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主是好東西，用一句流行語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主”，很爽。人人不受壓迫和剝削，人人不受欺凌和蒙騙，人人不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既有國家統(tǒng)一意志，又有公民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

　　有太陽就有黑暗，民主也有敵人。民主的最大宿敵是專制。民主和專制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生態(tài)中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兩個符號。民主憲政讓人聯(lián)想到自由平等，聯(lián)想到普世價值，聯(lián)想到文明進步，聯(lián)想到公平正義。獨裁專制往往伴生著極權統(tǒng)治，衍生著貪污腐敗，成為反人類和落后的象征。

　　中國民主憲政，屬于美國著名社會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所說的那種在奔向自由民主道路上既后發(fā)、又在路上彷徨的國家。中國從獨裁專制到民主憲政的大轉型完成了一半，這一半是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共同完成的，這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盡管意識形態(tài)不同，但就社會變革而言，毛澤東在大陸和蔣介石在臺灣于1950年代初所完成的，卻是基本一致的，其標志性的事件就是土地改革，讓社會底層民眾都獲得生存權，盡管兩人所采用的手段完全不同。中國在二十世紀所完成的，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它是世界范圍內由專制向自由民主大轉型的一部分。從這個歷史高度來理解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才不至于讓我們陷入革命與反革命、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樣的階級爭論藩籬之中。

　　在帝制終結之后，大陸和臺灣都沒有立即實現(xiàn)民主化。這當然有現(xiàn)實政治因素，但對照西方先發(fā)國家經驗，它或許也是一種必然。

　　臺灣地區(qū)的民主之花，開放在中國大陸民主春天之前。用臺灣知名作家龍應臺一段話來勾勒，那就是：“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tǒng)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
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臺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chuàng)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fā)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yè)化基礎；
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tǒng)治下創(chuàng)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zhàn)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臺灣地區(qū)不管還存在“幫派政黨”和“碼頭政治”之詬病，不管臺灣地區(qū)立法院經常用肢體語言立法、上演藍綠之爭武打片，也不管臺灣民主選舉產生了貪瀆腐敗透頂的陳水扁，客觀而論，臺灣地區(qū)踐行民主憲政，當之無愧是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貪瀆的陳水扁囹囫在臺北看守所，從高高在上的地區(qū)領導人淪為口誅筆伐的階下囚，就是生動的臺灣民主寫照。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道路，正在不息地跋涉行進中。我們或許需要時間想一想、試一試，如同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經濟改革一樣，政治改革也同樣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看看我們如何能夠找到和我們的歷史文化相通的一條民主化道路？

　　二

　　近代中國自“五四運動”起，把“德”先生請到中國。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著名政治家都極為重視民主，把民主當做施展政治抱負的響亮口號。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民權主義是其核心，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因而決非“平等的國民所堪受”，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結束“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的嚴重狀態(tài)。孫中山先生主張“主權在民”。

　　毛澤東主席早在抗爭時期寫的《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中，鮮明主張：“誠意實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并在抗戰(zhàn)期內召集真正民意選舉的國民大會。我們共產黨人是自始至終主張這個方針的�！�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多次對民主與法制建設作出重要講話：“要繼續(xù)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決不允許有任何動搖�！彼�清醒認識到，民主化和現(xiàn)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社會主義愈發(fā)展，民主也愈發(fā)展。這是確定無疑的。

　　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明確確定了要進一步擴大民主，更好地保證人民進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堅持以法治國，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

　　胡錦濤總書記對民主的認識更為透徹。他強調，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核心是要為人民執(zhí)好政、掌好權，并提出了“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中國的變化，國人的一個深切感受是，“民主”變得更加清晰可觸、貼近自身了。從黨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民主”在人的思維活動和常用語中，頻次明顯多了，民主政治在多條路徑上穩(wěn)步推進。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將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建設相統(tǒng)一，既承認民主的普遍性原則，又強調民主的模式不一，政治創(chuàng)新頻吹清新氣息。黨中央作表率，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匯報工作，重大決策在更廣泛范圍征求意見，向黨內外通報情況；
各地的差額選舉、公推公選、全委會票決以及讓普通黨員參與黨內決策和權力運作，都屬前所未有。人大、政府的民主舉措也各呈特色。國家立法越來越透明，開門立法讓百姓的諸多訴求變成了法律條文、國家意志；
各級政府網站、新聞發(fā)言人制度，搭起政府與群眾溝通之橋，公眾視野直達政府的決策及其運作執(zhí)行，透明政府的構建促進了公平、正義、公信。中共與黨外人士的座談會、協(xié)商會增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更多地進入政府部門擔任要職，顯出政治協(xié)商制度的廣闊前景和中共改革政治體制的勇氣。

　　民主社會一直是近現(xiàn)代中國政治家的夢想，也是中國共產黨歷任領導人的政治抱負。但民主憲政制度，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羅馬不可能一夜建成。一些人幼稚地認為：“只要國家領導人想搞民主制度，三五年則成。”于是就對尚未建成理想民主制度的國家領導人大肆攻擊和指責，攻擊和指責他們搞假民主真獨裁。翻開人類歷史，從專制政治轉變?yōu)槊裰鲬椪�，歐美各國都花費兩三百年，期間還經常導致血腥殘暴的國內戰(zhàn)爭。歷史告訴我們，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真正解決問題不是靠暴力革命，而是靠“光榮革命”，靠和平、理性、智慧地解決問題。靠“光榮革命”可以在較短的時期，短則三十年，長則五六十年完成，使一個國家從專制政體變革成完善的民主政體。

　　民主憲政不是靠國家領導人寫出來、講出來的，更不是靠街頭暴力革命殺出來的。最美的民主之花，往往是在和平、理性、智慧地“光榮革命”之后燦爛綻放。

　　三

　　中國大陸的民主在進步著。民主越發(fā)展，普羅大眾心里越亮堂。公眾社會生活中，民主氣息也漸次充盈。在遵循主流輿論前提下，思想觀點、價值取向、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的多元化不僅允許存在，而且得到鼓勵，人們對政治生活、方針政策有了隨意議論、品頭論足的空間；
網絡的普及更蓬勃催生了網絡民主。

　　同時我們也更深切感受到，中國大陸民主尚有許多不盡公眾期待的不完善之處。憲法賦予人大的監(jiān)督職能一直處于弱化和軟化，特權階層侵犯公民人權時有發(fā)生；
既得利益階層阻滯不前，官民矛盾日漸普遍和尖銳；
民眾對政府普遍不滿和缺乏信任，中國民主執(zhí)政問題日益突出；
官員腐敗猶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腐敗的官場成為社會丑惡的淵源。有一著名房地產商面對公眾輿論譴責，以官場腐敗為房地產業(yè)的腐敗辯護，大言不慚，委屈訴稱：“交通部門的腐敗比我們厲害�！备瘮」賳T的無德造成社會道德滑坡，腐敗官員的無情造成社會人性冷漠，腐敗官員的無信造成社會誠信缺失，腐敗官員的無良造成社會犯罪率日增。中國官場普遍存在的吹牛拍馬、奴顏婢膝、拉幫結派、官官相護、以錯掩過、弄權耍勢、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傍大款、包二奶、養(yǎng)情人、親黑惡等等這些驕奢淫逸、寡廉鮮恥的丑惡現(xiàn)象，不時占據著各大媒體的新聞版面，點燃民眾心中的熊熊怒火。沒有浮出水面的丑惡和罪惡，不知還有多少，比清末著名小說《官場現(xiàn)行記》有過之無不及。

　　一些腐敗分子在干部選拔任用上大肆賣官受賄，致使當地“官場生態(tài)”惡化，這不僅表現(xiàn)在無能或無德者身居高位，還表現(xiàn)在本來正直的官員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選擇退出�！柏澒僖椎弥�，清官不得志”、“劣官驅逐良官”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官位貨幣化、市場化，通過官位與貨幣交易，使官位實現(xiàn)了貨幣化。賣官規(guī)�；�、期權化；
由于賣官出售的不是一次性權力，而是一個任期，“一任州知府，十萬雪花銀”；
賣官穩(wěn)固化、一體化，鄉(xiāng)長向縣長買官，縣長向市長買官。

　　當代中國，為什么會如此腐敗不斷，丑惡疊現(xiàn)？我認為，中國一切問題的實質是民主問題，所有問題的核心是中國封建專制集權的遺毒沒有徹底肅清。

　　縱觀歷史，專制集權是阻礙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總根源。專制集權是導致中國缺乏創(chuàng)新的總根源。專制集權制度本質上是阻礙創(chuàng)新的。專制集權存在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極力壓制社會的思想創(chuàng)新和科學創(chuàng)新。在集權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學只能成為統(tǒng)治者的奴婢，否則，就沒有思想和科學存在的余地。同時，集權體制也為消滅思想異己提供了一種體制保證。專制制度下等級制的財富分配原則也不利于創(chuàng)新。這種等級制的財富分配依據是：級別和權力。級別越高，權力也就越大，相應分配到的社會財富也就越多。從中國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來看，創(chuàng)新一直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稀缺要素。從秦始皇的“楚書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獄，我們可以看出，幾千年的中國發(fā)展歷史，其實是一部對創(chuàng)新恣意摧殘和壓抑的歷史。一個統(tǒng)治者無意創(chuàng)新、民眾無力創(chuàng)新的民族，遭受鴉片戰(zhàn)爭和圓明園之恥辱，乃是必然。

　　專制集權導致中國發(fā)展不均衡。專制集權導致中國發(fā)展的不均衡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
二是經濟的不均衡；
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實質是權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權力的不均衡。專制集權在權力結構上的表現(xiàn)是：一方權力的無限大與另一方權力的無限小。經濟不均衡的表現(xiàn)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壟斷，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競爭。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現(xiàn)是：中國文化本質是為強勢服務的。這也是文化等級性的一個必然結果。由于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不均衡，導致社會經常爆發(fā)形形色色、不公不義的事件，也就不足為怪了。

　　專制集權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切腐敗問題深層次都是權力問題。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不從政治體制的根子下手，讓政府真正陽光執(zhí)政，讓官員權力受到有力監(jiān)督，那反腐倡廉就不能斬草除根。同時反腐敗容易運動化，根據政治形式要求打擊腐��；
反腐敗容易任務化，根據上級指示確定打擊數量；
反腐敗容易巧合化，情人反腐敗、小偷反腐敗、香煙反腐敗、失火反腐敗，等等，令人啼笑皆非，而不是大快人心。

　　專制集權與法治社會建設背道而馳。法治不利于集權者自由意志的隨意發(fā)揮，所以，法治是專制集權的天然敵人。而人治與專制集權是配套餐，二者相輔相成。一方面，人治為集權者提供行動的自由；
另一方面，集權者總是喜歡或有意要維護人治的環(huán)境。在集權體制下，集權者往往是法治的最大破壞者和帶頭破壞者。中國幾千年的專制集權社會，皇帝往往就是最不守法和最無法無天的人。上梁不正，下梁豈能不歪？

　　鄧小平曾經坦言：“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義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會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承認，市場導向專制的國家在經濟上完全可能比民主國家干得更好，因為專制政府雷厲風行，可以省去民主制中不少的拖沓麻煩。我想進一步思考的是，姑且不論專制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否能以公平原則惠及每一個社會成員，但就社會經濟發(fā)展而言，如果忽略了民主精神和現(xiàn)代文明，只能在滿足人們的物欲同時，容易喪失信仰、精神、道德、勇氣等一切可貴的美德，就會失去社會的公平正義。人要活著，但更要有尊嚴、有價值地活著。

　　四

　　沒有肅清的封建主義殘余，成了當今中國民主的大敵。封建主義殘余有兩個，一是居廟堂之高的“專制集權”幽靈，二是處江湖之遠的“人情世故”鬼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人的人情世故，作為一種文化的傳承和延續(xù)，也是刻在中國人骨髓里的一種精神面貌。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中國人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lián)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其他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是立在一個平面上的。中國人的社會結構，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是有差序的格局。中國人的圓滑老成、中國人的含蓄內斂、中國人的規(guī)矩禮數，林林總總都與這種深層的人倫國民性和文化特質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人情世故，每個中國人都從小耳濡目染。從字面意思解釋，“人情”就是人與人融洽相處的方式與情感，用現(xiàn)在的話叫做人際關系；
“世故”指的是社會百態(tài)的變遷，包括文化習慣、風俗習慣、處事習慣和道德習慣等。人情世故作為中國禮儀之邦的人際禮節(jié)，是應當推崇的美德。

　　但不幸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蹂躪踐踏下，演化出各色各樣的潛規(guī)則，成為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積淀的消極國民性，成為中國實現(xiàn)民主的惰性力量和最大潛敵，淪為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文化屏障。無論是中國的商場還是官場，人情世故就是潛規(guī)則，人際關系就是生產力。當官的靠后臺，經商的靠人脈。心照不宣的潛規(guī)則，成為制約中國民主發(fā)展的最大痼疾；
誠信和理性的嚴重缺乏，則成為制約中國民主發(fā)展的兩大硬傷。

　　著名學者吳思專門寫了一部《潛規(guī)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他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后，發(fā)現(xiàn)支配統(tǒng)治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嘴上說的，與實際做的，完全兩回事。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F(xiàn)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復出現(xiàn)和長期穩(wěn)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guī)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guī)則。這是一些未必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規(guī)矩。吳思稱之為“潛規(guī)則”。

　　中國人喜歡私底下辦事，不喜歡遵守明文規(guī)定的章程和要求，卻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許多人寧愿不接受規(guī)則要求，卻力求從規(guī)則中挖掘潛規(guī)則，并十分樂意地欣然接受，且甘愿為它去冒險。跑了送了不一定提拔，但不跑不送一定不提拔。討好領導不一定提拔，但得罪領導一定倒霉。這是官場潛規(guī)則。露了脫了不一定唱主角，但不露不脫一定不唱主角，這是演藝界潛規(guī)則。嘩眾取寵不一定被關注，但不嘩眾取寵一定不被關注，這是學術界潛規(guī)則。有后臺撐腰不一定做好生意，但沒有后臺撐腰一定做不大生意，這是商界潛規(guī)則。

　　在當今中國，潛規(guī)則成為找部門辦事的第一世故。要是不懂這第一世故，十有八九吃閉門羹。在利益驅動下，某些政府管理部門通過暗箱操作，將手中的管理權視為權力尋租的“資本”，部門創(chuàng)收的工具，甚至是個人致富的捷徑。這種“行業(yè)潛規(guī)則”，損害公眾利益，敗壞執(zhí)法部門形象，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披著人情世故外衣的潛規(guī)則，就像一塊臭豆腐，聞聞臭，吃吃香。誰都在痛罵，但誰都會在暗地里悄悄去做。

　　人治的中國，造就世世代代的草民。在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下，善良的人也會被其怪異的政治氣氛所熏陶或被脅迫。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普通民眾往往違心地去經營各種讓人不齒甚至也讓其本人所不齒的關系，人人互相戒備，彼此猜測，相互利用，為的是在其圈子里謀得僅有的生存下去的權利。一個人一旦踏入官場，必須遵循其潛規(guī)則，學會用斗爭來保全自己，否則會非常狼狽地被剔除出局，甚至可悲下場。在專制統(tǒng)治的國度里，民眾的權利意識是扭曲的、壓抑的、變形了的，根本就沒有民主意識真正覺醒的土壤和環(huán)境，國民的依賴服從型的性格特征也就無從改變了。因此，在中國人的心理深層，在中國人的人情世故中，封建專制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已經內化為穩(wěn)定的心理結構和思維定勢。

　　想起一個笑話：有一個中國大陸男生在美國找了一個女友，有一次開車經過十字路口，看看沒車沒人，就闖紅燈過去了。美國女友就怒斥他：“你連紅燈都敢闖，還有什么壞事不敢做的？”吹了。他很沮喪�；刂袊�后，又談了一個女友，又一次開車經過十字路口遇到紅燈時，他記住教訓就老老實實等綠燈亮再通行。結果中國女友大罵他：“你連紅燈都不敢闖，還能做什么大事？”又吹了。

　　五

　　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許多仁人志士，都深切感到進行思想的啟蒙和文化的革命，是實現(xiàn)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的關鍵。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先驅陳獨秀也曾大聲疾呼：“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政體，非得將這般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干干凈凈，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民主畢竟是一個由西方產生的政治模型，它自然地與西方的文化和社會相吻合。由于民主是西方政治形式，它顯然會危及東方孔孟思想的基礎。自“五·四”以來民主在東方的出現(xiàn)就似乎動搖了這個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思想體系。中國人并未從思想上真正接受西方個性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維，起碼在主流意識上并未認同自由民主博愛的西方文化。文化的認同歸根到底是思維的認同，中國人無法完全放棄孔孟思維從而也無法完全接受西方普世價值。中國人的民主意識真正在社會意識中的形成是五四運動以后才開始萌芽生長的。但民主政治模型在東方的應用，最大障礙其實是文化上的困難，這種困難就來自于內蘊著孔孟之道的人情世故與民主憲政思想的沖突。

　　雖然各國具體歷史的進程雖然各不相同，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在這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中，中國必須順勢而為才能真正實現(xiàn)偉大復興。近代中國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攻擊下，發(fā)生了艱難的社會轉型，從器物層面的革新到制度層面的借鑒，再到觀念層面的痛苦嬗變。這一步履維艱的歷史進程昭示了專制基礎被徹底撼動與民主追求的最終確立是歷史的選擇，是不可扭轉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

　　民主和科學，是蕩滌封建專制主義和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銳利武器。中國封建歷史漫長，政治文化專制主義盛行，民主傳統(tǒng)極度匱乏，作為現(xiàn)代政治文化要素的民主、平等精神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中國近代民主化運動，若從康梁維新變法算起到新中國成立，有半個多世紀，但民主政治一直處于“難產”的境地。究其政治根源有二：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專制；
二是同樣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文化沉疴。究其社會根源也有二：一是商品經濟不發(fā)達，二是公民文化匱乏。公民文化不屬于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范疇。中國長期處于專制統(tǒng)治之下，一方面，臣民個人本位主義嚴重，對國家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另一方面，權力對人性的壓抑又使得“民智”和“民力”難以得到充分發(fā)展。所以，公民文化一直沒有形成，成為近代中國革命和現(xiàn)代民主憲政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公民既是一個法律主體，也是一個政治主體，擁有權利同時也承擔義務。公民文化就是這一角色對其自身價值的認知和反映。公民文化是一種參與型政治文化，自己能夠對政府事務施加各種影響；
也是一種擯棄特權的政治文化，公民徹底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要求建立一種無論任何人，不管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不得違反的法律制度；
公民文化更是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公民的力量來自于自由，自由與專制格格不入，但對民主卻必不可少。由此看來，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進程必須伴以觀念的徹底變革才能進入更高境界。

　　六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光靠國家領導人的施政綱領，遠遠不夠。執(zhí)政者要有為民族和國家負起歷史責任的使命感，民眾要有發(fā)自內心的民主意識和公民文化。推進民主進程，不僅僅是執(zhí)政黨和政府的大事，更是每個中國公民義不容辭的大事。上下齊心發(fā)力，才能挪走千百年來壓在中國人頭上的封建專制主義泰山。推動民主，匹夫有責。

　　政治家有改革的勇氣，是國家之福；
民眾有改良的覺悟，是民族之福。

　　請允許我借用兩位世界級政治家的話結尾：

　　一位是美國著名總統(tǒng)羅斯福，他說：“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制度的偉大兵工廠。對我們來講，這是同戰(zhàn)爭本身一樣嚴重的緊急狀況。我們必須以同樣的決心，同樣的緊迫感，同樣的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來致力于我們的任務，就好象我們處在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的那樣�！�

　　一位是中國偉大領袖毛澤東，一九四五年他在《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中這樣寫道：“當我寫這最后幾行時，你們得承認，中國共產黨人總算不是向你們‘肆意攻擊’，僅僅提出一個問題，難道也不應該嗎？難道你們也可以置之不答嗎？你們得答復這個問題：為什么你們愿意‘還政于民’，卻不愿意實行民主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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