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周輔成先生是中國倫理學的學科奠基人，不僅因為他在北大組建并領導了我國最早的倫理學研究室，參與了創(chuàng)建中國倫理學會，更因為他在倫理學被打成反動學科、成為禁區(qū)的年代，不懈地為將來建立這個學科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學術(shù)準備——編撰出版《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下卷和《從文藝復興至19世紀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關于人性論人道主義言論選輯》。這幾部著作把后來者帶進倫理思想史、帶進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思想發(fā)展進程之中，使之具備基本的人學知識，這對任何致力于倫理學研究的人來說，都是基礎性的。

　　一．深厚的學術(shù)背景

　　作為我國倫理學學科奠基人，周輔成先生的學術(shù)背景極其深厚。1911年，他出生在四川江津一個耕讀之家。1927年中學畢業(yè)后考上成都大學的預科。16歲的他不僅學業(yè)優(yōu)異，還跟志同道合的同學在成都一些報紙上辦了幾個�？�，發(fā)表評論、針砭時弊。他為此面臨被開除學籍的危險。校長找他談話要他認錯，他拒絕違心認錯，在校長面前說出：“說話總要憑良心”。結(jié)果，學校給了他記兩次大過的處分。

　　1929年進入清華大學哲學系。清華大學的前身是美國退還庚款辦的留美預備學校，1928年改為國立清華大學。學校教育西學、國學并重，西學是強項，國學也不弱。在周先生看來，清華的國學研究院比胡適在北大籌辦的國學研究院還要強一些。

　　周先生清華求學時期就開始了東西方哲學史和倫理學的研究。他涉獵廣泛，凡與人的精神世界相關的思想和學科，都引起他深入了解和研究的興趣，剛上大學就翻譯了托爾斯泰的《懺悔錄》。1932年，年僅21歲，已經(jīng)在中華書局的《新中華》雜志上發(fā)表第一篇倫理學研究論文《倫理學上的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同年還發(fā)表了《歌德與斯賓諾莎》、《康德的審美哲學》，前一篇后來收進南京中山書店出版的《歌德之認識》一書，后一篇是我國最早研究康德美學的文章。1933年從哲學系畢業(yè)后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吳宓、金岳霖等。是我國創(chuàng)立研究生教育體制后首批研究生之一。這期間，他專攻西方哲學史和西方倫理學，發(fā)表了《克魯泡特金的人格》等重要文章，與此同時，還承擔著編輯清華大學文科理論刊物《清華周刊》的任務。

　　1936年畢業(yè)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回到成都。起初編輯《群眾》月刊，接下來跟摯友唐君毅、牟宗三合編《理想與文化》期刊。期刊在學術(shù)上的高水準吸引和團結(jié)了一批一流學者，形成當時中國一個學術(shù)重鎮(zhèn)。

　　1940年發(fā)表他的第一本哲學專著《哲學大綱》。其時，還不到三十歲。

　　周先生的深厚學術(shù)根底和出眾才華引人注目，從三十年代后期起，先后在四川大學、南京金陵大學作副教授、教授，后來接受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席位，直到1952年院系調(diào)整，調(diào)入北大哲學系，開始了一言難盡的幾十年。

　　還不必具體接觸和深入到周先生的著述，僅從上述學術(shù)經(jīng)歷，就可看出他的學術(shù)背景和根基是后來某些所謂哲學權(quán)威和倫理學權(quán)威難以望其項背的。

　　二．幾十年的準備工作

　　1949年之后不久，倫理學被指為宣揚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反動學科，一夜之間從大學課程中消失了。同樣命運的還有跟倫理學在理論上或?qū)嵺`中有著互為憑借或互補關系的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院系調(diào)整后，這些學科都停止了招生。

　　1 952年，周先生調(diào)到北大哲學系，跟一批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一起整理中國哲學遺產(chǎn)。但整理必須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劃定的框框內(nèi)進行。這樣的整理，在周先生看來，把古人思想變成了“干巴巴幾條”。我想，我們大學時代讀的那套索然無味、味同嚼蠟的中國哲學史，應該就是這種對古人哲學思想去豐富性和去生命化過程的“成果”。

　　學者根本沒有發(fā)揮自己學術(shù)個性和獨創(chuàng)性余地的“整理”，對周先生這樣有著三四十年代那種學術(shù)經(jīng)歷，深諳學術(shù)自由、獨立思想之重要性的學者來說，把生命耗費于上，是很無奈的。1958年后，他又“回頭來搞西方哲學，特別是西方倫理學�！倍�這門學問在當時的處境，周先生后來在自述中一句話透露出來：“這是自批判武訓傳之后，誰也不去想的東西�！比欢�，從少年時代就說話行事憑良心、不惜為此付代價的周先生堅信，一個國家取締倫理學，使倫理學甚至在大學都沒有立錐之地，是很不正常的。

　　對于恢復倫理學，他一直心存希望，而且多次呼吁。其他幾門被取締學科同樣有學者在呼吁恢復。實際上，在57年反右之前曾經(jīng)恢復有望。據(jù)周老回憶，當時科學院的潘梓年和中宣部的周揚、于光遠就恢復倫理學的教研召集了多次座談，聽取曾研究或講授過倫理學的學者的意見。自然，周先生每次都參加了。

　　反右打斷了這個過程。他們的呼吁和推動恢復的努力還被一些人當成“右派翻天”的證據(jù)。

　　反右運動之后，又有了學科恢復的希望。但中斷多年之后，人手成為大問題。周先生始終認為，研究倫理學的要懂哲學，研究哲學的要懂倫理學。他想請賀麟專在倫理學方面努力，如能答應，再理想不過�？墒且痪浞磫枴澳氵�想講倫理學？”賀麟先生自己因倫理學曾遭受的個人羞辱和磨難、倫理學研究者隨時頭懸達摩克里斯劍的險境都在包含其中了。周先生退而求其次，建議找?guī)孜粚戇^共產(chǎn)主義道德文章的老革命一起籌備。開了幾次讀書會，“因故未能繼續(xù)開下去”。因什么“故”，周先生語焉不詳，但從80年代重開倫理學后發(fā)生的斗爭以及周先生被中國倫理學會理事會排斥等種種跡象看，周先生的觀念很難見容于老革命，應該是最重要原因。

　　建立一個倫理學教研實體的工作，一時是無法繼續(xù)了。好在，上級有意恢復倫理學，這種情況下，周先生可以自己單干。于是，一方面埋頭苦干，默默準備，編輯出版了前面提到的幾種書，另一方面，給學生開西方倫理學史講座，還帶了一位研究生，培養(yǎng)出那個時代第一個受過倫理學基礎教育而執(zhí)教的青年教師。這些工作，都是在60年代初至文革之前進行的。文革再次打斷了恢復倫理學的進程。這一斷就是十年。

　　文革結(jié)束后，恢復倫理學的政治障礙基本消除。經(jīng)過兩年籌備和努力，北大倫理學教研室終于正式成立。其他幾個單位也在同期成立了倫理學教研室。接著，周先生參與了創(chuàng)建全國倫理學會，擔任名譽會長和顧問。

　　三．遭遇逆淘汰

　　過去了的整整三十年間，思想改造、寫檢討、受批判之類事情，對周先生和所有民國時代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來說，是無可逃遁的。這耗費掉他們大量時間和精力。八十年代，周先生收到摯友唐君毅從海外寄來的厚厚幾大本文集，不由得對學生感嘆：“看，他出了這么多書�！� 其實很多知道當年《理想與文化》周、唐、牟“三劍客”的人都明白，周先生的學術(shù)根基和思想才華即使在三人中，也是出眾的。如今的反差，不免令人感慨。但周先生為人豁達，他放下個人學術(shù)生涯的挫折得失，全身心地為倫理學學科的恢復作準備。而他自嘲為“單干戶手工產(chǎn)品”的幾部名著選編、言論選輯對未來學科建立尤為重要，它們使學科剛恢復后進入這個領域的人，不致面對的是毫無學術(shù)資源的一片空白。而且，對一個真正想從事研究的人而不是靠抄襲別國教材（比如抄襲蘇聯(lián)教材）搞“教研”的人來說，周先生提供的這些思想學術(shù)資源，也是邁不過的。

　　倫理學能夠在中斷三十年后恢復并有了一些發(fā)展，周先生的作用任何人無法替代，他的功績?nèi)魏稳藷o法抹殺。但他卻很快遭到排擠并邊緣化了。

　　1984年召開的全國倫理學第三屆年會是換屆會。整個會議沒有安排什么具實質(zhì)意義的學術(shù)討論，卻未經(jīng)會員醞釀討論、甚至連舉手表決的形式也未走一下，新一屆理事會名單和名譽主席、顧問名單就公布了。令許多與會者驚訝、困惑和不解的是，周輔成先生未在名單之中�，F(xiàn)在想起來，那次換屆是文革之后對思想界再次進行整肅的所謂“清除精神污染”之后，也是周先生替因參加競選而在分配時陷入困境的學生奔走之后。被當成“精神污染”清除的是在思想界剛剛開始復蘇的人性思想和人道主義——盡管當時談這個話題所依托的思想資源來自馬克思。人道主義是周先生青少年時代就確立的終身信仰，“清污”運動中又不加避諱為學生奔波，那些憑借權(quán)力阻止人們的精神啟蒙、阻止人們對既有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懷疑的人，對他是怎樣的態(tài)度，可想而知！而學會中才學不足卻權(quán)術(shù)有余的人對他的猜忌、排擠也非一時。他的出局其實在所難免，但太不合情理。

　　排斥遠沒有結(jié)束。1987年，他在領導北大倫理學研究室七年后“因故退休”了�！耙蚬释诵荨笔沁@次北大哲學系訃告中的措辭。用這奇怪的措辭，意味著周先生退休的真實原因不便說出。我跟周先生有過很多通信和見面交流，但周先生從不說這些。我也是這次看訃告才知道他在1987年“因故退休”了。因什么“故”，不便猜測。但對八十年代大學教師隊伍的情況是知道的。經(jīng)過此前幾十年對知識和人才的持續(xù)摧毀，特別文革十年對知識和人才的毀滅性打擊，在文革結(jié)束后的百廢待興之際，知識和人才的斷裂形勢嚴峻，大學教師奇缺，像周先生這樣的大學問家，當時根本沒有退休一說。不尋常的“因故退休”使他在被全國倫理學會排斥后，又被排除在他幾十年致力恢復的倫理學教學之外。

　　但周先生畢竟是一代大家，涉及學術(shù)評價、審核的事情，相關部門還是要征求他的意見。可后來連這也“免”了。曾跟周老談起過國家課題評審問題，他說，最初高教委在倫理學專題上，也要聽取他的意見，但他的意見使把持課題分配權(quán)的人不滿，高教委從此不再找他。

　　周先生遭受的排斥可謂徹底。八十年代之后，我國學界發(fā)生的逆淘汰現(xiàn)象，在他身上表現(xiàn)得駭人聽聞。

　　但正像北大哲學系訃告所說，周先生“堅貞而寬厚，仁慈而正義”。他遭遇的一切不公，都不能傷害他的精神。他一如既往地關心著我國倫理學的進展，學界后輩任何探索性成果都令他興奮。他自己也一直筆耕不輟，且鋒芒很銳。

　　昨天，從鳳凰臺得知北大又一位98歲老人去世，都是學問大家，但身后事一個極盡哀榮，一個冷冷清清，這樣的厚此薄彼，周老是不會在意的，但留給人的思索不輕松。

　　2009年7月1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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