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進城鎮(zhèn)化建設過程中,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出來,特別是拆遷安置與建設開發(fā)城中(邊)村引發(fā)的各種事件已成為社會各方關注的焦點。為有效防止這一經濟行為引起的社會震蕩,實現(xiàn)和諧發(fā)展,地方政府有必要從理念到操作進行深刻反思和大膽設想。
　　
　　“效率優(yōu)先”模式
　　在實踐科學發(fā)展觀中的理性檢討
　　
　　長期以來,在政府拆遷與建設中,從決策到推進,從實施到結果,逐漸形成了一種叫“效率優(yōu)先”的模式偏好,其基本特征是:決策“不爭論”,上級說了算;推進“不放手”,政府“搞承包”;成果體現(xiàn)“不分散”,集中展示形象。
　　但這樣的決策往往來源于領導或組織的“藍圖”,而不是民意的表達;這樣的實施往往是超時序、超程序、超常規(guī),以竣工“逼”開工,以結果“逼”程序,特別是實施主體一味地強調“法人”、“資質”、“身份”,把群眾這個“主人”排斥在外,不僅摒棄了人民群眾自力更生的傳統(tǒng)美德,更往往授人以口實,造成 “為開發(fā)商、包工頭謀利”的嫌疑;這樣的“成果”往往由于受益人少而被貼上了“形象工程”的標簽。
　　
　　拆遷與開發(fā)
　　在城市經營中的經濟算計
　　
　　長期以來,城鎮(zhèn)開發(fā)都沿襲政府買地、農民賣地和開發(fā)商拆遷、政府賠付的模式。這樣的模式讓政府與農民成了利益博弈的兩個對立主體,雙方為討價還價而曠日持久地消耗著,這一現(xiàn)象的實質是政府追求級差地租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算計。
　　當城鎮(zhèn)化水平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其消費主體將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因其自身的購買能力和家庭成員的喜好等對不同的房價、地段、結構及環(huán)境做出選擇。一味地追求“連片、高層、花園”式開發(fā),雖然節(jié)約了土地,提高了開發(fā)檔次,卻并不能滿足所有消費者的需求,這樣不僅導致房價居高不下,而且排斥了部分消費主體,同時也不利于改善群眾的居住環(huán)境。
　　一個城鎮(zhèn)的房地產價格應該保持和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太低和太高了都不利于城市化的推進。當城市不能較大范圍地滿足盡可能多的消費者消費,不僅會導致群眾的怨恨而損失社會效益,也會導致消費總額、稅賦收益的徘徊不前。
　　
　　賣地還是賣房
　　在博弈中尋找合作
　　
　　有人說政府的定位是“商人”�？陀^上在農民賣地、政府二次賣地、然后開發(fā)商賣房的城市拆遷與開發(fā)過程中,政府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而農民的賣地價格,是國家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難以與政府討價還價,而農民又總把拆遷當作最后的砝碼,故征地難,拆遷更難。
　　與其與開發(fā)商二次分利,政府不妨考慮與農民合作。在政府統(tǒng)一規(guī)劃后,由農民自行承擔拆遷和開發(fā)。雖然農民沒有承建工程的技術能力,但應賦予農民開發(fā)的主體資格,就象開發(fā)商與建筑商分離一樣,不應該剝奪農民進入地產投資的權利。
　　在農民與政府的這場博弈中,政府的初始目的是利益最大化,用級差地租和高額稅賦來支付市政設施建設費用,推進城市擴容增量,但根本目的是發(fā)展。如果政府放棄與開發(fā)商的合作而轉入與農民合作,賦予農民投資地產的資格,并提高農民開發(fā)房產的稅賦或通過規(guī)劃讓其合理分攤部分公共基礎設施,仍然可以達到與農民合作“辦成大事”的目的。
　　
　　“為民作主”與“導民作主”
　　在鄉(xiāng)村治理方式中的路徑選擇
　　
　　城中(邊)村的拆遷與開發(fā)矛盾,毫無疑問仍然是“利益根本一致”的人民內部矛盾,只是矛盾的狀態(tài)從潛性變?yōu)轱@性。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沖突發(fā)生后,矛盾的雙方甚覺冤枉:地方政府始終覺得拆遷的目的是改善居民的居住環(huán)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老百姓卻往往會質疑政府的動機與目的。
　　如何避免“費力不討好”,甚而是劍拔弩張的沖突呢?隨著老百姓法制觀念的普遍增強,地方政府“代民作主”的決策思維和治理方式都應改變,要學會引導人民自己作主,依靠民間的內生秩序和力量來解決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還不一致的矛盾。所以把長期以來固守的自上而下的決策和管理轉變?yōu)樽韵露�上的服務和領導,將不失為新時期人民政府決策破局和治理主題的理想選擇,這或將成為新時期黨和政府加強和改善群眾工作的又一體現(xiàn)。(作者系鳳岡縣委常委、縣人民政府副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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