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時間：2009年5月24日14：00

　　會議地點：北京大學法學院會議室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

　　主持人：周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蔡定劍

　　背景資料：

　　2008年，媒體報道了一系列抓記者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遼寧西豐警察進京抓捕記者朱文娜，山西杏花嶺區(qū)檢察院抓走央視女記者李敏，河北張家口警察在太原抓走記者關鍵，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傅樺被吉林警察抓至吉林而后移送北京朝陽區(qū)檢察院以受賄犯罪偵查起訴……這些被抓記者，或是已經揭露了有關弊案，或者是正在調查有關弊案。而被抓記者均受到是否收受他人好處的調查或以受賄罪被起訴。

　　2009年，媒體則頻曝抓網民事件：從發(fā)帖揭露老家靈寶違法征地被抓的河南青年王帥，到為內蒙古鄂爾多斯失地農民打抱不平發(fā)帖被抓的吳保全，再到網上發(fā)帖反映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退耕還林中違法行為而被抓的四川遂寧市蓬溪縣青年鄧永固。這些被抓網民，均受到誹謗罪刑事調查或起訴。

　　揭弊記者和網民頻頻被抓意味著什么？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與“誹謗政府”和保護官員的名譽權是什么關系？憲法第41條規(guī)定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批評、建議權利和申訴、控告、檢舉權利與“誹謗政府”和官員的名譽權的關系如何？如何理解刑法關于誹謗罪的規(guī)定？記者和網民對國家機關及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揭露和批評是否可能構成誹謗罪？

　　就上述系列抓記者事件和抓網民事件及所涉言論自由、公民監(jiān)督權等憲法相關問題，北京大學人大與議會研究中心于2009年5月24日下午舉行了專題研討會。會議主要內容如下：

　　周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

　　我是周澤，謝謝蔡定劍教授委托我來擔任今天的會議主持。

　　從去年到今年，我們看到了一系列抓記者、抓網民的事件。這些抓人的事件，一般都是案中有案。去年初，遼寧西豐警察進京抓捕法制日報下屬《法人》雜志的記者朱文娜，因為她報道了當地一個女商人被指控發(fā)短信“誹謗”當地縣委書記的案件。最后，經過媒體的報道，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西豐撤銷了對朱文娜的刑事立案,縣委書記張志國也被責令引咎辭職。但是，這個女商人被判了誹謗罪，還在關著。之后,媒體又陸續(xù)曝出了多起抓記者的案件:山西太原杏花嶺區(qū)檢察院抓走央視女記者李敏，河北張家口警察在太原抓走網絡報記者關鍵，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傅樺被吉林警察抓至吉林而后移送北京朝陽區(qū)檢察院以受賄犯罪偵查起訴……這些被抓記者，或是已經揭露了有關弊案，或者是正在調查有關弊案。而被抓記者均受到是否收受他人好處費的調查或已被以受賄罪起訴。

　　我們還看到，有一些普通網民，因為在網上發(fā)表了言論，就被抓了起來。有一個在上海工作的河南青年王帥，這個應該是比較有知識的青年，在網上發(fā)帖揭露老家河南靈寶違法征地，被河南靈寶警方跨省抓捕。后來這個王帥的情況傳到了網上，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媒體跟進報道后,河南省公安廳不得不承認跨省追捕有錯，按《國家賠償法》對王帥予以賠償。靈寶市也派人親向王帥認錯，并對靈寶市公安局副局長等5名相關責任人作出了停職檢查的處罰決定。王帥的情況是比較好的。與王帥類似的內蒙古的吳保全，因為網上發(fā)帖揭露內蒙古鄂爾多斯地方政府違法征地,被控誹謗政府,一審被判刑一年,上訴卻獲刑兩年,到現在還被關在監(jiān)獄里，等待著再審。還有四川遂寧市蓬溪縣青年鄧永固在網上用真名發(fā)布帖子，稱“高升鄉(xiāng)在退耕還林中存在違紀、違法行為”，并稱遂寧市、蓬溪縣及縣林業(yè)局有關領導是“敗類”,結果被以誹謗罪起訴。類似案件還有一些。

　　這一系列報道讓我們很揪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會面對記者揭露的和網民反映的這些問題。一個記者被當作受賄犯罪來抓起來時，記者們可能再做揭露性報道時恐怕就會有顧慮，就會擔心是不是會被抓起來審查是不是收了他人好處才做揭露性報道。這樣，我們可能遇到的被抓網民遇到的那樣一些問題，可能就難以獲得媒體記者的關心了；
一個普通人因為發(fā)表言論而被地方政府抓捕，我們在遇到那樣一些問題時，恐怕也就不敢隨意去發(fā)帖揭露了。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想我們有必要好好討論一下公共權力的限制問題。這是我們今天會議的由來。

　　今天，我們想研討的問題是：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與“誹謗政府”和保護官員的名譽權是什么關系？憲法第41條規(guī)定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批評、建議權利和申訴、控告、檢舉權利與“誹謗政府”和官員的名譽權的關系如何？如何理解刑法關于誹謗罪的規(guī)定？記者和網民對國家機關及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揭露和批評是否可能構成誹謗罪？

　　我們在正式研討之前，先請我們今天會議的主辦方北京大學人大與議會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定劍教授做一個致詞。

　　蔡定劍（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我想先介紹一下中心的季度論壇。今年我們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這在北大的研究中心中屬于成立得早的。中心有一個活動叫季度論壇。每個季度，我們會抓住中國法治、民主建設中很多重點、焦點、熱點問題，召開一些比較高層次的專家學者會議。過去的歷史證明，我們抓的問題，對中國法治建設都是非常有影響的；
我們的討論，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包括以前我們關注的孫志剛案、搬遷問題、崔英杰案、城管問題等。上次會議，我們關注了信息公開和《保密法》的修改問題。很多記者朋友也很關心這個問題，會議報道后影響非常大。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相關活動的內容。

　　我們的論壇，通過專家的論說和媒體朋友的著力報道，引起社會對這些重要問題的關注。比如上次的保密法的論壇。我們?yōu)槭裁醋ケＣ芊ㄟ@個題目，是因為《信息公開條例》頒布后，很多人向政府獲取信息，都遭到保密法的阻隔，政府都是以保密為由拒絕提供信息。比如北大三個教授要求公布機場高速路的收費情況；
上次的保密法會議，與會的專家提出了很多的關于保密法修改的原則，比如　保密法是以公開為原則還是以保密為原則問題。我們希望我們辦的活動，通過記者報道以后能發(fā)生較大的影響，引起社會的關注。

　　非常感謝在座專家參加我們的討論會，也希望記者能將我們的聲音報道出去，形成一種力量，來呼吁解決這些重要問題。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是“誹謗政府”與公民監(jiān)督權、言論自由的關系。我希望大家就：公民的言論自由權與“誹謗政府”和官員名譽權的關系？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監(jiān)督權與“誹謗政府”的關系？收受禮品錢物的記者揭黑與受賄罪的界限等問題進行討論。

　　周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

　　謝謝蔡教授。

　　據我的觀察，這些年，在公民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關系上，出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現象。過去，記者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批評報道，國家機關以及國家工作人員訴記者、媒體侵害名譽權的案例比較多。而這幾年，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通過民事訴訟來告記者的現象減少。但出現了另一個現象，國家機關以誹謗犯罪追究記者、網民，這樣的案例在增多。近來，以受賄罪抓記者又成了一個現象。在去年初發(fā)生的西豐事件中，雖然警方是以誹謗罪對記者立案的，但警察來抓記者之前，當地檢方曾將記者朱文娜報道的短信誹謗案主角趙俊萍家人抓去審查，問他們給記者送了多少錢，沒送錢記者怎么會大老遠跑來采訪報道。很顯然，他們一度是想以受賄罪追究記者的。另外的幾起抓記者案，就直接以受賄對記者立案了。對這些抓記者案、抓網民案，我們也聽到一種聲音，這種抓記者、抓網民，是對記者、網民的一種打擊報復。

　　從最初的起訴記者侵害名譽權，到后來的以誹謗犯罪追究，到現在的以受賄犯罪追究，這些現象背后到底有怎么樣的玄機，下面由專家們發(fā)表高見。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時事評論家、著名社會觀察人士）：

　　抓記者問題，為什么地方政府的官員不能通過名譽侵權的訴訟來處理這些問題？因為現在政府官員對社會的控制力越來越小了。最早的時候，政府通過單位就能控制你；
后來，他們能通過民事訴訟，以侵害名譽權為理由告你。但發(fā)展到后來，一些媒體已經不怕告了，通過民事訴訟告侵害名譽權，現在也越來越不好使了。第三種方法，就是政府用國家公權力直接打壓你。比如用公安機關抓你，用檢察機關以誹謗、受賄追究你刑事責任。這樣一來，對公民自由權利的阻攔就越來越大了。

　　確實，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記者的膽子越來越小了。但現在一些地方政府最害怕網友。因為對互聯網的審查，是事后審查；
等刪節(jié)網絡信息后，信息早就被傳播開了�，F在頻繁的抓網友，我認為起到的是震懾網友的作用。總的來說，我認為，對傳統媒體的打壓，并不用怕，因為網絡在崛起。這樣兩者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一樣能起到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

　　對于新聞記者的報道失事，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促進新聞自由，新聞間不斷的證偽，不斷的澄清。最好的例子是大公報和山西賣血案的案子。有了充分的新聞自由，新聞記者做假新聞，就會有別的記者來澄清和監(jiān)督。

　　另外，我認為記者收錢報道的問題，應用民事法律關系調整，不應以受賄罪來起訴。

　　徐迅（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處處長）：

　　我來呼應一下李勇。很高興，北京大學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在研究言論自由的問題。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我說這么幾個觀點：

　　首先，現在這幾年新聞記者的職業(yè)風險，比較明顯的加大了。這是從富士康訴第一財經日報兩名記者案件開始的。這個案子創(chuàng)造了兩個歷史紀錄，第一個是富士康公司訴兩名記者，訴的是自然人，而不是報社；
第二個紀錄是索賠額高達3000萬。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法院凍結了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產。這個案件由于是雙方和解結案的，我們無法了解更多的細節(jié)，但這個案件在程序上存在了非常多的疑點。最高人民法院93年關于侵犯名譽權的司法解釋，明確規(guī)定了這種情況下，被告應是報社而非記者，但是這個案件還是以記者為被告。以后的案件，恐怕也難免會繼續(xù)這種做法。這個案件是個民事案件，發(fā)生在06年。刑法修改后，又增添了損害他人產品聲譽罪，實際上就是商業(yè)誹謗。以這個罪判處的一共有三個案例，最具代表性的是“紙包子”案。刑法學界對這些案件非常質疑。從犯罪構成上，這個罪要求兩個行為：“制作”和“傳播”，兩者缺一不可；
同時，要求有確定的損害對象“他人”。但是這個案件中，被告是一個制作者，但沒有“傳播”的行為，他也沒有損害特定他人的聲譽，而僅是對一個行業(yè)有一個抽象的損害。這就是一個非常令人擔心的判決，如果僅對一個行業(yè)進行批評報道，而不涉及具體的商戶，就能被判刑，記者的職業(yè)風險，就變得相當的大。而到08年，則出現了朱文娜案。這個案件，官員刻意避開了民事訴訟程序，也避開了刑事自訴程序，而用公權力，警察，來抓記者。這些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都屬于廣義上的“誹謗”；
第二，三個案件，都是直接針對記者個人的人身和財產；
第三，這些記者全是因為履行職務行為而受到追究；
第四，這些案件在執(zhí)法方面都存在若干令人質疑和擔憂的問題。

　　第二，記者權利和普通公民的權利榮辱與共。86年民法通則通過以后，基本沒有了記者被訴誹謗罪的這種訴訟，關于名譽權的問題，都是通過民事訴訟解決；
93年名譽權司法解釋出臺后，記者的職務行為侵犯名譽權的，也由其單位負責，而不由記者本人負民事責任。這樣，法律一步步將記者從職業(yè)風險和法律風險中解脫出來。但后來刑法加入損害他人產品聲譽罪，就有了追究記者個人責任的案子，最著名的就是“紙包子”案�？梢哉f，98年到08年，對記者的刑事制裁又重新回歸。雖然在中國，記者這種表達者和公民表達者不能完全等同，但他們息息相關、榮辱與共。到今年，我們也看到，網民也受到了刑事追究，這是與記者的刑事追究一脈相承的。

　　第三，對誹謗進行處理的立法，應該有一個合理的體系，包括憲法、刑法、民法等。這些年，司法解釋使誹謗法不斷完善起來，功不可沒，但司法解釋畢竟不是法律。民法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司法解釋就不再發(fā)展了。比如，這些年，侵害名譽權領域的司法解釋就不再更新了。去年一個關于侵害名譽權司法解釋的正式建議，被口頭否決，主要是因為沒有上位法的依據。民法長年沒有新的規(guī)范出臺，很不能適應社會新的需求——這些年，網絡的出現造成了新的情況。另外，我們也難以跟上國際的形勢。根據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我們應該廢除刑事誹謗法，而用民事的誹謗法來代替，這就是我們所強調的誹謗的去刑法化。特別是，對公權力部門的名譽權，要作進一步的限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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