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喜愛魯迅什么？

　　魯迅之子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書提到的一個重要政治情節(jié)：195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接見文藝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參與其中。談話之間，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對這個大膽的設問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币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吃驚之余，不敢再做聲。

　　羅稷南提出的這一命題，涉及中國現(xiàn)代史上兩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執(zhí)權柄的時代，魯迅的處境有兩個，且只有兩個：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沒有其他選擇。但不管怎樣——沉默或坐牢——那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魯迅都是本色不再。這意味著，原來被認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兩位旗手——一個被認為代表著正確的政治方向，一個代表著正確的文化方向——在建國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對立的兩極。

　　然而，通觀毛澤東畢生著述中涉及魯迅的文字，人們看到的卻是他對魯迅的推崇和喜愛，以毛個人的說法：“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訴毛，魯迅稱毛的詩詞充滿“山大王氣”，毛聽后哈哈大笑，不以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魯迅得其心的證據(jù)。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lián)時，在應付緊張的外交活動的空余，還在閱讀隨身攜帶的魯迅著作，并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愛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讀魯迅的書，常常忘了睡覺�！�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說，“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本驮谏�命接近倒計時的1975年11月，毛還就周海嬰提出的魯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議做出批示，“請將周（海嬰）信印發(fā)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薄遏斞溉�集》因毛的指示而獲得迅速出版。

　　對于毛的自托知己，魯迅在天之靈做何感想，人們自然無法知道；
但毛何以視魯迅為知音，則可以從毛的文字中窺見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陜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毛澤東發(fā)表演講，突出強調(diào)的是：“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焙茱@然，毛澤東尊敬魯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認為魯迅的事業(yè)與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認為魯迅雖“不是共產(chǎn)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不過，最能打動毛澤東，使他引為同道的，是魯迅的性格特征。魯迅一生嫉惡如仇，對舊勢力毫不妥協(xié)，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爭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對于自己的論敵“一個都不寬恕”的決絕，都非常符合毛澤東的脾胃，與其性格相投；
更重要的是，毛似乎從魯迅那里借鑒到了榜樣的力量，為他從馬克思那里學來并加以中國式地運用、終生視為法寶的“斗爭哲學”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對魯迅的斗爭精神和韌性備加贊賞，稱頌魯迅“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huán)境里，他忍受著，反抗著……是充滿了艱苦斗爭的精神的�！彼�認為魯迅一生有三個特點：“政治的遠見；
斗爭精神；
犧牲精神�！辈贿^，在這三個特點中，毛澤東最重視的無疑是“斗爭精神”。

　　如果說在建國前重視魯迅的“斗爭精神”是奪權的客觀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權以后，毛澤東也沒有放棄之，相反，更將這種“斗爭精神”推陳出新，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揚光大，靈活地加以運用。60年代初，在一次談話中他再次提到魯迅的性格，認為“魯迅的戰(zhàn)斗方法很值得學習”：“魯迅戰(zhàn)斗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tǒng)統(tǒng)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diào)，他就出《南腔北調(diào)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chǎn)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fā)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只準談風月，他就出了《準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他臨死時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zhàn)斗精神和方法�！笨梢姡�他從魯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貫之的“斗爭精神”。他畢生珍視并堅持青年時代發(fā)明的述志名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說明他對“斗爭哲學”是何等的熱愛。他在建國以后的所作所為，確實如其所說，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tǒng)統(tǒng)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即使是與他生死與共的戰(zhàn)友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一旦被他認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彭德懷、劉少奇的慘死，鄧小平的屢遭打擊，都是明證。

　　魯迅生活在中國社會的黑暗時代，他以文藝為武器所進行的反抗，是新興力量反抗舊社會勢力、改造舊的文化傳統(tǒng)的努力，所以他畢生的“斗爭”都是針對舊勢力及其維護者；
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當然也不會收斂其批判社會的鋒芒，放棄批判社會的義務。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以前，以武裝斗爭的形式對舊制度進行批判，同魯迅一樣是舊政權的反抗者；
但與魯迅不同的是，毛澤東還是新政權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柄后，習慣性地以“斗爭哲學”和“斗爭精神”維護自己的政權，不僅將“斗爭哲學”磨礪的銳利矛頭指向了對新政權構成威脅的敵人，同時也無情地指向了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昔日與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于是，彭德懷、賀龍、劉少奇、鄧小平等都成了他“斗爭哲學”的犧牲品，死的死，傷的傷，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當他感覺需要調(diào)動全體國民參加斗爭、維護其政權時，則不惜發(fā)動“文革”這樣摧毀國計民生的內(nèi)亂，終至導演了一場陷整個中華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為這一切進行辯護的，是他那套以“斗爭哲學”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謂“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的起點是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獨到“領悟”：“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千言萬語，一句話，階級斗爭。”這樣的理論又被他掌握的輿論工具鼓吹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fā)展”。

　　對斗爭的喜愛或曰嗜好，貫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時刻，他還是念念不忘于階級斗爭。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澤東在書房里會見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交談中，使兩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對“斗爭”主題的激情留戀。他說：“我們這里有階級斗爭，classstruggle（階級斗爭)！在人民內(nèi)部也有斗爭。共產(chǎn)黨內(nèi)部也有斗爭�！彼�似乎在宣告他用畢生精力發(fā)現(xiàn)的一個真理：“不斗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斗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精力顯然已消耗殆盡的毛澤東觸及“斗爭”話題時，“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斗爭”。這對年輕的夫婦不由感嘆：“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睂Χ窢幍淖非笞兂墒群�，無所不用其極，如果魯迅地下有知，該怎樣評價這位將他視為知己的“斗爭論”英雄呢？

　　毛澤東的“圣人”理想與魯迅地位的演變

　　一個人有醒著的時候，也有睡覺的時候；
要了解一個人，固然要聽他醒著說的話，但夢囈也有用處，它能使人們知道他潛意識中的欲念，讓人知道他清醒狀態(tài)不愿告人的想法；
透過他在非常狀態(tài)下的表現(xiàn)，人們可以看到他潛意識的真實內(nèi)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間，毛澤東震怒于劉少奇的冒犯，當著眾人對劉說：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ㄒ妱⒃�、何家棟：《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劉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態(tài)”之語中真實地顯現(xiàn)出來。同樣，毛對羅的回答也應作如是觀。

　　1957年夏天毛對“假如魯迅還活著”提問的回答，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新環(huán)境下其內(nèi)心深處的秘密：事過境遷，毛對魯迅已經(jīng)形成居高臨下的支配心態(tài)。這種情形很類似于唐太宗擊敗突厥，躊躇得意之際，隨口說出“往者國家草創(chuàng)，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淵曾稱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澤東內(nèi)心的這個秘密并非一時情感沖動的產(chǎn)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為其英雄主義的理想所激蕩。他在年輕時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奮當擊水三千里”的豪言壯語，志存高遠，指點江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決并不止此。他認為，“帝王一代帝王，圣賢百代帝王”。（《倫理學原理批語》）他在給友人信中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國藩樹立了將“豪杰”（事功）與“圣賢”（文教）集于一身的榜樣。及至壯年，他的“圣賢”理想更顯突出。在他那氣吞山河，雄視百代的“言志”詩中，明言“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言下之意，這些神武圣王都不過是武功差強人意而已，至于“文采”、“風騷”則不足道哉�！奥暂敗�、“稍遜”貌似謙恭，實則是高傲的自負。對于號稱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識挽弓射大雕”，將這位功略蓋天地的世界征服者變成了一介赳赳武夫�！熬阃�矣，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讓人看到了一種氣勢如虹的雄心，一種“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使命感：毛不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還要實現(xiàn)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為了實現(xiàn)自己摧毀舊政權的抱負，毛澤東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資源。在毛澤東看來，魯迅對舊制度的攻擊和破壞，是與自己的事業(yè)追求不謀而合、休戚相關的，所以他對魯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覺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與孔子相提并論的高度，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jù)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追蜃邮欠饨ㄉ鐣�的圣人，魯迅則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

　　1940年1月他發(fā)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寫下了那段被后人廣為傳誦、視為定評的文字：“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泵�的文字以幾個“偉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贊美詩，對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魯迅圣人論”做了進一步發(fā)揮和闡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毛澤東理想事業(yè)的一個階段的完成。他以雄辯的歷史事實將掃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內(nèi)的赫赫武功，明白無疑地擺在了世人面前。然而，這只是他事業(yè)的新起點，他要在這個更廣闊的舞臺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為孔子那樣的“圣人”，完成他“君師合一，惟我獨尊”的新功業(yè)。

　　為了這新的事業(yè)目標，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駭濤巨浪，不惜毀掉中國社會極為需要的數(shù)十萬、上百萬最發(fā)達的頭腦。他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從50年代初拉開序幕的對知識分子的大規(guī)模改造，與此相配合的是對大學的改造，將大學中的人文學科這個創(chuàng)造獨立思想的機關解散。毛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學。其意甚明。繼此之后，1957年，以所謂“舊文人”為對象的反右運動全面展開，原來被共產(chǎn)黨視為盟友的其他黨派的知識人受到徹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文化人，如聲稱“無產(chǎn)階級小知識分子專資產(chǎn)階級大知識分子政”的羅隆基之輩大部被肅清；
及至1966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謂“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在毛的打擊之下已經(jīng)元氣殆盡——或噤若寒蟬，或氣息奄奄，于是矛頭轉向曾為其出力掃蕩黨外知識分子的黨內(nèi)知識分子。黨內(nèi)黨外知識分子全被肅清之后，毛個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專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確立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以“羅稷南設問”為標志，毛對知識分子——魯迅不過是其典型代表——的態(tài)度已經(jīng)十分明確，那就是：要么閉嘴，要么做囚徒，在他的“圣人”事業(yè)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須徹底清除，即使他從前推崇備至的魯迅也不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過，對于魯迅，由于他已是不會說話的古人，不會對現(xiàn)政權再做批評，而且他的“斗爭精神”還在現(xiàn)實中發(fā)揮作用，毛沒有必要對他展開形式上的討伐；
相反，只要將魯迅那“須仰視才見”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權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顯現(xiàn)。毛將歷經(jīng)無數(shù)驚濤駭浪而煉就的爐火純青的斗爭謀略駕輕就熟地再運用了一次。

　　果然，這一目標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愿望順利實現(xiàn)了。

　　196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日，毛親自掌控的《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紀念社論。《紅旗》雜志社論以《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為標題，寫道：“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于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wèi)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人民日報》則在《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社論中寫道：“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樣，在斗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著斗爭的暴風雨奮勇前進！”這兩篇社論精神高度一致。這些看似簡單的文字將魯迅與毛澤東在歷史上的關系完全改變了，魯迅不再是開一代風氣的先覺者，不再是毛澤東的精神先驅，而成了熱愛領袖，活學活用領袖著作的先進典型，成了毛澤東麾下“俯首甘為孺子牛”，時刻聽從領袖召喚，領袖指向哪里就戰(zhàn)斗到哪里的文藝小卒。

　　這個格局的形成受到兩個關鍵人物的推動。一是郭沫若。郭在歷史上曾與魯迅展開論戰(zhàn)，被魯迅稱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權建立后逐漸被捧為文化班頭，魯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輝旗幟”。郭沫若發(fā)表題為《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說：“魯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引為同志’而能‘自以為光榮’，在我看來，這可以認為是魯迅臨死前不久的申請入黨書。毛主席后來肯定魯迅為‘共產(chǎn)主義者’，這也可以認為魯迅的申請書已經(jīng)得到了黨的批準�！币粋�提交申請，一個批準申請，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在這位大才子筆下已經(jīng)清晰地出現(xiàn)了。然后，郭氏又以魯迅生不逢時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時的幸運托出毛澤東的偉大：“今天我們的時代比起魯迅在世的當時，在一切條件上都有天淵之別了。我們每一個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語錄、毛主席選集、毛主席的詩詞。入目有輝煌的成績，入耳有浩蕩的歌聲。我們還可以親眼看到毛主席，親耳聽到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是多么幸運��！”最后，郭氏以設想的形式巧妙地將魯迅置于毛澤東麾下：“魯迅如果活在今天，他會多么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zhàn)線的前頭行列，沖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沒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為嗅覺靈敏的政治家，才華橫溢的文字高手，貶抑與吹捧之間做得不露聲色，一氣呵成，手法之嫻熟，令人嘆為觀止。

　　另一位是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對許廣平來說，她在建國以后顯然已從毛對以往思想文化權威的攻勢中體會到一種趨勢。早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就對馬克思發(fā)出了挑戰(zhàn)。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號召對馬克思：“不要怕嘛，馬克思也是兩只眼睛，兩只手，跟我們差不多，無非是腦子里一大堆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做的超過了馬克思。馬克思沒有做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边@里的“我們”實際含義是“我”，即毛本人。在這樣咄咄逼人的事態(tài)面前，許廣平不可能不明白，保護魯迅的最好辦法，就是主動地、知趣地讓曾經(jīng)被毛譽為“圣人”的魯迅甘拜下風，以免遭遇被貶黜的尷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文章中寫到：“毛主席稱贊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黨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制定的黨的方針政策……”，“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向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薄皯�(zhàn)無不勝毛澤東思想，在當時就是魯迅和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最高指導原則。而魯迅則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在文化戰(zhàn)線沖鋒陷陣的一名最勇敢的戰(zhàn)士，一名偉大的旗手�！�…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指引和鼓舞著魯迅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边@樣淺顯易懂的“文革”語言，表層上展現(xiàn)的是具有典型時代特點的恭敬與虔誠，而在本質上則是主動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魯迅。中國有句古語：“識時務為俊杰”。許廣平“貶抑”心愛的魯迅當然是“識時務”之舉。在當時大調(diào)子已經(jīng)定下的環(huán)境氛圍中，除了隨著時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還有其他選擇嗎？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樣？但在客觀上，許廣平以魯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貶抑魯迅，以烘托毛的權威，其效果是他人難以比擬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謀略，毛澤東為“圣人”理想所做的奮斗迅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結出了豐碩成果。林彪給毛戴上“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tǒng)帥，偉大舵手”四頂桂冠，標志著“君師合一，惟我獨尊”的偉大目標已經(jīng)實現(xiàn)。然而，對于這速成的“圣人”之業(yè)，毛的心中仍然縈繞、盤桓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覺。1970年12月18日，他接見美國著名作家斯諾時，針對這四頂桂冠，心情復雜地說：“什么‘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tǒng)統(tǒng)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xiàn)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彼�雖然將四桂冠之一“導師”改成了“教員”，但對這“教員”桂冠的鐘情是顯然的，因為這Teacher與“圣人”的本質相同，那就是：撫育蒼生，參天地之化育。當然，他所要教化的絕不是幾十個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訓育整個中華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這次會見中，毛談到“文革”和個人崇拜問題，問斯諾，如果沒有人崇拜，你會高興嗎？毛的這個問題，從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圣人與教主都需要個人崇拜。但對于斯諾，這一點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個人崇拜與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敗”的道理時，毛木然未有任何反應。（參見《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文匯報》2007年8月18日）

　　不過，毛澤東即使已被捧為神，顯然也隱約地感覺到，實現(xiàn)他的“圣人”理想，決非易事，絕沒有他從事政治和軍事斗爭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種得心應手、游刃有余的從容，更沒有駕輕就熟地施展階級斗爭藝術時所具有的那份“勝似閑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澤東重讀《魯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11月20日對相關人員說：“我勸大家再看看魯迅全集……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边@話說明，他此前確曾自視為“圣人”，但同時也說明，時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認，“圣人”并沒有做成，他的“圣人”夢想并沒有圓滿實現(xiàn)。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說，他內(nèi)心深處卻一刻也未放棄“圣人理想”；
而只要毛的這個夢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頌揚孔子和魯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稱為“現(xiàn)代圣人”。就像1959年廬山會議時，林彪對受到批判的彭德懷說，你要拋掉個人的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
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們?nèi)魏稳硕疾灰�想當英雄！林彪不愧為一代梟雄，對毛的了解顯然高出他人一籌。后來林彪出事，孔夫子被無辜地與林彪捆綁在一起，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批判對象，似乎向人們說明，在毛澤東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稱“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
魯迅的“圣人”地位雖是毛澤東本人“封”的，但其現(xiàn)代“圣人”的稱號只能出自毛澤東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
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著對魯迅“圣人”地位的公開承認，構成對毛的威望的威脅�？蔀樽糇C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魯迅的胞弟周建人還不得不繼續(xù)放低姿態(tài)，貶抑魯迅，稱：“魯迅堅定地執(zhí)行和捍衛(wèi)毛主席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對共產(chǎn)主義無限向往，這正是魯迅“韌”戰(zhàn)精神的思想基礎�！保ā秾W習魯迅“韌”戰(zhàn)的革命精神——紀念魯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說，從建國之始以至毛故去，魯迅始終是領袖政治棋盤上的魯迅，一個被現(xiàn)實政治作為棋子使用的魯迅。

　　活在毛澤東時代的魯迅必然成為囚徒

　　在中國幾千年演化的歷史上，每一個新生政權都面臨鞏固政權的難題。這個難題的解決的首要條件，自然是解決整個政權賴以存在下去的物質生產(chǎn)問題。如果沒有起碼的物質基礎，任何政權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質資料生產(chǎn)者在生活資料和精神道義上的支持，至為關鍵。解決之道，千頭萬緒，要害是與民休養(yǎng)生息，恢復民生。在這個基本條件之外，最棘手的問題是解決對新政權構成（顯然的或潛在的）威脅的社會力量問題。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當權者必須妥善安置為新政權出力、立下巨大功勛的武將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據(jù)長期追隨毛、曾做過他的秘書的李銳研究，毛從馬克思那里只學到四個字：階級斗爭；
對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讓人家說話”，對別人的恩賜而已；
他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無法律觀念。（李銳：《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權如命，公開對人講，“我是不讓權的”，直到生命終結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
同時迷信自我，認為自己一貫正確，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郭宇寬：《胡耀邦，生前辦過〈理論動態(tài)〉》《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這些特點說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治家，毋寧說是中國兩千余年皇權專制傳統(tǒng)的最高產(chǎn)兒。因此，他為鞏固新政權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國傳統(tǒng)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專制傳統(tǒng)的藩籬。

　　在處理“武”的力量方面，鑒于政權已經(jīng)易手，原來敵對陣營的投降將領，即使心有不軌，在失去民心的處境中已不可能再興風作浪，所以，即使對于他在理論上認為是一切反動勢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儀，以及在戰(zhàn)爭結束前列為“戰(zhàn)犯”的傅作義、杜聿明等蔣介石集團的得力干將，也往往表現(xiàn)出相當?shù)膶捜荩?br>相反，對于那些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在民眾中有著崇高聲望的戰(zhàn)友，卻是處處設防，稍有不滿，即行嚴懲，毫不留情。

　　治國從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業(yè)，對于士大夫階層的政策，從根本上關系到新政權的安危。毛當然明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書生，思維能力就相對發(fā)達，就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傾向，不管其從前立場如何。尤其是20世紀初葉以來，經(jīng)新文化運動對啟蒙思想的傳播，成為現(xiàn)代思想標志的“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已為眾多知識分子所接受，雖然這一啟蒙過程為外敵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斷，但其影響仍不可小覷。尤其是，海禁開放以后，大批中國學子負笈海外求學問道，回國后成為一股沖擊中國皇權專制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國以后，精于國情的毛對于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對于書生一直堅持非經(jīng)改造不可使用的態(tài)度。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批右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徹底解決，將應該接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趕到鄉(xiāng)村山區(qū)，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其本質是文盲化和愚昧化——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實際目標只有一個：顯見的動機是鉗制輿論，鞏固政權；
深層的動機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業(yè)。

　　不過，正如烏龜可以隨時將腦袋縮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險一樣，知識分子可以隨時將思想隱藏在腦袋殼里，以表面上的言聽計從掩藏內(nèi)心的不服與對抗。所以，毛對于自己多次發(fā)動的改造運動所產(chǎn)生的效果并無十分的信心，以至為后世留下兩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謂深得中國傳統(tǒng)愚民策略的“精髓”，與孔孟圣賢之徒的一貫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笨鬃釉疲骸懊窨墒褂芍�，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則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時所表現(xiàn)的無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國之初面對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來追隨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鄧拓等，二是天下紛爭過程中處于游離、超然狀態(tài)的中間文人，如梁漱溟、陳寅恪等，三是敵對陣營中倒戈的文人。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經(jīng)由延安整風，對毛的謀略和手段早有領教，已成馴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
第二部分人數(shù)最多，這些人多數(shù)飽讀中國典籍，同時又多接受現(xiàn)代西方文化的洗禮，是這個時代中國最大的文化承載體。由于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教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為毛的思想改造事業(yè)的主要對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對較小。

　　毛對這三部分力量進行打擊的次序有先后，但態(tài)度和策略則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稱臣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種類型以郭沫若、馮友蘭為代表。郭沫若在建國不久的國慶慶典上，代表黨外人士向毛獻禮致辭中，已有“您是我們的導師，我們永遠跟您走”之類的稱臣之語，后來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學生”之類的謙卑之詞表示臣服。馮友蘭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類型，一部分人選擇可殺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鄧拓等，一部分則選擇沉默失語，忍辱含垢、茍全性命，如小說家沈從文改行研究中國服裝史，史學家陳寅恪三嘆“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選擇“頌紅裝”——撰寫《柳如是別傳》——的“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過，由于這些書生在政權易手之前已經(jīng)成就大名，在讀書人中有著廣泛的影響，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數(shù)人對毛的意志明確表示不服，也沒有遭到殺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與毛發(fā)生爭論，遭到毛聲色俱厲的痛罵，被毛罵作“用筆桿子殺人的殺人不見血的殺人犯”，與蔣介石的用槍炮殺人相提并論，但仍然能茍全性命，最后壽終正寢。由此看來，魯迅如能活到當時，大概也不過如此。但以魯迅慣有的與當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屢屢抗上的舉動，甚至寫出類似“好個國民黨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東西”那樣痛快淋漓的罵人文字來。如此說來，他活著的話，大概只有進監(jiān)獄做囚徒一途。

　　其實，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對于自己的命運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經(jīng)預測到了。他在1928年發(fā)表的演講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經(jīng)將道理解釋得很清楚。他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
……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倍�文學家的職業(yè)本能卻使他對現(xiàn)狀永遠處于不滿狀態(tài)，總要批評社會，與政治不斷沖突，成為政治家的眼中釘，其最終結局不是被排擠出去，便是被殺頭。對文學家而言，唯一的選擇就是“逃”——逃到國外去，逃不掉便被殺掉。魯迅一生堅持與當權勢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厲風格進行猛烈的批判與抨擊，雖遭當局壓迫甚至通緝而不至陷于滅頂之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外國勢力在中國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雜文》可以為證——為他提供了逃身之處。

　　更富有寓意的是，魯迅對歷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學家命運的觀察：“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xiàn)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的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頭�！边@樣的話是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還是預測未來的讖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還活著設問，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結局。

　　“假如魯迅還活著”這個虛擬命題的意義

　　“歷史不能假設”，是很久以來許多人信奉的原則之一，而“假如魯迅還活著”卻正是以不存在的“魯迅還活著”的假設為歷史推論的前提，因此，在許多人眼中，這似乎不應是一個史學研究認真對待的命題。

　　其實不然�！皻v史不能假設”這個原則只是指已經(jīng)生成的歷史事實的不可改變性。若就歷史所具有的實用性的借鑒功能——所謂“讀史使人明智”——而論，“假設”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為這種“假設”正是人們借鑒經(jīng)驗、避免錯誤的必要條件�！棒斞高�活著”，當然屬于“假設”，但由此虛擬的“假設”所得到的“要么閉嘴，要么坐牢”歷史解答，卻顯示出極為豐富的歷史和社會意義。人們從這個貌似簡單的回答中看到的是，歷史在彼時走向了一個延續(xù)舊傳統(tǒng)弊端的錯誤方向。這個錯誤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其惡例，一直延續(xù)兩千余年，在一個關鍵的歷史階段本應得到徹底改造，卻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復燃。中國傳統(tǒng)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囂塵上，猶如一盆污水，熄滅了新文化運動先覺者們歷經(jīng)艱辛才點燃起來的思想啟蒙之火，中國社會由此走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完全背離了近代世界歷史發(fā)展的潮流。

　　當時的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向歷史要求的正確方向？怎樣才能走向正確方向？后來走向錯誤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說歷史上發(fā)生的一切都是所謂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可避免的，難道說中國人民活該遭受那“要么閉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該要歷經(jīng)十年人為浩劫的苦難？如果說，歷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歷史研究還有何意義？

　　中國人歷來強調(diào)“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后世之師”。對于魯迅這樣的文化思想巨人，無論是被迫沉默還是做囚徒，都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怎樣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需要考慮“假若魯迅還活著”條件下，怎樣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不做囚徒的問題。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設計，也是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舊制度向現(xiàn)代新制度轉變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難題。解決了這個難題，就意味著我們完成了中國現(xiàn)代性改造中的大問題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這就是“假若魯迅還活著”這個似乎有違“歷史不能假設”舊例的“假設”所顯示的重大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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