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歷史
發(fā)布時間:2017-02-04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考古的歷史篇一：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
談論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有必要先對概念(或稱定義)問題做一申述，以為討論的前提。這里所謂“歷史學”，可以做兩種理解，一是廣義的歷史學，或稱歷史科學，即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科學；另一是狹義的歷史學，指依靠文獻資料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學科。討論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時，所云歷史學可以是指前者，即廣義歷史學；也可以是指后者，即狹義歷史學。至于“考古學”的定義，在中國考古學界，為多數考古學者接受者，可以舉出《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分卷中由夏鼐、王仲殊兩位先生合作的序言《考古學》一文中所下定義，即“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考古學屬于人文科學的領域，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據這一定義，考古學歸屬于廣義歷史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需要討論的只是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的關系。但實際上并非如此，考古學與廣義歷史學的關系仍然是一個存在疑義、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考古學與廣義歷史學
從世界范圍看，考古學并不都是劃歸于歷史學(廣義歷史學)這一大學科之下的。在歐洲，考古學基本歸屬于歷史學；在美洲，考古學則多歸屬于人類學。其原因在于，這兩個地區(qū)考古學學科形成的歷史背景不同(注：下文所論參考格林·丹尼爾(Glyn Daniel)《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1987年)；俞偉超《為更多學科服務是考古學的宗旨嗎》，載《中國文物報》2002年6月21日第7版；楊建華《外國考古學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在歐洲，考古學是19世紀中葉由古物學發(fā)展而形成為一個學科的，其研究目的是利用古代遺物研究文獻所未能揭露的歐洲古代史。歐洲有著漫長的成文歷史時代，有著悠久而深厚的歷史學研究傳統(tǒng)，自然習慣于將考古學作為歷史學的組成部分。即使是無文獻記載的史前時代的考古，也歸屬于史前史研究范疇。而且歐洲考古學家認為考古的研究對象是自己的祖先，如此也使這種研究帶有很濃烈的民族主義意味與歷史責任感。在美洲，由于對美洲本土的考古學實際上主要是由歐洲殖民者對印第安人歷史的研究引發(fā)的，而印第安人沒有成文歷史與文獻史料，所以這種研究不可能采用傳統(tǒng)歷史學的方法。同時，歐洲人進入美洲后，大量的印第安族群仍存在，通過對當時尚存的印第安部落的調查去研究與追溯古代印第安人的人種、歷史與文化便成為主要研究手段，并由此形成了發(fā)達的獨立于歷史學之外的人類學。而其調查研究也逐漸從生存的印第安人部落過渡到歷史上印第安人的土丘建筑，并開始了對土丘建筑的發(fā)掘。所以，在美洲，考古學很自然地成為發(fā)達的人類學的補充，并歸屬于人類學之中。當然，在美洲，研究文明古國與歐洲大陸的考古學，也還是歸于歷史學范疇�？梢姡瑲W、美考古學定位的差別實際上并非緣于研究對象有本質區(qū)別，而主要是由于二者產生于不同的學術背景下，研究的對象、出發(fā)點、資料與手段有某些差別。但不論在哪一地區(qū)，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學既然在本質上都是通過研究歷史上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遺存來研究當時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古代社會，那么，如果將劃分學科的基本點放在研究對象上，則美洲考古學當其以古代印第安人的歷史與文化為研究對象時，它實際上也可以歸入廣義歷史學即歷史科學的范疇(注：即使是60年代以后在美洲興起的“新考古學”仍將考古學歸為人類學，并明確其目標是“說明和闡釋整個時空內的人類生存之物質及文化上的異同現象”。參見路易斯·賓佛(Binford.L)《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轉引自楊建華書。而這一目標顯然仍可歸入研究人類歷史的廣義歷史學中。)。因此，對于中國考古學與歷史科學關系的傳統(tǒng)定位似不必因為考古學在國際上歸屬有別而產生懷疑。
目前，在中國主張考古學應脫離歷史學(即廣義歷史學)成為獨立學科的學者，另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即認為現代考古學在研究范疇、方法與技術手段上都超出了歷史學本身。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曾聯(lián)合開展過對古代洹河流域約800平方公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fā)展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問題的考察(包括研究該地區(qū)史前至原史時期的城市化過程)�？疾熘懈鶕匝錾貢r期以來洹河流域的人類聚居分布規(guī)律，結合地質鉆探，確定了史前至東周時期洹河流域的改道情況；同時通過土壤磁化率分析、動植物遺存鑒定等資料，掌
握了3000年前洹河流域土壤與氣候的狀況。顯然，這類研究已屬地理學與氣象學范疇。所以，提出這一看法的學者認為，現代考古學實際上已成為獨立學科而走出了歷史學和人類學范疇(注：參見《“考古學的定位”學術研討會筆談》中唐際根、荊志淳的論述，載《考古》2002年第3期。)。但是，這種看法實際上仍涉及“考古學”的定義問題，即是將“考古”之“古”僅定義為古代人類的活動，還是將古代氣象、地理等屬自然科學的內容也包含進去，或者說考古學的定位是僅限于人文科學范疇還是亦擴展至自然科學范疇。環(huán)境考古學在研究古代人類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時，雖可能也兼及屬于自然科學學科的一些問題，但其終極目的仍是意在通過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來說明環(huán)境與演變對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影響。上舉對洹河流域的考察項目，即明確表示“這些工作是試圖恢復洹河流域史前時期以來至商周時期的人類生存環(huán)境，為進一步認識該地區(qū)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儲備必要的知識”，亦即最終還是要將研究目標鎖定在對人類社會的研究上。從這個意義上講，考古學似乎并沒有也無必要一定要“走出”歷史科學，亦即廣義的歷史學；至于它和狹義歷史學本來就是有區(qū)別的，似亦談不上要“走出”。
環(huán)境考古學雖涉及諸多自然科學學科，但這些學科均有各自獨特的專業(yè)研究領域(如同考古學涉及體質人類學，而體質人類學的專業(yè)知識并非包含在一般考古學的知識體系中一樣)，所以，環(huán)境考古學實際上只是采用了考古學(及其他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學科相互交叉進行研究的方法與手段，并充分利用了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實際上，從考古學發(fā)展史中即可得知，在考古學形成階段，其研究方法便采用過諸如地質學等自然科學方法，并促成考古學建立了一套具有自然科學研究特點的方法與手段。但是它并未影響考古學的人文科學的歸類與屬性。格林·丹尼爾曾經講過：“考古學首先是一種工藝技術，那么從事調查、發(fā)掘、保護、收藏的實踐者都是具有技藝的工藝師。其次，考古學又是一門科學研究，在這門學科中已運用了各種科學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藝技巧和科學技術如果沒有歷史闡釋和寫作藝術的專業(yè)也無法完成考古學的研究。”(注：參考格林·丹尼爾(Glyn Daniel)《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1987年)。)當然，現代考古學已經日益發(fā)展為一種采用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并利用各種科技手段進行研究的學科，而且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闡述古代人類活動的特定生存環(huán)境與生存資料，研究范圍會更廣泛地滲入自然科學領域，已不僅僅是在技術層面上的學科交叉。但是，如果從理論上討論學科的界定，那么從可操作性角度看，決定學科性質與分類歸屬的不應該是其手段與方式，也不是研究過程中兼及的其他已有各自明確學術界域的相關學科，而應該取決于其本身終極的研究對象與研究目標。鑒此，筆者認為，現代考古學本質上仍當歸入人文科學，亦即廣義歷史學中。
二、中國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
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的關系是一個久已存在的帶有國際性的老問題。近年來，在中國考古學界乃至國際學術界，圍繞中國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的相互關系問題又展開了空前熱烈的討論。其原因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在近年來非常興盛的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研究中，一些學者簡單地將并不充足的考古材料與文獻所載古族、古都、古國相聯(lián)系。如在缺乏可靠證據的情況下將屬史前考古的仰韶或龍山文化遺存與文獻記載中的堯、舜、禹，甚至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掛鉤；又如僅據年代與地望的接近，即將一些遺址尤其是城址定為文獻記載中的夏商王朝的都城。類似情況使一些考古學家尤其是中青年考古學家感到不滿，促使他們提出“應當適當強調考古學研究的一定的獨立性”(注：見許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國文物報》2002年6月14日第7版。)，以強調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的區(qū)別。自1996年開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明確提出要給出較可靠的夏代始末年代，并以對偃師二里頭及偃師商城遺址的文化遺存所作14C年代測定數據及現存文獻所記夏積年為依據。但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按：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下同)的觀點被相當一部分外國學者反對，他們認為應該對二里頭文化的意義做獨立思考，不要受文獻史學的影響而失去考古學研究的獨立性。其更為激烈的批評，甚至提出夏朝存在的觀點本身就是由于“對古籍的迷信所驅動”(注：陳星
燦、劉莉《夏商周斷代工程引起的網上討論紀實》所引Colonge東亞美術館的Lukas Nickel文，載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9期(2001年6月)。)�？梢哉f，斷代工程的開展，實際上激化了有關中國考古學是否科學、是否為歷史學附庸的爭論。 由此可見，在中國學術界，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之間的關系確已成為一個不能不澄清的、影響到二者未來發(fā)展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以下圍繞這一問題從幾個方面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按照研究對象的時段差別，考古學大致可分為史前考古學、原史考古學與歷史考古學三個組成部分。
歷史考古學研究的是處于已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人類活動的遺存。在中國，歷史考古學研究的時段目前的劃分方法是從商代開始止于明代(注：這里引用了夏鼐、王仲殊兩位先生的意見，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分卷》序言。)。這一階段同時代的文字記載非常豐富，有包括史籍在內的多種文獻資料，因此，中國的歷史考古學必然會與以研究文獻資料(以及各種古文字資料)為主的歷史學(含歷史文獻學)形成特別密切的聯(lián)系，二者構成了研究歷史時代的歷史科學的雙翼。
目前，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實際操作層面上說，問題較大、也最有爭議的是原史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究竟應該構筑怎樣一種關系。這種爭議是直接由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界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問題，尤其是上文所述夏文化與夏史的探討引發(fā)的。
關于“原史”(protohistory)一詞，當前中西學界有不同的解釋。在西方一般是指處于史前與歷史時代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注：見《美國傳統(tǒng)詞典·英語語言卷》(The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其解釋“原史”是“僅早于有最初文字記載的歷史”。)。也有一種意見認為原史時代已有文字，只是文字資料與文獻甚少，故考古材料對于研究這一時代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注：霍克斯·克里斯托福(Hawkes Christopher)：《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古代世界的啟示》，收入《美國人類學家》第56卷，1954年，第155—168頁。又見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語詞典》第二版)。轉引自吳曉筠《中國的“原史時代”》，載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總第12期，2002年。)。但是這種意見既認為原史時代已有文字，則此時代嚴格地說就應歸屬歷史時代。所以，相對而言，還是法國《史前大辭典》一書所言較為確當，即：原史時代自身尚未有文字，但卻為同時代的其他人群記述，或通過后世口頭傳說記憶或記載保存下來其歷史(注：AndreLeroi-Gourhan(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Paris:Press V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8，轉引自吳曉筠文。)。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在中國，這一階段的下限，應該包括典籍中記載的夏代。因為迄今為止，我們還不能確切證明夏代已有了真正的文字，但現存的西周以后的歷史典籍中，卻存在著描述這一階段歷史的文獻資料，如《尚書》中的《周書》與《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等。中國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努力探討的中國文明起源的時間即應在此階段內。所以在中國，原史考古學也有著如何科學地對待有關歷史文獻的問題。
對中國學術界探討夏文化與進行夏史研究批評最為激烈的一些國外學者所發(fā)表的意見，本文開首已提到一些，如果將這些批評意見更全面地概括一下(注：參見許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大致有這樣幾點：
1.認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傳說而非信史，盡管夏被公元前2世紀的司馬遷述及，但是沒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證明其記載。二里頭遺址雖發(fā)掘了很長時間，但并未有如同商代甲骨卜辭那樣的東西出土以證明夏朝的存在。在缺乏足夠證據之前，對于夏只能存疑。
2.周代文獻中，如《尚書》，雖有關于夏的記載，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傳的需要。
3.有關二里頭文化的考古發(fā)掘資料只是被削足適履地用來解釋后來關于夏的歷史記述，而并非讓資料本身說話。如果沒有歷史文獻的記載，二里頭遺址表現的社會就不會被稱作具有國家水平的社會。有的批評意見甚至認為，夏只是中國人的一種信仰。
由此可知，如何對待夏史研究，如何進行夏文化探索，實際上也即是應該如何正確地、科學地開展中國原史考古學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歷史科學的純潔性與科學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上舉主要來自國外學者的批評中，有些看法是值得重視的。例如在二里頭文化中迄今沒有發(fā)現可以確切稱為文字的資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辭證實商王朝那樣證明夏王朝的存在和鑿實夏文化，這當然也是目前將對夏文化的考古研究歸入原史考古學的原因。此外，二里頭遺址如果作為一個王朝的都城應具有相應的規(guī)模，但迄今其總體布局情況尚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規(guī)模的貴族墓地尚未發(fā)現。此外，從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頭遺址與其周圍其他二里頭文化遺址間的層級關系亦尚未明確。所以，目前考古學對夏文化的研究嚴格地講仍應稱為探索，尚需繼續(xù)做更多的工作，通過獲得更多的考古新資料與對可能與夏文化有關的遺存做更深入的研究來證實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不過，夏文化的考古學研究雖尚屬探索階段，卻并不能因此而簡單地隨意否定中國古代文獻中有關夏的記載的真實性。在對夏文化考古學探索的進展狀況給予客觀、科學評價的同時，也應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獻持有一個科學的態(tài)度。 記載“夏”的文獻，現存最早的為《尚書》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誥》、《多士》、《多方》、《君奭》及《立政》、《呂刑》。其中《召誥》記錄召公與周公的談話，《多士》、《多方》為周公訓告殷遺民及其他被征服者，《君奭》為周公誥召公，《立政》記載周公告誡成王，《呂刑》一般認為是西周中期穆王時講刑律的文章。根據文章的內容與遣詞用句等文辭格式，當前學術界普遍認同以上諸篇確為西周早期至中期時的文字，均不懷疑其可信性。至于夏民族的文化英雄般的首領與夏王朝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見于《詩經》中西周詩篇與西周中期青銅器銘文中。此外，被學者們視為至晚于戰(zhàn)國時期成文，對研究中國先秦史有著非�？煽康氖妨蟽r值的史書——《左傳》與《國語》中，不僅有多處記載了春秋時人有關夏的言論，并且《左傳》中還有多處文字是直接援引《夏書》的。《夏書》為東周時人將記載夏人詞語的一部分“書”匯編而成的書(注：參見劉起釪《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96年)第1章第2節(jié)。)。這種“書”顯然不會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時人的觀念中相信有過這樣一個歷史朝代。不惟如此，夏的存在在西周、春秋時人的觀念中是與較具體的史實聯(lián)在一起的，而不是模棱、含糊的。如《尚書·多士》中記周公訓告殷遺民曰：“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于是天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边@說明周人清楚地了解夏人政績敗壞、商人革了夏命�！蹲髠鳌废骞哪昱c哀公元年還記載有夏史中一些極為重要的史實，如羿代夏政，寒浞殺羿，生子澆、豷，滅斟灌及斟尋氏，滅夏后相，以及相子少康滅澆、后杼滅豷等不見于《史記·夏本紀》的事件。成于戰(zhàn)國時期的《楚辭·離騷》與《天問》亦詠及這些史實。其詳細程度，使人們不得不認為這些具體史事記述應該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記錄。此外，公元281年在汲縣古墓中出土的魏國史書《竹書紀年》現存輯佚本(即古本《竹書紀年》)中也保存了較多的夏史記錄，所載世系與《史記·夏本紀》所記大致相同，與戰(zhàn)國晚期時趙國人所做《世本》(注：《史記·趙世家》集解引《世本》曰“今王遷”，王遷為趙國末君，前235年至228年在位。由此可知，《世本》很可能是成于此時段的趙國史書。)也近同。這部竹書中還記載了夏代諸王都邑所在，特別是記載了夏與東方諸夷的密切關系，甚至還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數與夏積年數。此外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書(如《孟子》、《莊子》、《墨子》等)、《戰(zhàn)國策》及《山海經》等亦均曾言及夏的歷史。戰(zhàn)國時期列國史官所著史書均當本自各國各自的歷史檔案，未必出自一轍；戰(zhàn)國中晚期學派林立，師從關系歧異，而不同學術體系的私人著述中都講到夏的歷史。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夏史故事淵源有自。 從上舉先秦典籍中有關夏的多種文獻記述可知，對于西周至戰(zhàn)國時期的人來講，歷史上有夏人(即夏民族)和夏人政權存在是個常識。如果將多種產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統(tǒng)或不同學派淵源的先秦文獻關于夏的記載均簡單地說成是虛構，甚至將夏說成是“神話”(注：艾蘭：《關于“夏”的神話》，載《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與中國先秦文獻對夏的
記述實況反差太大，而且這種推測由于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種很難令人信服的假說。何況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講到夏，他們距夏末的時間，相當于我們今日距明代早中葉之際，并不太久遠，完全虛構的可能應該并不大。
至于上舉國外學者評論認為西周文獻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傳的需要，也是難以成立的。西周早期文獻已言及夏，時克商未久，商遺民眾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個虛構的夏來，用以宣傳周代商猶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歷史典冊的商遺民相信(注：《尚書·多士》記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從今日所見殷墟甲骨刻辭情況亦可相信商人肯定會有毛筆墨書的成文且文字較多的簡冊(甲骨文中的冊字作■形，諸家皆認為即是本于簡冊形)，也必定會有自己的“史書”，否則何以會有見于卜辭的嚴整的王世記錄。)?而且收在《詩經·商頌》中的《長發(fā)》是春秋時期商人后裔宋人歌頌其先祖業(yè)績的詩，其中也詠及“武王”(成湯)“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關于認為夏是中國人的信仰的說法，也與歷史實際情況不合。中國古代對夏的看法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在司馬遷的《史記·夏本紀》中，而從《夏本紀》中實難看出司馬遷是將夏當成一種“信仰”。眾所周知，《史記》有《五帝本紀》，以傳說筆法記錄了傳說時代的圣王。在司馬遷看來，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等有關上古“圣王”之說皆非虛妄之言(注：見《史記·五帝本紀》卷末司馬遷之贊詞。)，就是說他認為早在夏之前即有對華夏文明做出貢獻的杰出人物，如果認為《五帝本紀》是樹立一種傳說中的圣王形象倒還可以說得過去。在司馬遷筆下，終夏一代，除用了較大篇幅記述王朝最早的君王禹之事跡外，自禹子啟始直至桀，皆記錄極簡，并無一位“圣王”，也就根本談不上崇拜。所以，說司馬遷是為了信仰與迷信而造出夏顯然與其史學思想與思維邏輯不合。
當然，文獻中所講的夏，其社會究竟發(fā)展到怎樣的水平?是不是確實已進入了國家狀態(tài)?是否確如司馬遷在《夏本紀》中所記述的那樣有了一個具有嚴密王位繼承體系的王朝(盡管《殷本紀》已被殷墟卜辭證實，令人們相信《夏本紀》也應并非虛構)，仍需要進一步通過考古工作與新的考古發(fā)現來驗證。此外，由于現存有關夏的文獻記載所能告訴我們的，也只是一些粗略的信息，從狹義史學角度來做研究，恐怕不適宜在現有的有限文獻史料基礎上做過分發(fā)揮、論說，諸如僅憑有限史料即論其社會形態(tài)，論其經濟與文化發(fā)展水平等等。當前，在夏史研究上最重要也是首要的任務，仍是做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即通過科學的考古學研究去證實確切是夏文化的考古學文化，并深化對其內涵的認識。
那么在二里頭文化的性質問題上，是否如上舉國外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二里頭文化完全是因為文獻記載才被說成是夏文化呢?這樣講并非完全不合實際。相當多的把二里頭文化視做夏文化的中國考古學家，其立論根據，一方面是二里頭遺址中已有能顯示其文明化程度的遺存，如規(guī)模較大的成組的夯土宮殿群基址，附近有各類手工業(yè)作坊遺址，這已具有古代中國都城遺址的特征；另一方面，二里頭墓葬中出土有成組的青銅酒器(如四期墓中出土的爵、斝的組合)，已可歸入古代中國特有的禮器制度的范疇；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兵器中已有了供一次性消耗的鏃，也反映了青銅鑄造業(yè)已有了一定規(guī)模。這些文化遺存反映出二里頭文化所屬社會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文明化程度。但僅據這幾方面來顯示一個較發(fā)達的、已有了國家與王朝的文明社會還是有一定差距的。這點上文已經談及，不再贅述。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考古學家之所以仍將二里頭文化視為夏文化顯然是考慮到了二里頭文化晚期恰可與早商文化相銜接，在文化遺存形態(tài)上有某些相近處。同時，非常重要的是，二里頭文化分布地域又恰恰在文獻所記夏王朝時期夏人主要活動區(qū)域之內(注：1959年徐旭生先生曾帶領幾個年輕的考古工作者尋訪“夏墟”。在他動身以前，曾先仔細梳理了文獻中有關夏代地名的史料。經過分析，他確定與夏代都邑有關的區(qū)域中有兩個值得特別注意，一是河南中部洛陽平原及附近地區(qū)，特別是潁水上游的登封、禹縣地帶；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約霍縣以南)一帶。根據此種判斷，他認定夏民族早期活動的中心在上述第一個區(qū)域，即河南中部，并由此經過艱苦的步
考古的歷史篇二：考古學與考古歷史學
第一章、 考古學與考古歷史學
第一節(jié)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功用
一、考古學概念：
考古學家更多時候是面對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廢棄物、先民們日常生活的垃圾和殘留在大地中的細微的痕跡，并從中搜尋有價值的信息，以復原文化歷史和人類的生活方式。近代考古學誕生于19世紀初的歐洲，并迅速發(fā)展形成一門嚴謹的具有自身規(guī)律的科學，有自己獨特的理論和方法。
二、考古學研究的范圍、對象和目的
范圍：限于一定時間以前的歷史。包括史前時代（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原始時代（即文字剛出現的時代）和歷史時期人類的文化遺存，近現代文化遺存則不屬于考古學研究的范圍。 對象：實物資料。包括遺跡和遺物。遺跡是古代人類所遺留下來的生居死葬、從事各種生產活動的設施。如洞穴、房屋、聚落、城堡、貝丘、宮殿、寺觀、道路、運河等古代人類的建筑和設施，多屬于不可移動性的器物。遺物即古代人類活動留下來的物質遺存，的、多屬于可移動的器物。按其用途可分為生產工具、生活工具、武器和禮樂器等，包括雕塑、壁畫、貨幣、書文、石器、紡織品等。上述遺跡和遺物統(tǒng)稱為文化遺存。
方法：天野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天野考古和發(fā)掘需要特殊的器材和設備，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系統(tǒng)的方法，還采用各種自然科學的
手段，以最大限度地科學獲取古代遺存的信息資料。
區(qū)別“金石學”、“骨器學”與考古學。最本質的區(qū)別就是金石學的研究缺乏考古學以科學的天野發(fā)掘為基礎的一套理論和方法。
三、考古學的功用
考古學為探索人類的起源、促進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脊艑W作為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歷史研究發(fā)揮著重要的“補史”、“證史”和“正史”作用。
第二節(jié) 考古學的分支
一、考古學的分支科學
1、 史前考古學。從人類產生到文字產生以前的漫長
歷史。文字的有無是劃分史前時代和歷史時代的標志。
2、 歷史考古學。指有了文獻記載以后的人類歷史，
主要研究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文化遺存，需要參考歷史文獻來研究考古發(fā)現。
3、 天野考古學。其主要特點是注重天野調查和發(fā)掘、
注重天野發(fā)掘的技術。探方法和探溝法，垂直發(fā)掘和水平發(fā)掘是常用的方法；講求層位關系。
4、 水下考古學
5、 航空考古學
6、 美術考古學
7、 宗教考古學
8、 古錢考古學
考古的歷史篇三：考古學的歷史
1、 西安半坡遺址
半坡遺址 位于陜西省西安市東郊灞橋區(qū)滻河東岸，是黃河流域一處典型的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遺址，屬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1952年發(fā)現，1954—1957年發(fā)掘，面積約5萬平方米，已發(fā)掘出45座房屋、200多個窖穴、6座陶窯遺址、250座墓葬，出土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約1萬件，還有粟、菜籽遺存。其中房屋有圓形、方形半地穴式和地面架木構筑之分。半坡遺址是我國首次大規(guī)模揭露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村落遺址，1957年建成博物館。
1953年春，西安灞橋火力發(fā)電廠施工中發(fā)現彩陶，
本數據來源于百度地圖，最終結果以百度地圖數據為準。中央考古訓練班又在浐河東岸半坡村附近發(fā)現一處類似遺址的遺跡。在河岸臺地的剖面上，有灰土層、紅燒土層、紅燒土、灶坑和灰坑，以及夾雜在灰石中的骨制斧、錛、刀、笄、針等各種工具、用具。又在一口雙桶灌溉井的井壁的堆積層中挖出一個完整的小型陶罐與一個完整的骨笄。隨即把遺址的這一發(fā)現報告中央文物局和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同年9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調查發(fā)掘團對半坡遺址進行了較深入的調查。1954年秋～1957年夏，先后進行了5次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采用大面積揭露與分層研究相結合的工作方法，發(fā)掘并清理了40多座房屋遺跡，發(fā)現石斧、石錛、石鋤、石鏟、石刀、陶刀、石磨盤、石杵、石鑿等735件，發(fā)現存有粟粒并儲藏東西的窯穴及大量墓葬。
半坡遺址 半坡遺址是黃河流域一處典型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
遺址，距今5600－6700年之間。該遺址1953年春發(fā)現，遺址面積50000平方米。從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發(fā)掘5次，延續(xù)近4年時間，揭露遺址面積達10000平方米，獲得了大量珍貴的科學資料。共發(fā)現房屋遺跡45座、圈欄2處、窖穴200多處、陶窯6座、各類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兒甕棺73座）以及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約近萬件文物。
半坡聚落的范圍為不規(guī)則圓形。居住區(qū)在中央，分南北兩片，每片有一座供公共活動用的大房屋，還有若干小房子，其間分布著窖穴和牲畜圈欄。居住區(qū)有濠溝環(huán)繞，溝北是公共墓地，溝東有陶窯場。據研究，此聚落是集聚兩個氏族的部落住地。半坡居民的經濟生活為農業(yè)和漁獵并重。出土斧、鋤、鏟、刀、磨盤、磨棒等石制農具，鏃、矛、網墜、魚鉤等漁獵工具。還發(fā)現粟的遺存和蔬菜籽粒，以及家畜和野生動物骨骸。常見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缽。彩陶十分出色，紅地黑彩，花紋簡練樸素，繪人面、魚、鹿、植物枝葉及幾何形紋樣。從陶器上發(fā)現22種刻劃符號，有人認為可能是一種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隨葬陶器及骨珠等裝飾品。發(fā)現兩座同性合葬墓，分別埋著 2個男子和4個女子 ，一般認為是母系氏族社會的葬俗。死亡兒童埋在居住區(qū)，多采用甕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隨葬品精致豐富，有木板葬具，表明當時對女孩的愛重。遺址占地面積約50000平方米，大致形狀為南北稍長、東西略短的不規(guī)則橢圓形，分為大圍溝
半坡遺址風景(14張)圍繞的居住區(qū)、圍溝以北的氏族公共墓地和以東的制陶區(qū)三
部分。在發(fā)掘的大約10000平方米范圍內，發(fā)現和出土了豐富的遺跡和大量的遺物
2、 考古學家怎樣工作的
發(fā)掘計劃
考古學家選好發(fā)掘地點，并向地主們都協(xié)商完畢后，就要制定發(fā)掘計劃。對考古學家來說，第一步是在該地點上轉一圈，了解它的范圍，查看土壤和巖石的類型。這有助于估算出所需的人手和發(fā)掘設備。考古學家還要尋找陶器、石器和燧石（譯者按：燧石為一種常見的打制石器的原料）的碎片，這些東西能指示最好的發(fā)掘點。
考古發(fā)掘地點的測繪
在考古發(fā)掘開始之前、進行之中以及最后階段，考古學家都要認真地完成考古地點的測繪工作。這一工作包括測量距離、方向和角度，所用到的儀器叫經緯儀，如上圖右方所示。在此基礎上，考古學家就能搞清楚考古發(fā)掘地點的面積和形狀，并進一步繪出平面圖來�？脊诺攸c平面圖往往會標出一些探溝或一組有序號的探方。（譯者注：trenches直譯為“溝、渠”，這里譯為“探溝”，有的考古工作就是采用挖溝的方式；“探方”指考古工作者按一定尺寸開挖的方形坑，如10乘10平米，探方往往一個鄰近一個地布設。）
3、 考古學分期
文藝復興——19實際40年代 萌芽期
——20世紀20年代 形成發(fā)展
50年代 成熟期（地層學、類型學、自然應用學）
60年代——至今 目標方法的轉變
4、 中國考古
1949為分歧點
5、 考古學基本理論方法：
6、 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是指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不以分布地點為轉移的遺跡、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以及相
同的制造技術等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征。以著名的仰韶文化為例，其以1921年最先發(fā)現于河南澠池仰韶村而得名，目前國內已發(fā)現上千處仰韶文化遺址，分布于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在對仰韶文化遺址的認定上，通常將以磨制為主的石器、彩陶、農業(yè)經濟、家畜飼養(yǎng)等方面作為基本的標準。
考古學文化的研究
對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除了要解決時代和分期以外，還要研究它的內容、特征、分布范圍、起源、發(fā)展，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聯(lián)系等。而要對一文化的內容有充分的了解，則至少應對該文化的一處典型遺址作較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把握這一文化的主要內容。一個考古學文化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某幾種特定類型的住宅、墓葬、工具、陶器和裝飾品以及某些特定的工藝技術等。每個考古學文化的內容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顯示其背后有著共同的文化傳統(tǒng)�？脊艑W作為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不僅要研究人類社會發(fā)展史的共同規(guī)律，還要研究各地區(qū)各個族的共同體發(fā)展的特殊性。因而必須確立考古學文化這一概念，以便對不同的文化共同體，分別地加以深入研究，以探尋物質文化和社會發(fā)展的特殊規(guī)律性。
7、 世界名畫
①、名畫珍品畫作名稱: 《龐貝的末日》作者:卡爾·巴甫洛維奇·布留洛夫 K·P·Brullov,（俄國）創(chuàng)作年代: 1833 年風格:古典主義題材: 歷史規(guī)格: 58x81cm質地: 板 油彩收藏地: 俄羅斯，圣彼得堡，俄羅斯博物館
編輯本段作品簡介
1827年布留洛夫隨建筑考古隊赴龐貝遺址考察，這是一座在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fā)時被吞沒的羅馬古城。布留洛夫站在這自然的廢墟上，腦海中浮現出處于動蕩的俄羅斯祖國。于是誕生了創(chuàng)作這幅畫的構思——從真實的自然事件中去描繪歷史變遷事件中人們經歷的災難和心態(tài)。畫家意在通過對“末日”這種驚心動魄的主題的描繪，揭示了人們在禍害降臨時所表現出的人性和崇高的道德品質——互相幫助和關懷。這幅畫的立意正如赫爾岑所說是：“非常自然地在俄羅斯畫家的心靈中成長起來的�！碑嫾覐墓诺渲髁x創(chuàng)作方法出發(fā)，吸收現實主義因素：虛構的場面、理想化的人物造型和矯揉造作的人物組合。畫家將這一切自然地安排在一個真實可信的環(huán)境之中。畫中描繪了火山爆發(fā)的瞬間，天崩地裂，火山灰夾著巖漿如傾盆大雨一般從天而降，宏偉的建筑即將潰崩，雕像將從屋頂傾落，喪魂落魄的人群忙于逃命，背景的火山噴發(fā)著閃電般的猙獰火焰，吞食著周圍的一切。這充滿動勢的構圖、強烈的明暗光色對比、人物的痙攣性的動作、他們驚恐的神態(tài)及絕望的表情，都加強了畫中的悲劇性效果。畫家表面上畫的是龐貝末日，實際上暗示著自己祖國俄羅斯歷史變遷，為了表明這不是歷史上的悲劇，而是俄國社會現實，他有意將自己的形象畫在左面亮區(qū)一組人物當中，頭上頂著油畫箱的年輕人正是畫家自己，表明祖國的社會動蕩正是畫家親身經歷的事件�！洱嬝惖哪┤铡吠瓿捎�1833年，1834年在意大利米蘭展出時轟動了整個社會，爾后赴巴黎震動畫壇，最后回到彼得堡，表明俄羅斯美術的凱旋。普希金說它是“俄羅斯畫壇的初日”，果戈里莊嚴宣稱它是世界性的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的思想“屬于我們世紀的最完善的趣味”。布留洛夫的
這幅作品，沒有主角，所有人物都是歷史的參加者，所有登場人都強烈地感覺到不可避免的歷史變遷和震蕩。
②、圖塔卡蒙
圖坦卡蒙（前1341-前1323年）是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他原來的名字叫“圖坦卡吞”，意思是“阿吞”的形象，后改為圖坦卡蒙，意思是“阿蒙”的形象，說明他的信仰從崇拜阿吞神向崇拜阿蒙神轉變，圖坦卡蒙9歲君臨天下，19歲暴亡，死因曾一度懸于謀殺，圖坦卡蒙并不是在古埃及歷史上功績最為卓著的法老，但因數千年后其古墓曝光于世，成為最著名的法老之一。
發(fā)現 圖坦卡蒙為現代西方人廣為熟知是因為他的墳墓在三千年的時間內從未被盜，直到被英國探險家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卡爾納馮伯爵（Lord Carnarvon）的支持下發(fā)現他的墓葬，并挖掘出大量珍寶，從而震驚了西方世界。
出土文物(21張)
當圖坦卡蒙登基時，大金字塔就已經有1250年的歷史了。他死時只有19歲，他的墓未被人盜過，因為他修建的金字塔在他死時還沒修好，被后來的宰相阿伊看中，圖坦卡蒙只是葬在一個很小的地方，所以他的墓是唯一沒被盜過的。
整座墓由前室、墓室、耳室及庫室組成。除墓室外，所有的地方都放滿了家具、器皿、箱匣等各類器物，其中包括墓主人的寶庫。墓中的每件器物，都以金銀珠玉裝飾而成。在墓室中還發(fā)現了兩尊真人大小的烏木鍍金雕像，學者們認為這就是圖坦卡蒙的形象。這兩尊雕像生動逼真、栩栩如生，充分反映了古代藝術家們高超的技術和豐富的想像力。在8年的挖掘過程中，人們在墓中發(fā)現了2000多件文物，墓中奇珍異寶非常豐富。
③、特洛伊
特洛伊也稱“伊利昂”。古希臘殖民城市。公元前十六世紀前后由古希臘人所建。位于小亞細亞半島西端赫勒斯滂海峽（即達達尼爾海峽）東南。1998年根據文化遺產遴選標準，被列入《世界遺產目錄》
今土耳其的希薩利克。公元前十三至前十二世紀，頗為繁榮。公元前十二世紀初，邁錫尼聯(lián)合希臘各城邦組成聯(lián)軍，渡海遠征特洛伊，戰(zhàn)爭延續(xù)十年之久，史稱“特洛伊戰(zhàn)爭”特洛伊也因此聞名。城市在戰(zhàn)爭中成為廢墟。荷馬史詩《伊里亞特》即敘述此次戰(zhàn)爭事跡。據傳說，特洛伊城最后由希臘人用“木馬計”攻破。十九世紀考古發(fā)掘，獲得大批古物珍品。
考古遺址特洛伊特洛伊城遺是土耳其古城，位于恰納卡萊南部，北臨達達尼爾海峽，坐落在平緩的城堡山腳下。這里山巒青翠，流水潺潺，柑桔樹和橄欖樹滿山遍野，紅瓦白墻的農舍點綴其間，是土耳其愛琴海地區(qū)典型的農村風光。
特洛伊是公元前16世紀前后為古希臘人渡海所建，公元前13世紀～前12世紀時，頗為繁榮。特洛伊城遺址的發(fā)掘，始于19世紀中期，延續(xù)到本世紀30年代�？脊艑W家在深達30米的地層中發(fā)現了分屬9個時期、從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400年的特洛伊城遺跡，找到了公元400年羅馬帝國時期的雅典娜神廟以及議事廳，市場和劇場的廢墟等等。這些建筑雖已倒塌敗落，但從殘存的墻垣、石柱來看，氣勢相當雄偉。這里有公元前2600～公元前2300年的城堡，直徑達120多米，城中有王宮及其他建筑。在一座王家寶庫中，發(fā)現了許多金銀珠寶及青銅器，陶器以紅色和棕色為主。此外還出土有石器、骨器、陶紡輪等。特洛伊城是一座被燒毀的城市的遺址，它的石垣達5米，內有大量造型樸素，繪有幾何圖形的彩陶和其他生活用具。
公元前9世紀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敘述的“特洛伊木馬計”就發(fā)生在這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來到希臘斯巴達王麥尼勞斯宮作客，受到了麥尼勞斯的盛情款待，但是，帕里斯卻拐走了麥尼勞斯的妻子。麥尼勞斯和他的兄弟決定討伐特洛伊，由于特洛伊城池牢固，易守難攻，攻戰(zhàn)10年未能如愿。最后英雄奧德修斯獻計，讓邁錫尼士兵燒毀營帳，登上戰(zhàn)船離開，造成撤退回國的假象，并故意在城下留下一具巨大的木馬，特洛伊人把木馬當作戰(zhàn)勝品拖進城內，當晚正當特洛伊人醋歌暢飲歡慶勝利的時候，藏在木馬中的邁錫尼士兵悄悄溜出，打開城門，放進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希臘軍隊，結果一夜之間特洛伊化為廢墟。荷馬史詩敘述的這段事跡，成為西方國家文學藝術中傳誦不絕的名篇。
特洛伊城遺址(13張)
距特洛伊城遺址不遠；有一座博物館，是土耳其目前唯一收藏特洛伊文物的博物館。博物館規(guī)模不大，陳列的文物寥寥無幾，這是因為曾發(fā)掘出的大量珍貴文物，已被西方文物盜竊者竊走，其中包括普里阿莫斯國王的寶庫和海倫的項鏈。盡管如此，特洛伊遺址仍然不失為迷人的去處；現在特洛伊已成為土耳其的游覽勝地之一，它吸引著成千上萬的游客。
④、馬丘比丘
馬丘比丘在奇楚亞語Quechua“古老的山”之義，也被稱作“失落的印加城市”，是保存完好的前哥倫布時期的印加遺跡。馬丘比丘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發(fā)掘中心，也因此是秘魯最受歡迎的旅游景點。由于獨特的位置、地理特點和發(fā)現
時間較晚，馬丘比丘成了印加帝國最為人所熟悉的標志。在1983年，馬丘比丘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遺產，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之一。
發(fā)現人物
16世紀中葉，當秘魯淪為西班牙殖民地后，民間就一直相傳：在茫茫的安第斯山脈中，有一座神秘的印加古城。300多年間，探險家們多方尋覓，均無所獲。直到1911年7月的一天，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海勒姆·賓厄姆三世（Hiram Bingham III）在距印加古都庫斯科城120公里、海拔2400多米的群山之間，發(fā)現了這座被白云和密林覆蓋的高原城郭�？脊艑W家無法得知它的原始名字，于是借用了附近一座山名，稱其為馬丘比丘。
⑤、洞穴藝術
這些4萬年前的壁畫或出自尼安德特人之手
這可能是迄今最古老的洞穴壁畫
它并不是蒙娜麗莎，但在西班牙北部地區(qū)發(fā)現的這些紅色“涂鴉”卻已榮登全世界最古老洞穴壁畫的寶座。這些40800年前的藝術作品可能是由到達伊比利亞半島的第一批現代人繪制的，抑或出自尼安德特人之手——在20萬年的時間里，他們一直是伊比利亞半島的主人。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考古學家Alistair Pike表示：“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干的�！彼难芯啃〗M對西班牙北部11座洞穴中的壁畫進行了研究。但美國阿爾伯克基市新墨西哥大學的洞穴專家Lawrence Guy Straus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推測”，因為它基于一個可能出現人類占領時期重疊的單一測年結果。
迄今為止，繪制了熊、獅子和馬的位于法國中部的沙夫特洞穴一直把持著全世界最古老洞穴壁畫的頭銜。這些壁畫距今約39000年，然而對木炭顏料進行放射性碳測年研究的做法一直存在爭論，人們懷疑這些顏料有可能被其他來源的碳所污染。
Pike說，洞穴藝術很難進行測年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因為“除了自身，它和什么都沒有關系”，而不像從地下挖掘出的骨骼和工具，可以直接或用附近的骨骼進行碳測年分析。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Pike的研究小組對在洞穴壁畫上緩慢產生的方解石銅綠進行了測年，而這些物質是富含礦物的水流經壁畫所形成的。結果顯示，其中一些洞穴壁畫的歷史至少有40800年，這使得它們成為迄今已知最早的洞穴壁畫。
正如印象主義在19世紀和20世紀讓位于表現主義一樣，Pike的研究小組在不同的時期找出了一一對應的藝術趨勢。那些最早的歐洲藝術家鐘愛于簡單的幾何圖形，例如圓點、碟形和棍形，而他們的繼任者則繪制了更多活靈活現的復雜手印和圖形。
這些洞穴壁畫到底出自何人之手？Pike認為，現代人的祖先在西班牙北部活動的痕跡可以追溯到4.15萬年前，同時那里還有尼安德特人，他們都可能是已知最早的“畫家”。
尼安德特人是曾經生活在歐洲大陸和亞洲部分地區(qū)的一種古人類，大約在3萬年前消失，被智人也就是現代人所取代。如果這些洞穴壁畫真是出自尼安德特人之手，那么它們對于研究尼安德特人曾經有過的文化將是非常寶貴的材料。
這些洞穴壁畫圖案簡單，其中有將顏料噴在巖石上形成的碟形圖案，以及把手按在巖壁上然后噴灑顏料留下的手形圖案。研究人員表示，早期的洞穴壁畫大多比較簡單，后來才出現各種復雜的圖形，說明遠古“畫家”的藝術思想和能力在不斷進展。
⑥、瑪雅文明
瑪雅文明是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瑪雅人而得名。約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馬拉、巴西、伯利茲以及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西部地區(qū)�，斞盼拿髟谖镔|文化、科學藝術等方面有很大成就。
瑪雅文明的建筑工程達到世界最高水平，能對堅固的石料進行雕鏤加工。通過長期
瑪雅文明(陶器)[3]觀測天象，已經掌握日食周期和日、月、金星的運動規(guī)律；雕刻、彩陶、壁畫
都有很高藝術價值，被稱為美洲的希臘。
公元前400年左右建立早期奴隸制國家，公元3～9世紀為繁盛期，15世紀衰落，最后為西班牙殖民者摧毀，此后長期湮沒在熱帶叢林中。
公元1502年，哥倫布最后一次遠航美洲，距離他第一次發(fā)現“新大陸”恰好10年。船在洪都拉斯灣靠岸，哥倫布和他的船員們興奮地踏上久違的蔥蘢陸地。在當地的市場上，一種制作精美的陶盆吸引住他的目光，賣主告訴他，這漂亮的陶盆來自“瑪雅”。這個神奇的名字，第一次傳入了歐洲人的耳朵。1519年，西班牙探險家科爾特斯（Hernan Cortez）率領西班牙軍隊橫掃墨西哥，征服正處于文明鼎盛時期的阿茲特克帝國，“鏟除一個文化，如同路人隨手折下路邊一朵向日葵”。
此時，瑪雅文明已近尾聲，但在尤卡坦半島上，還殘存著一些瑪雅小邦。1526年，一支西班牙探險隊前往尤卡坦，試圖用暴力建立西班牙殖民地，并強制推行基督教信仰。不肯屈服的瑪雅人展開了長達百余年的游擊戰(zhàn)，直到1697年，最后一個瑪雅城邦才在西班
目前在太平洋的東部群島上還幸存著古瑪雅的后裔。
8、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qū)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被發(fā)現。仰韶文化的持續(xù)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當前在中國已發(fā)現上千處仰韶文化的遺址，其中以陜西省為最多，共計2040處，占全國的仰韶文化遺址數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仰韶文化是距今約5000～7000年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一種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fā)現，故按照考古慣例，將此文化稱之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黃河中下游一帶、以秦晉豫三省為核心的中原地區(qū)，以陜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狹長地帶為中心，東至河北中部，南達漢水中上游，西及甘肅洮河流域，北抵內蒙古河套地區(qū)。
1921年澠池仰韶村遺址發(fā)現后，到2000年為止，全國有統(tǒng)計的仰韶文化遺址共5213處，其分布范圍，以華山為中心分布。東起豫東，西至甘肅、青海，北到河套內蒙古長城一線，南抵江漢，中心地區(qū)在陜西關中、陜北一帶。分布省份有陜西、甘肅、河南、山西、河北、內蒙古、湖北、青海、寧夏等9個省區(qū)，具體分布情況是：陜西省2040處、河南省1000處、山西省1000處、甘肅省1040處、河北省50處、內蒙古自治區(qū)約50處、湖北省23處、寧夏回族自治區(qū)7處、青海省3處。其中，陜西省主要分布在關中和陜北南部的延安地區(qū)，兩地相加達1774處，遺址數量大大超過周邊省份。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區(qū)面積最大的遺址，是陜西關中地區(qū)耀縣的石柱塬遺址，面積竟達300萬平方米。
漢族的先民據先秦文獻記載的傳說與夏、商、周立都范圍，漢族的遠古先民大體以西起隴山、東至泰山的黃河中、下游為活動地區(qū)；主要分布在這一地區(qū)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這兩個類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認為即漢族
仰韶文化遠古先民的文化遺存。
仰韶遺址位于洛陽市西80公里澠池縣東北的仰韶村。仰韶村北面不遠處是屬于崤山山脈的韶山，峰巒疊翠，山清水秀，抬頭仰望，心曠神怡，這大概就是仰韶村名的由來。1961年國務院公布仰韶遺址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發(fā)現 1916年6月當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銅礦資源的時候，偶然的機會讓他發(fā)現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這一發(fā)現結合當時礦藏資源勘探工作難以為繼的狀況，安特生教授以及當時地理測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先生隨即調整了工作重心，轉而進行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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