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著名的哲學家、宗教學家和歷史學家任繼愈先生，于7月11日與世長辭，走完了他93歲的人生歷程。作為我國一代學人的楷模之一，他的學術人生，差不多濃縮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追思和效法他的為學為人，對于進一步推進和繁榮我國的學術事業(yè)和文化事業(yè)，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

　　任繼愈先生是我國當代最勤奮、最多產(chǎn)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專著主要有：《老子今譯》（古籍出版社，1956年）、《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老子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老子全譯》（巴蜀書社，1992年）、《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墨子與墨家》（商務印書館，1998年）、《竹影集》（任繼愈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任繼愈禪學論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皓首學術隨筆·任繼愈卷》（中華書局，2006年）、《老子譯續(xù)》（書目文獻出版社，2006年）。他所主編的著作（含辭書）主要有：《中國哲學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國哲學發(fā)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中國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宗教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中國道教史》（增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佛教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任繼愈先生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但是，從長時段的觀點看問題，他的最具影響力的貢獻還是在宗教學方面。任繼愈先生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任繼愈先生就在《哲學研究》、《學術月刊》和《敦煌資料》上發(fā)表了《禪宗哲學思想略論》、《天臺宗哲學思想略論》、《法相宗哲學思想略論》和《漢唐時期佛教哲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等佛學論文。他的這些研究成果開辟了中國佛學和宗教學研究的新方向，可以說是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不僅受到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好評，也得到了毛澤東主席“鳳毛麟角”的贊譽。1964年，他奉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之命，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擔任所長長達21年之久。在此期間，不僅主持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宗教》、《宗教詞典》、《道藏提要》等專門工具書和《中華大藏經(jīng)（漢文部分）》等重要書籍，而且還上馬了《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等大型集體攻關項目，創(chuàng)辦了國內(nèi)首份宗教學術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及其譯叢性姊妹刊物《世界宗教資料》（后改版為《世界宗教文化》）。他不僅于1979年主持召開了全國宗教學研究規(guī)劃會，長期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宗教學學科規(guī)劃評審組召集人，而且還發(fā)起成立了全國性宗教學術研究社團“中國宗教學學會”和“中國無神論學會”，并親任第一任理事長和會長。任繼愈先生對新中國宗教學在其發(fā)軔期的運籌之力和推動之功是無可替代的。

　　任繼愈先生還是新中國哲學史學科和當代中國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自1963年出版后，長期用作教材，并獲國家教育部特等獎。他不僅于1977年底提出了“儒教是教說”，引發(fā)了我國中國哲學史界和哲學界近三十年的學術大討論，而且還親自撰寫了《儒家和儒教》、《論儒學的形成》、《儒教的再評價》、《朱熹與宗教》等一系列論文，完成了“儒教是教說”的理論創(chuàng)造，不僅為中國特色宗教學理論體系的構建開辟了新路，而且，也為重新理解中國哲學的內(nèi)涵和發(fā)展脈絡開辟了新路。

　　任繼愈先生在古典文獻整理方面成績斐然。1983—1997年，他主持編撰完成一億多字的《中華大藏經(jīng)》（獲國家古籍整理一等獎）。他還主編規(guī)模達150卷的《國家圖書館藏遺書》，擔任規(guī)模達7億—8億字的《中華大典》的總主編（并親自兼任《宗教典》和《哲學典》的主編），擔任重新校訂出版《二十四史》的總主編。在當代中國學者中，罕有出其右者。

　　任繼愈先生雖然為人低調(diào)，但在為學方面卻不僅腳踏實地，而且意境高遠。任繼愈先生曾經(jīng)請人為自己刻了一枚圖章，上書“不敢從心所欲”。他說，“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后悔�！逼鋵崳�任繼愈先生還應該為自己刻另一枚圖章，上書“敢從心所思”。他喜歡斯賓諾莎的一句話：“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就更難！”但是，他還是在需要“特立獨行”的時候，敢于“特立獨行”：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他挺身而出，開展佛學研究；
在這樣的時代剛剛結束之際，他又挺身而出，提出“儒教是教說”，向“中國無宗教”這一“五四”以來的流行觀點發(fā)出挑戰(zhàn)；
在學風普遍浮躁的時代，他又以一個歷史學家的深邃眼光，堅信中國近期不可能出現(xiàn)“真正的文化大家”，堅信“中國真正的文化勃興的時代將會到來”，從而心甘情愿地將自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放在“整理文獻”、“積累資料”的準備工程上。

　　任繼愈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者中能夠“繼愈”的少數(shù)學者之一。“浩蕩為學，高尚做人”可以看作是他留給我們的最為珍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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