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歷史
發(fā)布時間:2017-01-25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北京的歷史篇一：歷史上的北京城
歷史上的北京城
侯仁之
二、 作家資料
作者小傳
1911年12月6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棗強縣蕭張鎮(zhèn)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父母之外只有一個小我三歲的弟弟和我一起成長。父親當時任教于掄才學校，我和弟弟在母親獨出心裁的教養(yǎng)下，度過了最難忘懷的童年時代。
我讀完小學后，主要由于時局動蕩不安，經(jīng)過四次轉學，最后才得畢業(yè)于通州潞河高中。因此我在中學的正常學習，頗多損失。但是從一年級起，一個偶然的機會引發(fā)了我對課外閱讀的極大興趣，足以補償六年間正常學習的不足。這個偶然的機會就是我從同學那里第一次借閱到一本文學作品《超人》，其中“離家的一年”這一篇深深觸動了我。書的作者正是日后以《寄小讀者》而深受廣大青少年敬愛的冰心，實際上也就是我的啟蒙老師。
我中學的最后一個學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之后度過的。時值“國難”當頭，不知何去何從。最后還是在課外閱讀的啟發(fā)下，決定投考燕京大學歷史系，并獲得獎學金入學。本科四年學習期間，先后在學貫中西的洪業(yè)(煨蓮)教授極為嚴格的治學方法訓練下，以及在積極開拓中國沿革地理廣闊領域的顧頡剛教授啟發(fā)下，我開始進入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同時我還得到了博聞強記、貫通古今的鄧小誠(文如)教授的及時指點，也使我深受教益。這時在課外參考書中，我又開始受到清初學者顧炎武“經(jīng)世致用”這一學術思想的極大影響，也為他所提倡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教導而深受感染。
在燕大本科畢業(yè)獲得文學士學位之后，我應新兼任歷史系主任的頡剛師之命，留校為研究生兼作助教。他創(chuàng)設了一門新課：“古跡古物調(diào)查實習”，指定我事先為學生寫好參考資料，作為現(xiàn)場實習之用。我早就對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發(fā)生了興趣。這時參考資料的寫作更進一步增加了我自己對北京古城的一些認識。可是這一學年剛剛結束，日本侵略者陰謀制造的“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北平城相繼淪陷，頡剛師被迫離校南下，我就轉為煨蓮師的研究生。正是在他的建議下，我完成了續(xù)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之部的碩士論文。實際上我這時的學術思想已經(jīng)向著歷史時期地理學的研究方向發(fā)展。為此煨蓮師事先為我安排了去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的機會，只因歐戰(zhàn)阻隔，未能成行。更加嚴重的是1941年12月，日美太平洋大戰(zhàn)爆發(fā)，燕京大學立即遭到日寇查封，當時我已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因此遭日寇憲兵逮捕，因“以心傳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軍事法庭判處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直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我才于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非常幸運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達比或譯作德貝)教授，正是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認為人類生活的地理環(huán)境處在經(jīng)常不斷的變化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為歷史地理。研究歷史地理的變化，歷史資料十分重要，實地考察以及人類活動遺跡遺物的深入研究更加重要。正是在他的理論和方法指導下，使我得以進入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也使我認識到把我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tǒng)的疆域變遷和政區(qū)沿革史的研究，進一步發(fā)展為歷史地理學研究是有廣闊前途和重要現(xiàn)實意義的。1949年夏在獲得博士學位后立即回國，到達北京
的第三天，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我與歡呼入云的群眾站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滿懷激情，真是感到無限的興奮和鼓舞。
當時，我仍然回到燕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轉年春學期中央教育部公布的大學歷史系課程目錄中列有“中國沿革地理”一課，我即建議改為“中國歷史地理”，并寫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公開發(fā)表在《新建設》雜志上。我又應梁思成教授之約，在清華大學營建系兼課，講授“市鎮(zhèn)地理基礎”一課，這對我個人來說確實更為重要。尤其難得的是梁思成教授作為新成立的“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還推薦我兼任該委員會的委員，使我感到學有所用而深受鼓舞，為此我根據(jù)當時在西北郊規(guī)劃建設文化教育區(qū)的要求，完成了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即“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
時隔兩年，全國高校進行了院系調(diào)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并，北京大學遷來燕園，我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教學行政
“文革”中我在江西鄱陽湖畔鯉魚洲度過了不同尋常的兩年，勞動和磨難不僅鍛煉了身體，也增強了自信，終于使我在全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初，有幸得以出席全國科學大會，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從此也開始了國際文化交流的新時期。
早在1957年夏，中央教育部曾派我出席由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主持召開的“今日的大學”國際討論會，這是“文革”以前我僅有的一次國外活動�！拔母铩币院�，從1980年到1996年，前后出國十次，或是講學，或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和文化交流。先后擔任過客座教授、住校訪問學者、國際地理學會學術思想史專業(yè)委員會成員。做過關于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和城市規(guī)劃以及我國西北沙區(qū)歷史地理考察的學術講演、介紹過中國地理學史的專題研究和中國古代地理學家的卓越成就等等。以上各項活動，主要是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中進行的，也有的是在西班牙和荷蘭。其中使我收益最大的是1984年1月，我作為路斯基金學者應邀到美國康奈爾大學進行北京和華盛頓兩個首都在城市規(guī)劃和設計思想上的比較研究，為此我還曾利用暑假到該校設在華盛頓的研究中心，進行實地考察，最后寫成專題論文：“從北京到華盛頓——城市設計主題思想試探”一文，這一研究對中外城市歷史地理的比較研究是一個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這次工作，我和該校城市與區(qū)域規(guī)劃系的國際著名學者瑞溥思(John W.Reps)教授結為好友。他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寵偉的華盛頓——首都的規(guī)劃設計和發(fā)展》，也正是我這次前來康奈爾大學進行研究的主要參考書之一。由此，我認為城市歷史地理的比較研究，在開展國際合作方面是有廣闊前途的。
1984年我初來康奈爾大學工作期間，曾于7月初前往英國利物浦大學接受“榮譽科學博士”稱號。我當初的導師達比教授早已轉往劍橋大學任教，卻特地趕來參加這一儀式，使我深受感動。
我的另一項有價值的工作是促進了我國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保護公約”。在康奈爾大學工作期間，我了解到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一項“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保護公約”，其目的是通過國際合作，更有效地保護對人類具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我國卻尚未參加。1985年4月我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提出我國政府應盡早予以批準的書面提案，由其他三位委員聯(lián)合簽名，終于得到批準。我國首次得以列入這項保護公約的，在北京就有三項，即周口店中國猿人遺址、八達嶺萬里長城和故宮博物院。日后列入該項公約的我國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項目已經(jīng)大大增加。
1991年秋天，我再次訪問康奈爾大學，乃是接受瑞溥思教授在華盛頓建城200周年所出版的一部巨著：《華盛頓圖說——1790年以來的首都》，書的扉頁上印有如下的字句：“給我的朋友和同行，在北京的侯仁之和在莫斯科的瑟奇·奧澤戈爾(Sergey Ozhegov)”。因此我在贈送儀式上作了有關北京和華盛頓在設計思想上的比較研究的演講，作為答謝。
1996年5月我又應邀出席美國克萊爾門特·麥基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召開的一次國際討論會，題目是“燕京大學的經(jīng)驗與中國高等教育”。我考慮到自己出生在多災多難的舊中國，是在燕京大學的學習中，開始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又使我得以在北京大學“兼容并包”的傳統(tǒng)學風下，終于探索出自己科學研究的方向。最后，又是借助于原來的北京大學分校，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校友會支持下，于1991年初成立了燕京研究院，委我兼任院長，并得以繼續(xù)編輯出版為弘揚祖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而享譽海內(nèi)外的《燕京學報》�！帮嬎荚础�，終于促使我寫成了一篇“我從燕京大學來”的回憶錄，并在這次會議上做了同樣題目的發(fā)言，這是我到目前為止參加的最后一次國際學術文化交流。最后應該補充一點，即我還曾盡可能的獻身科普讀物的寫作，事出有因，此不贅述。
(1997年5月23日凌晨，在布谷鳥歌聲中，
完稿于燕南園61號陽臺。時年即將86歲。）
——《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北京的歷史篇二：北京是一座深具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
北京是一座深具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50余年的建都史，為這里留下了無數(shù)的歷史發(fā)展的印記，京味兒文化是由皇家文化和平民文化共同組成，北京古建筑是北京歷史悠久的活化石，而皇家園林在北京的古建筑之中，又占有絕對的地位。
北京的皇家園林建筑，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燦爛結晶，也是整個人類建筑史上杰出瑰寶。這里有與埃及金字塔齊名的古長城，有建于西晉的潭拓寺，元、明、清三代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明清兩代的皇宮紫禁城，帝王用來祭天、祈谷的天壇,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園林頤和園,顯示了古代天文學成就的古觀象臺，還有位于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皇陵建筑群，以及銘記了英法聯(lián)軍侵華罪惡的圓明園，著名的燕京八景等等，都是每一位想了解北京皇家園林文化的直觀教科書。
都城的歷史能夠反映一個國家的歷史，作為幾代帝都和今日中國首都的北京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縮影，北京是古老的，是民族的，但又是一座風骨依然雄風健在的國際化大都市，北京的文化積淀和歷史的悠久定力，使得現(xiàn)今的北京依然是世界舞臺上一顆璀璨的巨星，而北京的皇家園林建筑，自然是這個星座中最為壯觀耀眼的魅彩恢虹。
北京的歷史篇三：北京歷史與文化
北京歷史與文化
第一章、導論
北京的概念
什么是北京？
“北京”作為一個地名概念，首先它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北京包括中國歷史上所有曾經(jīng)叫過“北京”的區(qū)域。而狹義北京的概念可分為“歷史上的北京” 和“當代北京”兩部分。
廣義“北京”之例
唐及五代中的唐、晉、漢三代都以它們的發(fā)祥地太原府為“北京”(在今太原市西南晉源鎮(zhèn))。
宋代仁宗時，曾把河北的大名府改稱“北京”(在今河北大名的東北)。 明洪武初年，曾把開封府改稱“北京”(今開封市)。
歷史上的北京
從夏商周時期的幽州、周初的薊城；再到戰(zhàn)國時期的燕國；
秦代廣陽郡（郡治薊城）與上谷郡、漁陽郡；漢廣陽國與上谷郡、漁陽郡、涿郡；
魏晉時期的幽州、薊城；隋唐五代的幽州、涿郡、漁陽郡與幽州大都督府 遼陪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
當代北京
北京市簡稱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和直轄市、中國國家中心城市，中國政治、文化和國際交流中心，中國第二大城市。
行政區(qū)劃(十四區(qū)二縣):東城區(qū)，西城區(qū)，朝陽區(qū)，海淀區(qū)，石景山區(qū)，豐臺區(qū)，房山區(qū)，門頭溝區(qū)，通州區(qū)，順義區(qū)，懷柔區(qū)，大興區(qū)，昌平區(qū)，平谷區(qū)，延慶縣，密云縣。
第二節(jié)、北京歷史分期與特點
目前學界四個時期的劃分：
（一）70—20萬年前到公元前222年。
自北京地區(qū)有古人類活動始到城市的
起源與早期發(fā)展（西周燕國）。
（二）公元前221年——公元937年
從封建國家的東北軍事重鎮(zhèn)、交通貿(mào)
易樞紐到北部地區(qū)的多民族城市。
（三）公元938年——1949
中國傳統(tǒng)帝制時代全國政治中心的形
成與演變。
（四）1949——今
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的發(fā)展歷程。
——（參見《北京通史·總序》）
北京歷史的三個“關鍵點”
一、北京有遠古人類活動的歷史。考古發(fā)掘證明，北京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可追溯到50—70萬年以前。
二、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體現(xiàn)。
三、北京有一千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
北京歷史發(fā)展的“三個千年”
三千余年的文明史與城市史
第一個千年——公元前一千年（商周時期）
第二個千年——秦漢至隋唐時期
第三個千年——遼至清代
北京歷史特點
文化源遠流長，歷史非常連貫，地位不斷遞升。
方國中心——北方重鎮(zhèn)——割據(jù)政權
都城——北中國政治中心——全國政
治中心——國際大都會
作為都城的歷史變遷
三千年間，北京九次成為都城。
薊、燕、遼、金、元、明、
大順、清、民國（初期）
中國皇朝政治中心的擺動，前一千年東西擺動，后一千年南北擺動，呈現(xiàn)出“十”字形特點。變動的結局則是北京成為政治與文化中心。
(二)、北京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大融合、大交匯之地，尤其是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農(nóng)業(yè)文化的交接地帶。
嚴文明先生關于文化區(qū)的研究
宗教文化之例：房山云居寺（遼金石經(jīng)）、五塔寺（明初建筑的印度佛教風格）
（三）北京歷史文化的開放性、包容
性與多元化。
雍和宮與藏傳佛教
（四）政治、軍事地位與經(jīng)濟發(fā)展不協(xié)調(diào)。
歷史與現(xiàn)實：政治文化資源的過度
集中，經(jīng)濟與社會承載力的困境。
人口、水源、交通、環(huán)境
例證：“南水北調(diào)”“逃離北上廣”
第三節(jié)、北京歷史研究概述
北京史的基本史料
《析津志輯佚》，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編，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析津”一詞源于析津府，在遼對宗開泰元年(1012)，改南京為燕京，改幽州府為“析津府”，因而遼代的燕京亦稱“燕京析津府”。）
《宛署雜記》二十卷，（明）沈榜編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清）于敏中等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春明夢金錄》七十卷、《天府廣記》四十四卷，（清）孫承澤撰。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三十卷，（清）周家楣（順天府尹）總裁、繆荃孫總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二、北京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侯仁之與《北京歷史地圖集》
編制緣起與歷程：
初步設想
1949年5月北京市成立“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葉劍英）負責古都北京的改造和規(guī)劃設計。1951年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侯仁之（兼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向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梁思成提出繪制北京歷史地圖的建議，得到梁的大力支持。但1952年院系調(diào)整，侯的設想落空。
2、人民大會堂“古河道”與總理指示
1958年人民大會堂破土動工，開挖地基時發(fā)現(xiàn)附近地區(qū)有深埋的廢棄古河道。
北京市委領導高度重視，指定侯仁之組織力量考察研究并復原北京地下古河道分布狀況。
1965年春侯仁之向北京市副市長萬里匯報研究成果，萬里傳達了周恩來總理關于編制北京歷史地圖的意見。編制工作再次提上日程，但隨后的文革使之再次擱淺。
3、文革后的重新起步
1979年北京市測繪處（后為測繪院）召開了北京歷史地圖集編輯工作籌備會，成立編輯委員會。北大教授侯仁之任主編，北京大學、北京市測繪院、北京社科院等單位的21位成員共襄此舉。
歷時七年，1986年地圖集初步編制完成，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萬里題寫了書名。
4、社會反響與評價
譚其驤（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首善之區(qū)的首善之作。惟實地考察至五十余次之多，行程達五千余公里，其他省市恐無力效法耳。他省市可取義為則，取法乎上，庶幾可得乎中。是冊之出版，不僅對研究北京之歷史地理有重大價值，亦可為全國編制省級歷史地圖之楷模也。
陳橋驛（浙江大學地理系教授）
對于《中國歷史地圖集》，我曾經(jīng)指出這是歷史地理學界一部劃時代的作品，而對于這部《北京歷史地圖集》，我同樣認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二者側重不同：前者是一部小比例尺的大區(qū)域歷史地圖集，而后者則是一部大比例尺的小區(qū)域歷史地圖集。除文獻功夫之外，其野外考察之方法與成果尤其值得注意。 侯仁之與北京史研究
1955年《北京都市發(fā)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載《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侯仁之主編：《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北京城的生命印記》，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侯仁之文集系列）
北京城市文明的誕生、發(fā)展與規(guī)劃；北京的河湖水系變遷與水源；北京歷史地圖與城市地理的研究。
《北京通史》（十卷本）
北京市社科院集體成果
前期準備：
1980年編輯六十余萬字的“北京史大事記”，后整理出版《北京歷史紀年》。
1983年，在北京大學分校歷史系二三年級開設“北京通史”課。
1988—1990年，編輯出版四十余萬字《北京歷史綱要》（上下冊）。 1987年，《北京通史》課題組正式成立，相關研究計劃啟動。
主要內(nèi)容與編輯體例
敘述自約七十至二十萬年前出現(xiàn)“北京人”活動起，至本世紀80年代末至，歷史上北京地域范圍內(nèi)發(fā)生的主要史實。
本書體例：
卷一：遠古至魏晉；
卷二：隋唐五代
卷三：遼代；
卷四：金代；
卷五：元代；
卷六：明代；
卷七：清代上（1644—1840）；
卷八：清代（1840—1911）；
卷九：民國；
卷十：當代
對《北京通史》及北京史的討論總序（曹子西）歷史縱向敘述（歷史脈絡與主要線索）與橫向敘述（政治、經(jīng)濟、文化、民族、城建、社會生活）相結合，中國通史與北京地方史內(nèi)容的交叉與結合。
《北京通史》的問題：
政治史的內(nèi)容與框架過多，與中國通史有重復之嫌。
內(nèi)容猶如大拼盤，政治、經(jīng)濟、民族羅列，缺乏整體性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可開拓之處：如何發(fā)掘出北京自身的演變脈絡與其地域文化的特色，仍需進一步努力。
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成果
王燦熾《北京史地風物書錄》，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北京大學歷史系課題組編《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韓光輝《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尹鈞科《北京郊區(qū)村落發(fā)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北京史百年論著資料索引》，郗志群主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燕史集》，閻崇年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羅哲文等著《北京歷史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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