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相較于國外刑事訴訟程序一般來說僅包含審理程序，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所涉階段較為寬泛，包含立案、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審判等階段。言及訴訟，必會有一中立裁判者存在，但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偵查階段體現的恰是一種行政治罪的權力控制特點。本文從幾個案例為切入點，對我國刑事偵查程序中“命令——服從”特征進行分析，為厘清我國刑事訴訟中偵查程序與其他程序的區(qū)別和關系提供思路。
　　關鍵詞：刑事偵查程序；“命令——服從”；如實回答
　　一、案例觀察
　　案例（一）：趙某因盜竊公款潛逃，偵查人員張某在執(zhí)行其他公務活動時，偶然撞見了趙某并拘留了趙某，下面是偵查人員張某訊問趙某的一段筆錄：
　　張：被告人趙某，你要老實交代你的罪行。
　　趙：我沒罪。
　　張：你有什么證據證明你無罪？
　　趙：我要請律師，讓我的律師跟你們說話。
　　張：你現在無權請律師，律師不能介入偵查活動。
　　趙：我沒罪。
　　張：你要老實交代你的罪行，你要是不好好交代。多判三五年不算什么；要是好好交代呢，你又年輕，我們很快就會放你出來。①
　　案例（二）：訊問人員在訊問中可以分別扮演“紅臉和白臉”的角色，“紅臉”是和善可親，同情犯罪嫌疑人的“好人”形象，“白臉”是兇神惡煞，痛恨犯罪嫌疑人的“壞人”角色。訊問人員可以在訊問的不同的時間段分別扮演“紅臉和白臉”的角色，“有時可以導致不愿如實回答訊問人員提問的犯罪嫌疑人的態(tài)度發(fā)生變化”。②
　　案例（三）：趙作海冤案中，偵查人員為了讓其“如實交代”“殺害”趙振棠的犯罪情節(jié)，不僅采取了對其使用車輪戰(zhàn)、不讓吃飯睡覺、恐嚇等一般刑訊手段，還采用了用手槍敲頭、用木棒打頭、催眠、在頭頂放爆竹等許多離奇的刑訊手段。③
　　二、關系分析
　　以上三個案例中，均是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過程中，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偵查人員所提的關于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以及所犯罪行為何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八條的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中進一步解釋，“訊問中應當緊緊圍繞案件事實提出問題，并在訊問中教育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犯罪嫌疑人對于偵查人員提出的問題應當如實回答，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既不能隱瞞，也不能無中生有，或者避重就輕�！雹�
　　從（刑事訴訟法）法律的體系解釋來看，第一百一十八條規(guī)定的“如實回答”義務，與第五十條規(guī)定的“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是存在完全對立的沖突，且這種沖突即使用法解釋學的技巧也無法解決：國家立法機關一方面想通過增加立法來加大在刑事訴訟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保護，以呼應憲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權”⑤，一方面迫于國家追訴機關的壓力，不得不將“應當如實回答”繼續(xù)保留在刑事訴訟法中。
　　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對于同樣的犯罪嫌疑人如何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這一問題，國外就有不同做法，如美國在憲法修正案中規(guī)定了“不得自證其罪權利”（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其中蘊含的自白任意（voluntariness）規(guī)則和緘默權（right to silence）制度完全排除了強迫犯罪嫌疑人證實自己有罪的空間。
　　就刑事政策而言，我國刑事偵查中一直奉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做法，從邏輯來看，坦白的確應該從寬對待，但是抗拒是否可以從嚴就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從發(fā)現真實的角度出發(fā)，犯罪嫌疑人坦白，有利于幫助偵查機關查明案件情況，于理于法皆應該寬大處理，但是抗拒從嚴的話，不但無助于真相的揭示⑥，而且也加劇了犯罪嫌疑人的對抗心理；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坦白從寬，回家過年，抗拒從嚴，牢底坐穿”，“牢底坐穿”的主要原因就是犯罪嫌疑人不配合偵查工作，“無理狡辯”，定罪處刑的標準不是證據所揭示的案件事實，而是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態(tài)度。
　　三、理論的提出
　　根據以上內容的分析，筆者發(fā)現，在偵查程序中，似乎存在著一種“命令——服從”模式：偵查人員提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以及所犯罪行為何的問題（命令），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服從），否則就是“抗拒從嚴”。
　　通常情況下，“命令——服從”模式主要存在于軍事領域（command——obedience）和行政領域（order——obedience）⑦：在軍事活動中，軍人以嚴格服從上級命令為天職，以維護軍事領域森嚴的等級制度，進而保持軍事活動的一致和高效；在政治/行政活動中，“政治”（politics）/行政（administration）本身就包含了權力（power）關系⑧，一種“命令——服從”關系，以習慣、利益權衡、情感和理想等各種不同的動機形式存在于國家和政府的政治運作中，韋伯用“層級官僚制理論”對之進行概括⑨，以行政服從為例，它是指行政組織內部的服從，它不同于公民的服從，公民的服從一種“權力——權利”的交換，公民為換取公權力的庇護而犧牲部分的私權利，是一種角色服從，而不是身份服從。
　　通過對理論的梳理，刑事偵查活動中，的確存著一種“命令——服從”模式，偵查人員承擔著國家分配給其的“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的職責，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運用各種訊問技巧，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以獲得其口供，進而達到讓犯罪真相公布于天下的目地，犯罪嫌疑人在接收到偵查人員這樣要求“如實回答”的命令時，“應當”服從命令，如實供述，不得狡辯，不得抵賴，否則“抗拒從嚴”，受到更重的刑罰處罰。
　　注釋：
　�、倌彻苍盒刹檎n程案例.
　　②（美）弗雷德·英博.審訊與供述.何家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年.
　�、叟嗮�.冤枉趙作海的公安局副局長被起訴了.成都商報.2010-07-14.
　�、苋珖舜蟪Ｎ瘯ㄖ乒ぷ魑瘑T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菪淌略V訟法一向有“動態(tài)的憲法”，“活的人權法”之稱。——筆者注
　�、薹缸锵右扇说墓┦鍪遣槊靼讣闆r的重要來源�！P者注
　�、遚ommand主要用于軍事場合，order語氣較強，執(zhí)行任務或者掌權者發(fā)布命令時使用，參見《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六版），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214頁。
　�、唷杜＝蚋唠A英漢雙解詞典》（第六版），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1325頁/22頁。
　�、狁R克思 韋伯將官僚制描述為一種以分層——分部、集權——統(tǒng)一、指揮——服從等為特征的組織形態(tài)。
　　作者簡介：
　　金飛艷，女，漢族，江蘇淮安人，北京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程序理論、證據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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