐洲和日本――隨后是中國手中掌握的美元回流美國，并投資于美國債券，同時，也正是這一時期美元利率的大幅度提高，一舉將美國的債務國：拉美國家和非洲推入了破產的邊緣，這就是所謂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
　　但是，高利率反過來也重挫了美國的實體經濟，因為17％的利率使得從事任何企業(yè)經營都會血本無歸。這樣，當國內美元的過剩迫使美國在1982年之后逐步降低利率之后，又正是看準了借貸利率會逐步降低這個大趨勢，美國民眾才會產生“借貸就是賺錢”的長期畸形心理。最終――股票、房地產投機和債務經濟，成為美國經濟的基本特征，與之伴隨的卻是實體經濟的全面崩潰。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導致今天美國經濟崩潰的，乃是以美聯(lián)儲為代表的銀行家階級長期統(tǒng)治的結果，也是自1979年以來新自由主義貨幣政策調整的結果，而在我看來，美國要擺脫這種政策在短期內起碼是不現(xiàn)實的，擺脫金融資本家的統(tǒng)治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國的發(fā)展模式，從根本上說是不值得仿效的。
　　與美國相反，今天的中國才是世界經濟的希望，因為我們建國以來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yè)體系，我們的銀行是國有的，國家和人民擁有貨幣主權，沒有將貨幣權委之于私人銀行家，正是因此，1992年，當美國大規(guī)模放開對于金融和銀行業(yè)的監(jiān)管，倡導金融自由化的時候，我們則通過加強國家稅收，加強了對于銀行等金融業(yè)的監(jiān)管，與美國把大量的資金投向IT產業(yè)的泡沫經濟不同，我們一方面加強了對于交通、能源、教育、農業(yè)、工業(yè)企業(yè)改造的投資，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中小企業(yè)、私人企業(yè)的發(fā)展使得中國的市場充滿活力。前者使得中國經濟船大抗風浪，后者使得中國市場船小好掉頭。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發(fā)展方式總體來說是正確的，不僅僅對于中國如此，對于世界也是如此。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造成的需求，那些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陷入美國制造的債務危機的國家，恐怕永無翻身之日，就是我們的東鄰日本，也不會從長期的經濟停滯中走出來。
　　當然，今天的中國當然不是沒有問題，問題在于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在于某些精英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但是，問題的根源在于鼓吹金融自由化和經濟私有化，問題也在于文化、輿論、宣傳領域的從業(yè)者長期脫離中國和世界的現(xiàn)實，熱衷于當金融自由化和經濟私有化的吹鼓手。而這些人知識不多，聲音很大，他們長期混淆是非，使得我們看不到新中國60年的艱苦奮斗是一個聯(lián)系著的整體，看不到中國道路的先進性，而他們長期霸占媒體，誤導我們盲目追隨美國發(fā)展模式，我認為這種敗家子掌握話語權的狀況早晚是會得到改變的，這種狀況也是必須改變的。而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一定要堅持科學發(fā)展觀、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目的。
　　輝煌60年，我們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偉大成就，我想，到建國70周年、乃至100周年的時候，我們一定將會對新中國的光輝歷程，有更為深刻和更為自豪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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