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國文”，已成為一個歷史記憶，但卻經(jīng)常被時人緬懷。來新夏曾連作《說說“大一國文”》和《再說“大一國文”》，呼吁在大學改革時增設大一國文課，并重印《論孟一臠》及陳垣編《國文讀本》：“我將馨香默禱其事之有成！”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一文中說，《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國文選》“這本書現(xiàn)在大概是很難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能夠讓兩位大學畢業(yè)四五十年的先生念念不忘，大一國文課的魅力可見一斑。

一

　　十九世紀末，中國近代大學教育逐漸興起，出現(xiàn)了公立、私立及教會三類大學。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碰撞的時代，如何推行大學國文教育，成為政府和高校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一九0四年，張之洞等向清政府提交《奏定學堂章程》，在優(yōu)級、初級師范學堂開設“中國文學”和“讀經(jīng)講經(jīng)”科，不同學堂和學年授課目標略有不同。然而，此時在上海編訂教科書的商務印書館認為兩科不符合普通教育原理，堅持原則編訂《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代替，并被各學校采用，“國文”一詞始行世。一九0九年，清政府頒布《學部奏請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正式承認“國文”科的合法地位。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課程之標準》，保留了“國文”科。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四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大學規(guī)程》，規(guī)定“國文”為“未分系之一年級生”的“基本科目”，與黨義、軍事訓練及第一、第二外國文同列為“共同必修科目”，“大一國文”遂成固定詞組。
　　然而，雖有教育部的明文規(guī)定，民國大學國文課的開設還是因校而異。據(jù)李瑞山等《民國大學國文教育課程教材概說》（《中國大學教學》二0一五年第八期）一文征引時人謝循初的不完全統(tǒng)計：截至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尚未開設國文課程；已開設課程的大學，學分設置也相差很大，如浙江大學二學分，廣西大學、山東大學四學分，清華大學、大夏大學、齊魯大學、安徽大學六學分，廈門大學十二學分，滬江大學則高達十六學分。從這份名單可見，立足本土傳統(tǒng)的高校如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對國文課的設置并沒有高度重視；而教會大學如齊魯大學和滬江大學等對國文教育則顯得更加重視。不僅如此，燕京大學要求所有學生“大一”“大二”年級必修國文課程，文科最高時必修十六學分，理科最高時必修八學分，其全校必修內容為“名著選讀”，分二學年授課，“大一”主要選授白唐宋至近代的名著，“大二”選授自先秦至六朝的名著，并要求學生購買曾國藩《經(jīng)史百家雜鈔》一部作為參考；滬江大學將國文課擴展至大學四年必修，內容包括經(jīng)學節(jié)讀，選讀名家論說、策論、雜著、學術史等；輔仁大學則由校長陳垣親自主持編選教材、培訓教師、統(tǒng)一考試。教會大學如此重視國文教育，是教會大學中國化改革的結果，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民族主義深刻認識后適應中國國情的自我調整。
　　全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各校國文課的設置及內容更加注重愛國主義教育，這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國文教育的一個共性特點：山東大學國文教材“入選的多是歷代抗敵的文字”（朱自清：《論大學國文選目》）；葉圣陶一九三八年在武漢大學講授國文課時，常在課堂上談抗戰(zhàn)時局，他寫的每一篇詩文都與抗戰(zhàn)有關，引導學生關注神州大地正在開展著的“驚天動地之血戰(zhàn)”；繆鉞在給浙江大學學生上課時，結合文學課內容對古代愛國詩人、詞人在民族危急關頭表現(xiàn)出來的堅貞民族氣節(jié)尤加宣揚，選講岳飛、辛棄疾等人的名篇（李仲明：《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文化》，團結出版社二。一五年版）。
　　一九三八年四月，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從長沙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聯(lián)大國文課由中文系教師組成“大一國文委員會”安排課務、編選教材和進行授課，課本由任教老師組成“大一國文編撰委員會”選編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國文選》。西南聯(lián)大的大一國文課包括讀本及作文，計六學分，其中讀本四學分、作文二學分，由中文系教師講授�！段髂下�(lián)合大學國文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選文言文二十篇，中篇為語體文十五篇，下篇為古詩四十四首。從內容看，選文帶有很強的時代印記：一方面，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下，聯(lián)大中文系的教師們傾注了家國之感和愛國熱情，在文言文和古詩選篇上傾向于戰(zhàn)爭和有關名臣烈士的內容，如《魯仲連義不帝秦》《史可法傳》等史學名篇，屈原《九歌·國殤》、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古詩代表，特別是以陸游《示兒》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作結，表達了先生們對于收復河山、取得抗戰(zhàn)勝利的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學革命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聯(lián)大教師把反映新文學運動業(yè)績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包括散文、小說、戲劇文學和文學理論）引進大學國文教材，篇幅雖少于古詩文，但也把自“五四”以后重視白話文的風氣從北平帶到相對封閉保守的西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一九四。年夏，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決定編選大學國文全國統(tǒng)編教材，并推選魏建功、朱自清、黎錦熙、盧前、伍俶儻、王煥鑣六人負責編選。一九四二年，該編委會擬定《大學國文選目》，選出五十篇文言文，沒有語體文。一九四三年八月，由國立編譯館印行的《部定大學用書大學國文選》正式發(fā)行。圍繞此部頒教材，魏建功、朱自清、朱光潛、黎錦熙、羅常培、楊振聲等分別發(fā)文討論大學國文教育問題。西南聯(lián)大教師更是認為此教材有嚴重的復古傾向，因此編選了一部《西南聯(lián)大語體文示范》作為補充教材，其目的便如楊振聲在該書序言《新文學在大學里》所言：“讓我們放開眼光到世界文學的場面，以現(xiàn)代人的資格，用現(xiàn)代人的語言，寫現(xiàn)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學共同的立場上創(chuàng)造現(xiàn)代的文明”，“從這些作品發(fā)展開來，便是修辭立誠的門徑，便是創(chuàng)造中國文學的新途，便是中國文學走上世界文學的大路”。

二

　　輔仁大學的國文課由校長陳垣親自主持，他不僅身體力行，親授此課，還遴選一批優(yōu)秀的中青年教師承擔課程，切實指導他們的教學工作。為便于全校授課和統(tǒng)一考試，陳垣在主持校政之余，還自選、自編、自校一套《國文讀本》教材。現(xiàn)存輔仁大學《國文讀本》有陳智超教授收藏的“勵耘書屋”稿鈔本及國家圖書館藏一九三六、一九三九、一九四0、一九四一年的鉛印本，另有附錄《論孟一臠》單行本藏于國家圖書館。我曾見到“勵耘書屋”稿鈔本及上述四種鉛印本原件，在對歷年選篇變化進行梳理、對原文進行校對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在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陳垣在篇目選擇、順序編排、文章裁選、排印形式等方面都別具匠心，灌注著自己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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