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改革開放30年以來意識形態(tài)工作就會發(fā)現(xiàn)，在改革開放每一個重大歷史關頭，都會出現(xiàn)一些來自境內外的“左”的和右的錯誤觀點，力圖通過媒體向社會廣為傳播和散發(fā)。這里，始終存在著爭奪輿論陣地的斗爭。從事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媒體，應該清醒把握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加強理論熱點的輿論引導工作。以下幾個理論熱點問題需要引起特別關注。

　　一、 怎樣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的歷史及其與改革開放30多年歷史的關系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怎樣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

　　必須注意防止兩種片面的觀點或錯誤的傾向。一種觀點或傾向，是在肯定改革開放以來30年歷史性進步的時候，有意無意地貶低甚至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成就和經驗；
另一種觀點或傾向，是在肯定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成就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淡化改革開放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甚至認為改革開放前30年比后30年好。

　　1． 要充分肯定新中國的誕生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新中國與舊中國有質的根本差別，不能把改革開放前的新中國說成比舊中國都不如，要尊重事實。這是一個大原則。

　　2． 要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進步。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是我黨領導各族人民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60年。盡管我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無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方面，還是在上層建筑方面，中國都發(fā)生了歷史性的巨變。

　　3． 要充分肯定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進步。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第一，新中國成立時確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和后來建立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等，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第二，我們在貧窮落后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發(fā)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4． 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有成就也有失誤，包括像“文革”那樣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也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鄧小平曾經說過，“文革”也有一功，就是指它的教訓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沒有“文革”的錯誤就難有今天的改革開放。

　　5． 改革開放30多年與之前的近30年不是一般的承繼關系，而是一場新的革命。這場革命，既是對過去建立的經濟體制和其他各方面體制的變革，又是對過去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

　　6． 要充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輝煌成就。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難以把“文革”造成的災難性局面扭轉過來；
就難以經受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的考驗；
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發(fā)展和這樣的國際地位。

　　二、 怎樣評價改革開放30年

　　這是近幾年在意識形態(tài)工作中碰到的一個突出問題。

　　如果抽象地論證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或者具體地羅列改革開放的成就，都難以統(tǒng)一思想。因為有人同樣可以羅列許多存在的問題，并同改革開放前做簡單對比，質疑甚至否定客觀結論。因此，要從大處著眼，用歷史的眼光來評判，把這30年放到“兩個100年”的歷史大背景中去考察。

　　“兩個100年”，就是1840—1949年這100多年和1949—2050年這一百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華民族面臨兩個歷史性課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簡言之，一要救亡，二要發(fā)展。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以1949年人民革命的勝利為標志，解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個歷史性課題。也就是說，我們?yōu)榍蟮妹褡濯毩⒑腿嗣窠夥�，花�?00多年的時間。

　　盡管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第一個歷史性課題，為解決第二個歷史性課題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和社會基礎，但是如果“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個歷史性課題不能很好地得到解決，中華民族的危亡問題還不能說完全解決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如果中國不能改變過去那種落后的情況，不能趕上那些發(fā)達的工業(yè)化國家，“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這就是說，只有進一步解決了中華民族面臨的第二個歷史性課題，我們才能徹底解決民族危亡問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毛澤東的未竟之業(yè)和思想財富，同時以新的實踐為基礎進行新的探索，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chuàng)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歷史和現(xiàn)實告訴我們，要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從1949年算起，沒有100年時間不行。鄧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奮斗目標。也就是說，我們要持續(xù)奮斗到2050年，才能最終解決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提出的歷史性課題，而且中間不能再折騰。

　　在“兩個100年”的背景下來看改革開放這30年，就可以深切地體會到，我們正在從事的事業(yè)，是改變民族悲慘命運，讓我們不僅能夠抬起頭來，而且能夠大踏步走進世界與各大民族齊頭并進的一個壯舉。

　　三、 怎樣看待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

　　強調用歷史的眼光來評價改革開放30年，強調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確的，并不是要回避問題。但是，不應以“反思改革”為由否定或反對改革的方向和道路。

　　1．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長期歷史原因形成的，是多年來要解決而沒有完全解決積累下來的，是前進中出現(xiàn)的新問題，也有我們工作中的不足引起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由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帶來的。應該認真研究問題而不回避問題，對問題既不縮小，也不放大，更不要都上綱到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上去。

　　2． 這些問題不是別人提出來的，而是黨自己提出來并正在努力解決的。我們應該以主人翁的態(tài)度來研究這些問題，力求取得突破性進展。

　　3． 我們這個民族多災多難，不能再因一些具體問題的不同認識去爭論而耽擱了民族的前途。我們都應為中國的國家利益，為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為我們民族的前途考慮。

　　作為黨的理論工作者，更要承擔起社會責任，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解決各種問題的出路，爭取有突破性的進展。我們的智慧和才干應該往集思廣益、開拓進取、解決問題的方向上引導，更好地維護我國的改革發(fā)展大局，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全面發(fā)展。

　　四、 怎樣認識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在肯定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確的同時，也必須注意以所謂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為名，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觀點或傾向。

　　1． 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國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歷史的選擇。各個國家在現(xiàn)代民主制度建立過程中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美國的兩黨制與獨立戰(zhàn)爭和南北戰(zhàn)爭的特殊情況相聯(lián)系；
法國的多黨制與法國革命過程中第三等級崛起以及一次又一次復辟與反復辟的復雜歷史相聯(lián)系；
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是光榮革命的產物。

　　人類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但不能隨意地選擇制度。中國在辛亥革命勝利后選擇的是多黨制和議會制，但是很快就失敗了，連年內戰(zhàn)，民不聊生�？谷諔�(zhàn)爭勝利后，共產黨認為建立民主政權的條件成熟了，提出了聯(lián)合政府的建國方案，而且明確提出可以先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一起，經過協(xié)議組成一個臨時聯(lián)合政府，待條件成熟后“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lián)合政府”。但是，國民黨逆民主潮流而動，提出所謂“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建國方案。在關鍵的歷史時刻，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的專制主義建國方案，并出巨資支持國民黨政府打內戰(zhàn)，企圖一舉消滅中國共產黨。結果，不到三年時間，失去民心的國民黨就在戰(zhàn)場上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不可能進入新政權，共產黨就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建國方案。這就是由各種合力推動形成的歷史，其中包括了美國的因素。美國那時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聯(lián)合政府主張，現(xiàn)在又要我們實行多黨制，但歷史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不可能你想怎么樣就怎么樣。

　　有人說，不管怎么說，你們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槍桿子支撐的政權，就是專制主義的政權。歷史事實是，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對共產黨人實行大屠殺，迫使中國共產黨在8月1日打響了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第一槍。我們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殘酷性決定的。盡管如此，我們1948年在解放戰(zhàn)爭戰(zhàn)場上取得優(yōu)勢，決定奪取全國政權的時候，沒有憑借槍桿子獨霸政權，而是發(fā)表了著名的“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到解放區(qū)共商建國大計。1949年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與各民主黨派一起制定了“共同綱領”，并且按照“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說，我們雖然通過槍桿子推翻了舊政權，但是新政權是通過民主協(xié)商和民主選舉建立的。這樣的政權，怎么是專制主義的政權呢！1954年我們又通過全民大討論，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中國人民開始依法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盡管后來在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有過錯誤，但不能說我們的政權是專制主義的政權。

　　這樣把理論與歷史、現(xiàn)實結合起來，講清我們的基本制度的由來和性質，能夠澄清許多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抓住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機遇，普及一點歷史知識，是有好處的。

　　2． 我們并不認為已經建立的基本制度是十全十美的，還要通過改革來完善和發(fā)展。不然，我們?yōu)槭裁丛谏鐣�主義基本制度建立20多年后，還要進行改革開放這場新的革命呢！事實是，我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同時，我們一再強調，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不是對制度的細枝末節(jié)進行修修補補，必須對束縛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一系列相互聯(lián)系的環(huán)節(jié)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一直有一種輿論，認為中國改革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似乎中國至今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是很大的誤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提出改革的任務，就在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圍和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改革一開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動下起步的。我國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我們黨是一個有幾千萬黨員的大黨，各種意見都會有。這就決定了在中國搞改革開放，搞現(xiàn)代化，沒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進民主也是不行的。

　　之所以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誤解，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對鄧小平的戰(zhàn)略思想研究較多，而對于他領導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夠。鄧小平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有戰(zhàn)略，又有策略。比如在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取消了曾經作為中國“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鄉(xiāng)政權，設立了縣人大常委會，并由公民直接選舉縣和縣以下人大代表。這些都是政治體制改革，但又都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推進的。30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每推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也深化一步。特別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大。

　　那種認為中國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的人無法解釋，為什么在一個他們認為“高度集權的專制社會”中，會出現(xiàn)那么成功的市場體系和經濟發(fā)展，會允許公民在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自由發(fā)展，會允許思想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多樣化。所以，觀察和研究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特點及其走勢，必須立足中國現(xiàn)實，客觀地全面地認識中國的改革實踐。我們致力于探索的，只能是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國情的、能夠真正給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的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問題上，既要向人家學習，也不能妄自菲��；
既要積極推進，也不能盲目發(fā)展、急于求成。

　　3． 改革決不是要用資本主義制度來取代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但是我們的改革決不是用資本主義來取代社會主義；
決不是用私有化來取代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經濟制度；
決不是用多黨制和西方的議會制度來取代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我們的改革作為一場新的革命，與1949年的革命不一樣，不是要推翻而是要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對此，頭腦必須十分清醒。

　　從根本上說，這是由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所決定的。鄧小平對此有大量論述。概括地說，他認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具有三重屬性：首先，在具體制度層面上，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是進一步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革命。這就是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所闡述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其次，在基本制度層面上，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也就是說，我們的改革決不是要否定或推翻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要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鞏固、完善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再次，在實踐過程中，改革是一場試驗�！案母镩_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因此“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這三重屬性，既說明了哪一些是要變革的，哪一些是不能變革的，又指出了應該怎樣大膽而又科學地推進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改革開放這三重屬性，從根本性質上規(guī)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和目的。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我國推進改革開放有三大目的：一是要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實現(xiàn)國家現(xiàn)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
二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fā)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fā)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對于中國的改革為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同樣可以把理論與歷史、現(xiàn)實結合起來探討。這30多年，我們經歷了兩次選擇：

　　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面臨著社會主義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性選擇。當時有三種主張：一種主張是“兩個凡是”，也就是既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又維護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基本上是在走過去的老路；
第二種主張，就是當年以“西單墻”為代表的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而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其實質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種主張，第一種不得人心，第二種引起極大的思想混亂，并且給“四人幫”殘余勢力提供了口實。正是在這樣復雜的局面下，爆發(fā)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大多數(shù)人民站在一起，主張從實際出發(fā)，既不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老路，又不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邪路，而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這就是當年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選擇。

　　東歐劇變前后，我們面臨著改革開放向何處去的歷史性選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我們碰到了一個大問題，這就是以什么樣的體制來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從而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探索歷程。最初是介紹學習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比如南斯拉夫、匈牙利；
后來是介紹學習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比如美國、德國、瑞典等；
再后來是介紹周邊國家和地區(qū)，比如日本、新加坡、韓國和我國臺灣、香港地區(qū)等，呈現(xiàn)一派諸子百家的景象。這實際上是一次選擇，體制的選擇。當年在經濟體制的選擇問題上，概括起來有三種主張：一種主張仍然搞計劃經濟，但可以增加一些市場調節(jié)；
另一種主張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放開搞市場經濟；
第三種主張?zhí)剿髋c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黨的文件中也出現(xiàn)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和市場都覆蓋全社會”、“計劃調節(jié)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等各種提法。我們一邊實踐，一邊探討，一邊總結，一邊選擇。1992年以黨的十四大為標志，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這兩次選擇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要根本變革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經濟體制和其他各方面體制，來完善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兩次選擇，盡管鄧小平和江澤民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不是領導人個人的選擇，而是廣大人民群眾都參與了的歷史的選擇。要尊重歷史，尊重歷史的選擇。

　　五、 怎樣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

　　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大理論成果。理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fā)展觀等重大戰(zhàn)略思想構成，不包括毛澤東思想；
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fā)展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包括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毛澤東思想不僅包括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形成的理論成果，而且包括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過程中形成的理論成果，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七大也強調，要永遠銘記當代中國的一切發(fā)展進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chuàng)立的毛澤東思想及其進行的艱辛探索奠定基礎的。

　　1． 應該看到，“結合”和“飛躍”不是主觀設定的，而是有其客觀的依據(jù)和質的規(guī)定性。之所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出現(xiàn)了兩次結合、兩次飛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要回答和解決“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眱纱髿v史任務。

　　2． 毛澤東思想的成果包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兩方面實踐相結合的科學成果。為回答和解決第一個歷史課題，毛澤東領導黨進行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一次結合，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其成果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為回答和解決第二個歷史任務，毛澤東提出了“第二次結合”的任務，并進行了初步的探索。由于他晚年指導思想上的失誤沒有完成這一探索，但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正確思想。這兩方面的科學成果，統(tǒng)稱為“毛澤東思想”。從內容和邏輯上講，毛澤東思想包括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思想；
從時間上講，涵蓋毛澤東同志從1921年到1976年提出的科學思想。

　　3．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過程中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起點，但沒有能夠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即沒有創(chuàng)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毛澤東發(fā)表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的地位，是客觀存在的。同時必須實事求是地指出，由于毛澤東晚年在指導思想上的失誤，他不僅沒有能夠完成這一探索，沒有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且還沿著相反的方向，提出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理論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始于毛澤東上一世紀50年代中期的探索，但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那時形成的。

　　4． 鄧小平領導全黨全國人民，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為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重新開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并實現(xiàn)了理論飛躍，即創(chuàng)立和奠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方面總結歷史經驗，繼承毛澤東同志的未竟之業(yè)和思想財富，一方面以新的實踐為基礎探索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取得了突破性的新進展，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理論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就是鄧小平提出的。毛澤東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留下的思想財富，也是鄧小平在糾正毛澤東晚年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的基礎上繼承下來的。

　　綜上所述，在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時，應該從鄧小平理論講起，指出這一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fā)展觀等重大戰(zhàn)略思想；
在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歷史時，應該從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的曲折探索講起，指出鄧小平在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已經繼承了毛澤東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思想，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ㄕ�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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