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歷史
發(fā)布時間:2017-01-26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紅軍長征歷史篇一：紅軍長征歷史資料
紅軍長征歷史資料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8.6萬人向湘西進軍，開始了艱難困苦的長征，幾臨絕境。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堵。又穿過荒無人煙的雪山和草地，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甘蘇區(qū)的吳起鎮(zhèn)。1936年10月，紅4紅2方面軍先后與紅1方面軍會師，歷時2年，行程2萬5千里，長征勝利結束。
紅軍長征歷史篇二：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
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
高華
長征作為英雄史詩，在中國早已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卻少為人知，什么叫“歷史的敘述”？就是隨著人們對某一事件的認識的不斷提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新的觀察視角，對某一歷史事件反復進行追憶、回味、體會，發(fā)現(xiàn)，挖掘新的史實，再以不同的表達方式為載體，對之進行新的描繪和解釋，使有關這一史實的敘述不斷得到豐富和發(fā)展。
長征的敘述在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解釋體系中占據(jù)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響之廣泛，尤如“英雄創(chuàng)世紀”，如果沒有“長征”這一段，不僅是難以想像的，而且有關中國共產(chǎn)革命的敘述就褪色許多。“長征”成為一個骨架和橋梁，把1949年前中國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瑞金時期和延安時期連結了起來，它對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軍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一，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長征就已中外聞名，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國際知道它，宣傳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西行漫記》）一書的廣為流行，對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訪莫斯科的毛澤東特別指示，對外發(fā)布任命張聞天擔任中國駐聯(lián)合國代表的新華社稿件，需標出張聞天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聞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極大關系。當時，還有一個由巴西共產(chǎn)黨領袖普列士得斯參與領導的巴西農(nóng)民的長征，也很有名，但他沒有成功，巴西共產(chǎn)黨沒有開創(chuàng)出新局面，以后更沒有奪得全國政權，人們就忘記了它。紅軍到達陜北后，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nèi)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陜北地瘠民貧，很難養(yǎng)活幾萬人軍隊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幾個月，情況更加艱難，所幸共產(chǎn)國際來了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方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迅速調(diào)整政策，經(jīng)過紅軍東征、西征和建立與張學良、楊虎誠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才緩解了陜北蘇區(qū)的危機，打開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發(fā)展，“長征”就此天下聞名。
現(xiàn)在我們知道，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敗而被迫轉(zhuǎn)移的，最初的目標是和紅
二、六軍團會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線時稱之為：從冒險主義，保守主義，到逃跑主義，也就是說最初沒有“長征”的計劃，也沒有“長征”這個詞語。而國民黨從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將中共的長征誣稱為“西竄”。
一直到1935年夏，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才出現(xiàn)“西征”這個詞，這還是紅四方面軍先用的。與此同時，陳云到達莫斯科，寫了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這個詞，通過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chuàng)辦的刊物，傳到了中國。
紅軍到達陜北后，1935年12月，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用“長征”一詞，他說：“長征是宣傳隊，是宣言書，是播種機，是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結束”，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也應了毛的一句名言：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xiàn)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zhì)援助。本來，在長征結束后，黨的領導人就有計劃，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東征等軍事緊張，此議就被耽擱下來。到了下半年，全國的形勢有新的發(fā)展，兩廣發(fā)起反蔣運動，周恩來等對張學良的統(tǒng)戰(zhàn)已見成效，陜北的局面出現(xiàn)轉(zhuǎn)機，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lián)絡和安排下前來陜北采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征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lián)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fā)起征稿：“現(xiàn)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nèi)和國外進行大規(guī)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fā)起集體創(chuàng)作。各人就自己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薄拔淖种磺笄橥ㄟ_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jīng)三個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陜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后由徐夢秋統(tǒng)稿，并撰寫《關于編輯的經(jīng)過》，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證記》（又名《兩萬五千里》）。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于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諾進入陜北蘇區(qū)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nèi)著名的時政文化雜志《逸經(jīng)》上發(fā)表的《兩萬五千里西引記》，成為在國統(tǒng)區(qū)發(fā)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nèi)容也是取之于這份書稿。
二，徐夢秋這個人，
說起《紅軍長征記》這部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記錄文本，就不能不說到它的總編輯徐夢秋，他就是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多次提到的那個“紅色歷史學家”，可是他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徐夢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7年后被派往蘇聯(lián)學習，1930年回國進入江西蘇區(qū)，曾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在長征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鋸掉，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是唯一的。眾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歲的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四老”，也沒有一個不是安全到達陜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吳玉章當時在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工作，沒有參加長征）。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對徐夢秋特別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蘇聯(lián)治腿。
徐夢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軍的紅軍干部，1937年，組織上安排李玉南和徐夢秋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組織上對其進行勸說，要李玉南“為革命做更大貢獻”，才和徐夢秋結了婚，并隨丈夫一同去了新疆。 到達迪化（今烏魯木奇）后，徐夢秋聽聞蘇聯(lián)正在進行大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蘇聯(lián)醫(yī)腿的念頭，留
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鳴”，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代廳長及新疆學院院長，和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夢秋去蘇聯(lián)安裝假肢。后蘇聯(lián)方面因其傷重，又將其送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行至邊境時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1941年冬天，徐夢秋全家輾轉(zhuǎn)經(jīng)哈薩克回國后滯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指示要重點營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國初，徐夢秋在重慶向政府自首，即被長期關押，政府給了李玉南一筆錢，讓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夢秋離婚，她告訴孩子們“父親是個壞人，要跟他劃清界限”。李玉南從此一直單身， 其子徐維陶雖然成績優(yōu)秀，但因其父的歷史問題“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guī)状味氵M山里，也不知道徐夢秋是何時去世的。李玉南說過一句話：“長征是自由的，從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為“黨內(nèi)參考資料”，由總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書的同志妥為保存，不得轉(zhuǎn)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
這本長征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zhì)樸，是訖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tài)，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英雄主義，沒有反映黨內(nèi)斗爭和“路線斗爭”。通常回憶錄都有一個缺陷，這就是寫作時因年代久遠，事主對當年發(fā)生的事件等已記憶模糊，但是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就在長征剛結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長征的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主編徐夢秋也是長征的親歷者，完整經(jīng)歷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協(xié)助他編輯的成仿吾也是長征親歷者，他們的編輯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術性方面，就是刪除重復，文字精煉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不似后來的
1，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確實是長征的靈魂；
2，“路線斗爭”和黨內(nèi)斗爭也是事實，但是這本書的作者在長征中或他們寫作的1936年，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是黨和軍隊的中高級干部，離核心層較遠，而這方面的內(nèi)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圍內(nèi)，大多數(shù)紅軍干部并不了解詳情；
3，最重要的領導同志沒有參加寫作：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fā)、劉少奇、林彪、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羅邁（李維漢）、聶榮臻、羅榮桓、楊尚昆、鄧小平、鄧穎超等；他們才是黨內(nèi)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參加者和目擊者，但他們知道“內(nèi)外有別”，不會把這方面內(nèi)容向外界（國統(tǒng)區(qū)和外國）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諾談話時，也沒有去展現(xiàn)他和博古、張國燾等的分歧，而是盡量表達黨和軍隊的團結一致。紅軍長征除了中央紅軍，還有二、四方面軍的長征，以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為什么在很長的時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紅軍的長征，而對其它紅軍長征的歷史卻很少了解呢？其實道理并不復雜，中央、中央軍委是和中央紅軍一起行動的，在戰(zhàn)時狀態(tài)下，是幾塊
牌子，一個“單位”，中央紅軍的領袖就是黨的領袖，上有共產(chǎn)國際的承認，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員，是中國革命的司令部，所謂“正宗”和“名正而順”，加之紅一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較多，留俄生也多，寫史或?qū)憘�，就很自然以紅一方面軍為中心了。
其次，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歷經(jīng)艱難險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揮下，取得過許多重大戰(zhàn)績，但其將士多為不識字或識字少的貧苦農(nóng)民出身，由于張國燾長期在鄂豫皖和川陜蘇區(qū)厲行極左的歧視知識分子的政策，識字者常是極左肅反的對象，故而四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很少，識字不多的一般紅軍干部更難在短期內(nèi)寫出有關四方面軍長征的回憶文本。
更重要的是，張國燾在長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間一度出現(xiàn)擴大化的傾向，波及和傷害了許多原四方面軍的干部，加之紅西路軍的失敗，使得原紅四方面軍的同志一時也沒有心緒來寫自己的長征經(jīng)歷。隨之，有關紅軍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結論，成為認識和評價這些事件的有著巨大約束性的前提和標準，這樣，為了維護黨和軍隊的高度團結和統(tǒng)一，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全貌和更復雜、更細致的長征歷程，也就無從敘述了，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的敘述就以紅一方面軍為主體了，這是由當時的客觀條件造成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長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qū)，向西實行戰(zhàn)略轉(zhuǎn)移，中外報章都有報到，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從日本新聞社的報道才獲知紅軍突圍的消息的。
這個時候國人對中共和紅軍的認識受到國民黨或國內(nèi)中產(chǎn)階級報章的很大的影響，國民黨方面曾組織新聞界人士去江西“共區(qū)”參觀，《大公報》等一些報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記者單獨前往采訪，國民黨軍隊的長年軍事圍剿，戰(zhàn)爭的嚴重破壞和極左經(jīng)濟和社會政策造成蘇區(qū)百業(yè)凋零，人民生活艱難，《大公報》、《逸經(jīng)》雜志等對此都有報道，使得國內(nèi)中產(chǎn)階級和知識界對中共和紅軍畏之如虎。
這樣，對國統(tǒng)區(qū)的民眾宣傳紅軍長征就得面對這個現(xiàn)實，直接歌頌之，必定受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而不能通過，只能轉(zhuǎn)換角度，以旁觀者的視角，向國人介紹長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陳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fā)表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長文，假托一名被紅軍俘虜?shù)膰顸h軍醫(yī)，細致敘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階段大量生動的事例，文中以“赤軍”和“南京軍”分別指代“紅軍”和“白匪軍”，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和《救國時報》一樣，再通過巴黎—上海的海路，流傳到國內(nèi)，成為最早向世界和國內(nèi)介紹和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而董健吾為了適應國統(tǒng)區(qū)的言論環(huán)境，甚至借用了國民黨誣稱長征的“西竄”一詞，卻絲毫沒有減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價值。
這是中共和紅軍自己對長征的敘述，這在當時，外界是不知道內(nèi)情的，沒多久，國內(nèi)局勢發(fā)生重大轉(zhuǎn)變，國共在抗日的旗幟下，再度合作，國人通過《西行漫記》和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關長征的史實。
抗戰(zhàn)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達延安，許多是被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跡吸引而來的，參加過
長征的人，除了“紅小鬼”，都被這些后來者尊稱為“老干部”，不少在白區(qū)坐過國民黨監(jiān)獄，正接受組織審查的同志，更對自己缺少這一段長征經(jīng)歷深感遺憾，從此，參加長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而在這之前，到達陜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參加過長征的，沒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長征的英雄事例也開始作為訓練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關長征的敘述越來越豐富。
五，被刪去的長征日記
以后的有關長征的敘述就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是“層累的堆積”。
隨著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勝利，建國后，黨和政府從政治的高度開始了對紅軍長征事例廣泛的宣傳，通過建立紅軍紀念碑，紀念館，紅軍烈士陵園，戲劇，電影（《萬水千山》），歌曲，舞蹈、美術，年畫，宣傳畫，連環(huán)畫、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民對長征史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紅軍戰(zhàn)士為革命，為抗日，沖破敵人封鎖線，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翻越夾金山，穿過六盤山，突破臘子口，奠基直羅鎮(zhèn)，勝利會師在陜北，奔向抗日最前線。筆者至今還記得小學時讀過的兩篇課文：陸定一的《老山界》和吳華奪少將的《我跟父親當紅軍》。
可是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nèi)部發(fā)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fā)表，仍然作為黨內(nèi)參考資料。這一次的刊印，對1942年版的錯字做了校訂，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變化是是刪除了何滌宙《遵義日記》、李月波《我失聯(lián)絡》、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
1954年被刪去的幾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著50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竟發(fā)現(xiàn)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干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范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zhuǎn)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干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干部在1935年初紅軍進入遵義城后的十天里，經(jīng)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zhì)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反而對遵義會議沒一字的描寫。
可是這能成為刪去這篇文章的理由嗎？紅軍長征艱苦卓絕是事實，特別是過草地的那一段，紅軍戰(zhàn)士犧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區(qū)，也是紅軍糧食極度短缺的的最艱苦的階段，但是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qū)，一路革命宣傳，發(fā)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yǎng)，過貴州，暢飲茅臺酒，進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當年的紅軍將士絕大多數(shù)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全身充滿活力，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準點火把，不準照電筒，不準抽煙，不準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云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
紅軍長征歷史篇三：長征(歷史事件)
長征（歷史事件） 長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紅一方面軍）為了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退出中央根據(jù)地進行長征。[1]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余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攻占七百多座縣城，紅軍犧牲營以上干部多達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shù)百個團，其間共經(jīng)過11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無人煙的草地、翻過連綿起伏的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10月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到達甘肅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宣告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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