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到2009年，以往不為人知，或者媒體報道較少的群體性事件，持續(xù)曝光于公眾面前，最近的石首事件，可算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看來，此類事件趨于“泄憤”，令人擔憂，政府和民眾應合力找尋一種建設性的力量。

　　1.今年以來的群體性事件似乎有增多的趨勢，不知道您的觀察如何？

　　于建嶸：年初的時候我們就做過一個預測，今年的群體性事件肯定是要增多的，規(guī)模和影響也會增大。除了年份特殊外，主要是經濟形勢不好，農民工失業(yè)比較多，社會心態(tài)會起變化。

　　2.您把類似石首發(fā)生的群體性事件稱作“社會泄憤事件”，如何理解？

　　于建嶸：“社會泄憤事件”不需要組織動員，是一種社會情緒的迸發(fā)；
它也沒有利益訴求，它最重要的說法是要追逐真相，但好像永遠也不會得到滿意的回答；
它沒有規(guī)則底線，它可能和武警對抗，也可能燒掉縣政府大樓。這都是新的狀況。

　　3.“社會泄憤事件”會不會有轉化為反體制行動的危險？

　　于建嶸：不一定。因為這種行動有個特點就是來得快去得快，大家發(fā)泄完就回家了，它沒有組織動員，更沒有一個“劇本”。但這種事情的發(fā)生會使整個社會彌漫更多的不滿，打個比方，它的發(fā)生沒有讓社會中的可燃燒氣體減少了，而是增加了。

　　4.是否會有這種危險的轉化，有哪些因素值得注意？

　　于建嶸：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是否會上升為一個“劇本”。我的分析，現(xiàn)在是沒有這么一個“劇本”的。你最多只能說官商勾結，司法不公，但你提不出一個目標�！皠”尽弊畲蟮牧α烤褪巧鐣�動員，而泄憤是沒有明確的目標的。以上是一個理論性的觀察。再一個，從人員上來觀察，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會產生一批中堅分子，而泄憤事件不可能產生中堅分子，它也不可能留下任何有價值的遺產。

　　5.徒增社會的失望情緒，不可能留下任何有價值的遺產？

　　于建嶸：假如老百姓自發(fā)成立了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我們可以說，看到了一種建設性的力量，看到自治的力量。但我們看不到，我們只看到自發(fā)的對抗，只看到石頭砸向了警車。

　　6.是什么因素妨礙了這種建設性力量的成長？

　　于建嶸：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民眾目前對待政府的態(tài)度，還沒有走到尋找新的制度建設這一階段，表達上也是相對粗暴的，缺乏理性和平。另一方面和政府不相信民眾的力量有關，所以對待“社會泄憤事件”，需要執(zhí)政者的胸懷。

　　7.政府還是擔心失控。

　　于建嶸：你越回避就越容易失控。政府需要和民眾溝通，引導民眾走出一條有建設性的道路來。

　　8.很多時候，民眾被認為是“不明真相”。

　　于建嶸：為什么“不明真相”？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有些政府官員不愿意民眾知道真相，另一個有一些執(zhí)政者太自以為是，太不把民意當回事。所以當謠言傳播的時候，政府應該更多地檢討自己，而不應該總想著為什么老百姓要相信謠言。他為什么就不能相信謠言？相信謠言是有心理基礎的啊。相信假消息本身就是對你不滿的一種表達。

　　9.俯臥撐發(fā)生在縣城，嫖幼發(fā)生在縣城，鄧玉嬌案發(fā)生在縣城，搶尸發(fā)生在縣城，有人說，縣城的淪陷，比鄉(xiāng)村和大城市更甚。

　　于建嶸：縣一級政權為什么淪陷，最大的原因是體制安排存在問題，這就是我最近反復提出來，為什么要做縣政改革，即縣一級政權改革的道理。因為縣一級政權是直接面對民眾的，準確地說這一級政權是我們國家直接面對民眾的政權，鄉(xiāng)鎮(zhèn)一級沒有司法權力，是不完整的，而縣一級是最完整的直接面對民眾的，所以自古說，“郡縣治，則天下治，郡縣安，則天下安�！爆F(xiàn)在我們的縣一級政府，最大的問題是既不對民眾負責，也不對中央負責。它現(xiàn)在就是一個應對型政府，應對上面的考核，比如維穩(wěn)。把解決中國問題的目標定在縣，這是對的。如果把這一級政權改革好了，中國就會穩(wěn)定。

　　10.您有沒有調查過，面對這些群體性事件，縣一級的官員是怎么想的？

　　于建嶸：昨天有幾個縣委書記來我家里做客，也跟我在講這個事情。他們現(xiàn)在也感到很無奈，很迷茫，“怎么突然跑出來砸政府呢？”他們也知道現(xiàn)在民怨很大，可是很多民怨也不是他們能夠解決的。所以縣政改革不是由他們決定的，中央政府應該想辦法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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