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緒山:“儒家資本主義”,論是個假命題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19世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其名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中提出新教倫理利于資本主義,而儒家思想與現(xiàn)代資本主義不相容的觀點,被稱為“韋伯命題”。這個命題實際上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新教倫理對于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生長具有助力;
一是儒家思想精神難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融合,對其形成助力。
對于韋伯的這個“命題”,很長時期內人們并未提出異議。自上個世紀中葉以后,隨著儒家文化圈內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的快速發(fā)展,這個“命題”的有效性開始受到挑戰(zhàn)。進入80年代以后,歷史上以儒家思想為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中國大陸,經濟發(fā)展的快速列車逐漸啟動,尤以近20年的快速發(fā)展更是令人矚目。重新審視東亞各國經濟發(fā)展與儒家思想影響的關系,成為一種潮流。于是,歐美學界一些人和“新儒家”學者,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奇跡”命名為“儒家資本主義”或“儒家現(xiàn)代化”,從回應長期流行的“韋伯命題”。
“儒家資本主義”論認為,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中國大陸最近半個多世紀所創(chuàng)造的經濟奇跡(或稱之為現(xiàn)代化成就),主要得益于儒家文化,因為“是儒家使他們忠于家庭、服從權威、尊敬長者,以及勤奮努力、儉樸自制、互相合作。如果缺乏這些倫理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價值體系、生活規(guī)范與社會結構,那么現(xiàn)代化恐怕很難實現(xiàn)!保ǜ蹬鍢s:《儒家與現(xiàn)代化》,見《儒家與現(xiàn)代人生》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34頁)一言以蔽之,“儒家資本主義”論認為,儒家思想倫理非但不與資本主義抵牾,而且對資本主義,乃至現(xiàn)代化還有推動作用。
“儒家資本主義”(或“儒家現(xiàn)代化”)證實“韋伯命題”失效了嗎?要回答這些問題,關鍵是看儒家思想傳統(tǒng)是否能夠提供資本主義產生的“充分必要條件”。
馬克思終生以資本主義為研究對象,他的觀點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根據馬克思闡述的資本主義根本特點,它的產生和維持需要三個方面的因素為其“充分必要條件”。
首先,資本主義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生產,這種生產方式的產生所需要的充分條件是,“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頁)他又說:“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過程從屬于資本,或者說,這種生產方式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為基礎,而且這種關系是起決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頁)這種生方式的目標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以最快的速度實現(xiàn)財富的增值。資本主義在一百年時間內積累的生產力超過了人類幾千年積累的總和,得益于這種有效的財富積累方式。
但是,這一過程所展現(xiàn)的人欲之惡,受到人類趨善之心的厭惡。空想社會主義者對它的批判正是由此而來。因此,承認這種生產方式,就意味著承認人類趨利自私的本性,將創(chuàng)造和增殖財富視為一種美德,而不是從道德意義上進行譴責。這一點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尤為重要。對財富的追求成為一個時代的風尚(ethos),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基本前提。
其次,生產過程服從市場,產品的出路也依靠市場,換言之,市場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資本主義最典型的特征。這一特點決定了生產過程的開放性和產品消費的開放性。人們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是有充分道理的。它不同于農本經濟條件下生產過程的封閉性和產品消費的封閉性。因此,承認市場經濟的重要地位,并按照市場規(guī)則行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
第三,資本和被雇傭者的結合,要求生產過程的自由和產品流通的自由,要求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有效運作,以保障公平競爭,反對和拒斥貴族特權經濟和超經濟強制。所以,市場經濟又被稱為自由經濟和法律經濟。
上述三個基本因素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的“充分必要條件”;
而這些“充分必要條件”恰恰是儒家思想倫理所缺乏的。
首先,儒家的“義利觀”使以逐利為特色的工商業(yè)行為很難獲得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義性?鬃诱f“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庶之徒也。欲知舜與庶之分,無他,利與義之間也”。董仲舒則說:“明明求仁義,君子之事。明明求財利,小人之事”。儒家將“君子”和“小人”對立起來,將“義”與“君子”、“利”與“小人”聯(lián)系起來,其結果自然是“義”與“利”的對立。雖然有學者(如余英時)指出,明清時期的中國商人在精神方面已有重大變化,不再恥談逐利求富,但從整體上,“義”“利”對立至今仍然是積淀于我民族心態(tài)最深層的觀念之一,尤其是在“士”組成的主流社會。雖然儒家倫理并不絕對地拒斥逐利行為,甚至連孔子也說:“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保ā墩撜Z•述而》),但在總體上它并沒有沖淡根深蒂固的“義”“利”對立觀念。這種觀念顯然不利于工商逐利精神的培育,更不可能促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
從客觀上,作為一種觀念形態(tài),儒家倫理無論如何揚“義”而貶“利”,都不會阻止人們在社會實際中對“利”的追求。逐利是人的本性,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天攘攘皆為利往”的滾滾俗世中,人們非常清楚“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致富秘訣。但是,與農本經濟互為里表的儒家倫理演變成為制度倫理與思維定式,它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性作用就顯現(xiàn)出來了。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農本社會。在這個以穩(wěn)定為追求目標的傳統(tǒng)社會中,士、農、工、商即所謂“四民”等級構成社會的主干。在儒家思想倫理中,“士”為四民之首,儒家倫理倡導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信條,明白無誤地表明士大夫階級的優(yōu)越地位。作為“勞心者”,士大夫階級的“治人”地位,受到儒家倫理的特別推崇。儒家“學而優(yōu)則仕”觀念造就的官本位傳統(tǒng),使士大夫汲汲于功名利誘,念念于做官發(fā)財。這種行為價值取向,以冠冕堂皇的說法,稱作追求“修齊治平”的不朽功業(yè);
以通俗的說法,便是滿足光宗耀祖、榮華富貴、黃金屋顏如玉的欲望。傳統(tǒng)士大夫階級根本看不起兢兢業(yè)業(yè)的資本主義創(chuàng)業(yè)精神,更不會走上在他們看來粗俗鄙下、充滿世俗氣的實業(yè)道路。儒家“學而優(yōu)則仕”傳統(tǒng)將讀書人導向“升官發(fā)財”的傳統(tǒng),完全不同于資產階級以市場為手段追求“生產殖業(yè)”的理想。
在儒家等級倫理中,農民被排在僅次于“士”的地位。這樣的次序安排,是因為幾千來中國年社會乃是以農業(yè)為立國之本。作為“治于人”的物質生產者,農民提供了整個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儒家倫理對于這個等級的最大影響,乃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心理。這種心理使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均貧富”口號贏得小農生產者最大程度的支持和響應,但在心理和道德上難以接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的財富地位的不平等。
手工業(yè)和商業(yè)是最能使資本增殖的產業(yè),但卻被視為沖擊社會穩(wěn)定、動搖國本的力量,成為皇權專制王朝忌憚的對象,抑制和打擊的目標,于是“重農抑末”成為歷代皇權專制王朝的基本國策。同時,小農生產養(yǎng)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貧富”心理,使工商積累的財富很容易成為下層民眾攻擊的目標。中國歷史上被民間文化推崇備至的農民造反者的“劫富濟貧”,不唯針對貪官污吏的不義之財,而且也指向工商業(yè)者苦心經營積累的財富。在傳統(tǒng)農本社會里,以工商之途致富,除了在皇權專制王朝重農抑(工)商的基本國策下遭受政治上的歧視,其本身也潛伏著巨大的危險性。
儒家倫理中牢固不破的“義”“利”對立觀念,在我國國民心理中塑造的是影響深遠的“商人重利輕別離”情感倫理。所以,在傳統(tǒng)思維中,“工商之人”很少得到正面的肯定,多半被視為精于算計、充滿銅臭氣的奸猾之徒。以工商致富的經濟上的成功者并不能擺脫遭人歧視的地位。在宗法皇權專制制度之下,處于壓抑狀態(tài)中的商人階級,或者以奢靡生活將積累的財富揮霍掉,或者用于購買地產轉變?yōu)橐缘刈鉃閯兿鞣绞缴畹牡刂鳎还懿扇『畏N方式,都不可能將手中的財富轉化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實現(xiàn)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增殖。因此,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結合,不可能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儒家倫理塑造的社會心態(tài)以及它所服務的社會結構缺乏導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要條件。
近幾十年來,東亞經濟發(fā)展迅速,保持著持續(xù)不衰的活力,成為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明星,被稱為“東亞經濟奇跡”。有些學者在探討其原因時,將它與儒家思想的資源聯(lián)系起來,認為傳統(tǒng)儒家倫理價值觀,如家族主義、忠誠、尊重權威、重視教育,勤勞節(jié)儉、鼓勵儲蓄等等,是東亞經濟奇跡的主要推動因素!叭寮屹Y本主義”成為許多人接受的新概念。
其實,稍做觀察就不難發(fā)現(xiàn),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推行“脫亞入歐”政策,仿效西方模式實現(xiàn)社會轉型;
二戰(zhàn)以后,其經濟的率先起飛,也是推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東亞四小龍的成功發(fā)動,具體原因或有不同,但有一點是根本相同的,即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對于財富增殖的巨大意義,及時地實現(xiàn)了由封閉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同時不失時機地抓住機遇,充分利用了難得的有利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加入開放的國際貿易大循環(huán)。而法律的強化和健全則是保證市場經濟正常運作的重要條件!皷|亞經濟奇跡”所需要的倫理道德上的“充分必要條件”,在儒家政治倫理中是沒有的。
中國大陸在20世紀下半葉發(fā)展歷程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也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如所周知,這一時期最初三十年的大錯之一,是缺乏對市場經濟性質的健全認識。兩千余年“重農抑末”政策造就的必然后果,是長期蒙昧于市場經濟的作用和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必然性,輕視乃至敵視商品市場經濟。1958 年,主要決策者沉醉于烏托邦共產主義,固執(zhí)于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甚至對《三國志》記載的張魯在陜西漢中地區(qū)推行的大鍋飯政策大表贊賞;
后來又堅持“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以意識形態(tài)作為經濟決策的依歸,終至將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這些思想觀念的深層心理基礎無不與儒家倫理造就的封閉的小農心態(tài)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80年代初期開始的改革開放歷程,也是在各個方面突破舊的傳統(tǒng)思維的過程。首先是打破兩千余年以來儒家倫理塑造的“義利觀”的束縛。鄧小平那句具有典型時代意義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宣告了一個固守傳統(tǒng)生產方式、以貧窮為光榮的時代的結束,開啟了一個以有效方式追求個人、社會與國家富強的新時代。此后,“致富光榮”成為一個時代最為流行的重要理念,發(fā)展經濟、追求財富不再是一件可恥的行為。
其次,商品市場經濟的合法性逐漸得到承認,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以“紅頭文件”的形式肯定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有益補充”,“經商熱”成為席卷全國的潮流,一向堅守“君子固窮”信條的知識分子,在觀望、猶豫、彷徨之后也紛紛拋掉“何必曰利”的儒家倫理信條,走向了“下海”創(chuàng)業(yè)的道路,終于成為今日中國經濟人才群體的生力軍;
招商引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個體經營,成為中國開放時代最具活力的經濟領域。歷史的演進終于使這個古老的民族認識到,市場經濟乃是高效率的財富增長方式,農本封閉經濟根本無法比擬。最終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民族的共識,成為追求的目標,莊嚴地寫入憲法。
第三、與市場經濟相配合的法制建設逐漸完善。中國社會傳統(tǒng)中,最為流行的觀念是皇權至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個人權利和個人財產觀念都極為薄弱。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那句響亮的“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口號,一直在反抗王權專制制度中發(fā)揮著巨大作用,但在20世紀下半葉的前三十年中卻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最大罪惡進行猛烈批判。以“革命”形式掩飾的無法無天行為大行其道,終于在“文革”時期以任意剝奪個人財產的抄家方式爆發(fā)出來。這種“無法”經濟甚至在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后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有所表現(xiàn)。1984年,從事個體生意的年廣久經營有方,以經營炒貨而致富,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復辟”,面臨遭整肅的危險,以至驚動中共中央,造成轟動一時的“傻子瓜子”事件。鄧小平力排眾議,堅持個體經營的合法性,遂使個體和民營經濟破土而出,逐漸得到合法保護。然而,源于僵化意識形態(tài)的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爭論并未停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斷然否決這場無謂的爭論,確立“三個有利于”的標準,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才為全民族所接受,才有了近15年中國市場經濟的順利發(fā)展,與此同時,一系列保護市場經濟的配套法律也陸續(xù)制定出來!段餀喾ā返墓迹瑯酥局c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制建設框架基本完成。
從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的整個過程,人們很難看到儒家倫理對于中國經濟奇跡的直接關系。儒家倫理中的“忠于家庭、服從權威、尊敬長者,以及勤奮努力、儉樸自制、互相合作”等因素,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社會中是一直存在的,但這些因素并沒有促使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發(fā)生本質的變化。毋寧說,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的歷程,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與傳統(tǒng)積習的斗爭,伴隨著克服與破除傳統(tǒng)儒家政治倫理阻力的艱苦努力。將中國近30年的經濟發(fā)展奇跡歸功于儒家倫理的推動,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
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內容,商品市場經濟在儒家思想風光無限的兩千多年中始終沒有擺脫“萌芽”狀態(tài),卻在儒家思想備受冷落的最近30年大放異彩,這個事實本身就頗能說明問題。(200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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